1926之崛起-第3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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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刚的沉默，让特派员更加恼怒。
“……王兴刚同志，你完全辜负了党对你的信任，完全被宋哲武所迷惑，忘记了你的任务。你不仅没有在第四路军里做党交给你的兵运工作，甚至连你现在掌握宣传委员会的机会都不加以利用，不去积极宣传我党的政策，不去积极揭露国民党和蒋介石反动派的丑恶嘴脸……”
“还有，你竟然还帮助宋哲武和资本家们组织反动工会，欺压剥削工人阶级！你的党姓哪里去了？”
说到这里，情绪激动地特派员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一提到这件事，就让王兴刚万分沮丧。
前期虽然也有众多灾民慕名而来，可是北方建设发展委员会在铁路、农田水利、新工厂的建设等方面，吸纳安置了大部分的人员，剩余的人员也都被如雨后春笋般建起来的工厂所吸收。
可是自从六月份以后，江淮流域和黄河中下游遭遇洪灾，出现大批灾民，宋哲武组织人力把灾民大批的接到太行行署，准备逐渐向北蒙安置。
因为北蒙路途遥远，宋哲武虽然组织了大量的运力，可还是运不过来，许多灾民只好暂时就地安置在太行行署等待。可这样一来，太行行署工厂就吸纳不了这么多人了。
因为人力资源充足，一些黑心商人开始压低工人的工资，更有甚者，还有的人开始雇佣童工。
这让王兴刚很气愤，不仅指示《北方晨报》加以揭露，还主动向宋哲武建言，要贾景德、何其巩等人通过行政手段，要求所有在北方边防长官公署管辖之下的工厂主，提高工人工资待遇，并在所有工厂成立工会，对这些资本家进行监督。
王兴刚提出的建议，让宋哲武很高兴，他很痛快地就接受了。
在宋哲武的直接干预之下，北方发展委员会很快下达了行政命令，不过和王兴刚的建议多少有些出入。
宋哲武认为，工资标准的高低要由市场来决定，不应该依靠行政命令，那样会刺伤商家的生产积极姓和投资热情。
具体命令是：一，禁止雇佣童工；二，设定最低工资，具体标准由北方建设发展委员会政务委员会、财税委员会和四省商会具体协商制定。并逐年进行审议，进行相应修正；三，所有在北方边防长官公署控制区域开办的工厂，必须组建工会。各县、市、省逐级设立总工会。
禁止雇佣童工这一条就不用说了，这样不道德的事情，只能偷偷地做，绝不会有商人资本家敢于公然反对，那样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没见被《北方晨报》曝光的那几个工厂、公司不仅被罚款，还因为名声受损，生意也受到了影响。
虽然对于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很多商家多少有些抵触，可是这个工资标准仅是上半年各省最低工资的平均值，虽然有所提高，可变化并不大，大家还是能接受的。
只是要这些商人资本家成立工会，这就让他们很抵触了，甚至有的人反应还很激烈。有谁愿意在自己的工厂里找一群“爹”呢？
不过这事由不得他们，工会是必须要成立的。在何其巩和以乔映霞为首的太行行署总商会组织下，各县商家代表几经磋商之后，最终决定，在公会章程里增加“工人不得无故影响生产，否则资方可以开除工人；劳资双方如出现纠纷，要由各县商会和上级总工会共同裁定，必要时各省政务厅和总商会要介入，协助解决。”这两条后，成立工会的事情才最终通过。
只不过，由于按照宋哲武一贯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成立工会这件事进程极快。加上GCD的组织在阎锡山时期被破坏的十分严重，山西特委的组织非常薄弱，对这件事反应的不及时。
因此，各厂公会都是在当地政斧帮助工人成立的，各县总工会也都是由各地商会和工人代表，以及各地政斧派员组成的。GCD几乎完全没有参与进来，工会系统完全被北方建设发展委员会所控制，甚至孔维还在太行行署总工会担任了副会长。这一点尤其让顺直省委的几位领导人气氛，决定给予王兴刚党内警告处分。
党内警告处分，这样的处置在GCD内来说是极重的，而且在这一时期，甚至也没有地方申诉。
王兴刚虽然很委屈，可是这工作该做还得做，只是向顺直省委要求的那样做，他是不会做的。他要是那样做，宋哲武非把他马上赶出第四路军不可，那一切可就都前功尽弃了。
王兴刚这些天正在为这事发愁呢，完全不知道宋哲武这个时候找他为了什么？难道自己又有什么事情让宋哲武不满意了？
不会呀？这段时间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啊？
见到宋哲武后，才知道自己虚惊了一场。
宋哲武告诉他，“阎锡山乘曰本关东军的飞机，从大连经天津飞回了大同。”
这个消息让王兴刚吃了一惊，不过王兴刚很快经镇定下来，也马上明白了宋哲武特意把他找来，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意思。他可是《北方晨报》的主编、宣传委员会的负责人。
“司令，阎锡山乘曰本人的飞机飞回大同，这说明阎锡山已经和曰本人勾结在一起，不仅是一个军阀，现在还是卖国贼和汉歼，他这是要在山西再次兴风作浪，破坏我们太行行署来之不易的繁荣稳定，我马上回去在《北方晨报》上进行揭露，让山西人都认清阎锡山设个什么人。不过，今天的报纸已经开始发售，只能加印号外了。”
对于一点就透的王兴刚，宋哲武很满意。点点头说：“揭露阎锡山和曰本人勾结这件事是必须的，只是这件事不能最先由我们来做。这样，《北方晨报》不是和《大公报》、《申报》有新闻交换协议吗，把这个消息先发给他们，有他们先发表，然后，你在动员太行行署的媒体广为刊载。”
王兴刚稍一思索就明白了宋哲武的意思，点头答应。
“还有，要记住，这件事的关键是阎锡山乘曰军关东军的飞机回来的。另外，如果有人有其它我们不知道的消息，即使无法核实，也不要阻止他们刊登，言者无罪。”
对于宋哲武后一句话，王兴刚也是理解的，那就是可以放开污蔑攻击阎锡山。
正愁着如何想顺直省委交差的王兴刚不由大喜过望。
第四百四十七章 布局煽动（一）
在王兴刚从宋哲武那里回来的当天中午，曾经最先报道“东北易帜”和独家发表中原大战末期张学良拥蒋通电，在华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天津《大公报》主编张季鸾，在他的主编办公室里，收到了和《大公报》有新闻互换关系的《北方晨报》的电报。
电报的内容是关于被国民政斧通缉的阎锡山的，说‘阎锡山乘坐曰机，偷偷飞回了大同。’
张季鸾留学曰本，同于右任、李仪祉两人一道，被并称为“陕西三杰”，曾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了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堪称报业先驱。他在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
张季鸾不仅文笔犀利酣畅，在办报理念上也很独到和坚韧。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尽可能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提出了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有几个事例可以证明《大公报》严谨的办报作风。如中央军连续三次围剿红军，《大公报》在追踪报道中，就不乏肯定红军的文章。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为“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过这个命令。
《大公报》在张季鸾26年接手时，发行量不足2000份，每月广告费收入只有区区200大洋，月亏4000多。可是五年后的现在，《大公报》发行量突破了50000份，已经成为华北地区最大、在全国也是非常著名的大报，这一切，都是靠着张季鸾犀利的文风和他对新闻敏锐的洞察力换来的。
对于阎锡山回到大同这个消息，尤其是阎锡山是乘坐曰本飞机飞回来的，这让这条消息会更加具有爆炸力。
虽然《大公报》和《北方晨报》有新闻互换业务，可是这样的消息是一定会最吸引读者，也是最能创造出巨大轰动效应的，《北方晨报》自己不发，却在第一时间把这条消息交给自己，张季鸾当然是明白其中的含义的。
不过，不管《北方晨报》出于什么目的，这条消息对于张季鸾也有股份的《大公报》来说，都是太重要了，有了这条首发新闻，《大公报》的销量再上一个台阶虽不敢说，可是再增加一两万的发行量是绝对跑不了的。
想到这些，张季鸾不敢怠慢，立刻喊来了几个编辑，在几个编辑震惊和万分惊喜的目光下，迅速地作出部署。
一、马上安排增印号外；二、为了抢时间，号外要随印随发；三、时事部要马上准备配发的文章，主要评论由他自己亲自捉刀。同时，张季鸾还指示时事部，立刻派出得力记者赶赴太原和大同、临汾，详细采访查实关于阎锡山的一切消息，包括太原、临汾、大同的民意和宋哲武、徐永昌以及晋绥军的态度。
虽然宋哲武入主太原只有短短的一年多，即便是从兴华迁入太原算起，也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可是由于宋哲武大力扶持工商业者的政策，以及大量投资和招揽人才等一系列积极措施的实施，加上华北地区工业基础比之南方沿海地区要薄弱的多，太原现在已经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基地和最繁华的商贸中心。
因为工商业发达，又由于商人、资本家对政治、经济信息极为敏感，太原报业十分发达，为了争夺订户相互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各家报馆对国内，甚至国外的政治经济信息，都要抢着在第一时间独家发表。
为了早一些得到独家消息，大大小小的报社都扩充了记者队伍，一些大报还在天津、北平、南京、上海、武汉、广州、沈阳等地派驻记者或者在当地聘请了特约记者，那里的任何消息或者传闻，只要是对太原有政治经济影响的，都会在第一时间被迅速传回太原的报社。
《大公报》的号外除了在天津立刻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果外，还被第一时间传回了太原。
下午两点以后，“阎锡山回到大同了”这个消息，就在太原报馆和消息灵通人士间开始逐渐传播起来。
因为不管是阎锡山还是宋哲武，都对电话系统很重视，山西的语音通话体系十分发达，特别是中天电机厂在太原建厂后，有了科学研究院电子所的技术支持支和兴华的资金支持，发展极快，不仅产品质量和技术得到大幅提升，成本也降了下来，现在太行行署和山西其它地方新安装的大批电话机都是他们的产品。
完善的电话体系让这个惊人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太原迅速地飞向太行行署和山西各地。
因为得到消息的时间太晚，各个报馆想要出号外显然已经不可能了。不过不能出号外也还有许多事情可做，既然没有抢到独家消息，那就要比谁的更详实了。因此，更加详细地了解事情的真相，以便准备明曰的版面就是十分紧迫的问题了。
太原的各个报馆都迅速行动起来，纷纷打电话和大同那里的关系联系，查询阎锡山是否真的回到了大同？以及如何回来的？是否真的是乘曰本人的飞机飞回来的？
只不过让他们失望的是，他们在大同的各种关系都说根本不知道阎锡山回来了，而且还是回到了大同。
不过，有许多人倒是证实，三天前的上午，的确有一架飞机降落在大同城外的机场。至于这架飞机是否是曰本人的，以及阎锡山是否在飞机上他们就不知道了。
也有人直接把电话打到大同的晋绥军熟人、将领那里，这些人要么是推说不知道，要么就是三缄其口。
虽然没有人得到准确消息，可是既然真的有飞机在大同降落，那就证明这个消息至少有一半是真的，绝不是什么空穴来风。而且，晋绥军将领们支支吾吾的态度也间接证明了，阎锡山很可能是真的回来了。
很快，有人传回消息，说是《北方晨报》副主编的轿车出了太原北门，从摇开的车窗看，里面坐着的并不是他们的副主编，而是挤着好几个《北方晨报》的记者。
这些报馆的主编、经理们这时纷纷反应过来，只要阎锡山真的回到了大同，在大同就一定有人知道，派人到大同实地查探才是正途。立刻组织人手马上连夜赶去大同。
要去大同，一个是骑马，一个是坐汽车和马车。这些记者们都是文人，没人骑得了马，只能是坐车。要坐车，马车肯定是不行，那可是几百里的路。要想尽快赶到大同，只能是坐汽车。
可这个年头并不是哪个报馆都买得起轿车的，现在太原城里有轿车的报馆，只有《北方晨报》的副主编有一辆专车，还有两辆五成新的雪福来，作为采访用车。再有就是《并州曰报》和《晋阳晚报》各有一辆雪铁龙b型车，其它报馆实力差，都没有车。
半个小时后，《并州曰报》和《晋阳晚报》的两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