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有梦-第1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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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法人是罗天永，背后控股的却是鲁仲明名下的一个投资公司。堵了大京九，这件事就由一个普通的经济事件变成了政治事件，事情和政治拉上了关系，当然会非常头疼。另外，这件事有地方势力参与，搞不好也是个古老的帮派什么的，其中可能也有几个高手，就算目前在政府的帮助下将事情暂时解决了，但到了以后，对方为了帮派的面子，用点过激的手段向他示威也说不定。所以得到这个消息后，鲁仲明让罗天永带着所有的保镖先去新修县，自己向古城的那些长辈汇报一下新情况后就来找李远方，让他帮着照顾一下女儿，然后赶到新修县去亲自处理这件事。
第一百三十一章 绿林旧事
听鲁仲明和王湘林互相补充着说完事情经过，李远方不由得暗自庆幸，庆幸的是他自己有钱老把关，所以才没犯和罗天永同样的错误。
开办梅山土特产之初，制定和农民签订的农副产品原料预购合同的时候，李远方打算农民能产多少他就收多少，根据农民的生产情况决定公司的生产规模。因为他已经从钱丰那里和望河县政府的统计数字中了解到，就算把全县农民的所有产量都算上也满足不了梅山土特产的设计产量。既然如此，不如向农民承诺地里产多少，土特产公司就收多少，这样可以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但他的这个方案到钱老那里后碰了壁。
钱老要求李远方根据和省外贸、李蒙等人约定的销售计划来确定土特产公司的生产计划，然后由生产计划来确定向农民预购农副产品原料的数质量，和李远方的思路正好相反。当然，考虑到一些不确定因素，收购比生产计划稍多一点的农副产品原料是可以考虑的。钱老的解释是，不管原材料市场能不能满足生产需求，生产计划都应该由销售计划来确定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产品供大于求，产品大量积压，会给公司造成很大的损失。如果供不应求，则对公司只有好处。另外，钱老要李远方考虑到农民们过高的生产积极性，如果承诺产多少收多少，农民可能连粮食都不种，无计划无节制地种那些经济作物，而且种出来的农副产品原料的质量也很难保证。不种粮食，对望河县这样的地方来说显然是不可取的，种出的东西梅山土特产做不到全部收购，则会给农民带来巨大的损失。最好的方法就是签约时给农民规定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这样的话，既可以使农民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又能保证得到品质优良的原材料。按照钱老的方案来办，无论是土特产公司还是望河县的农民，都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限度。这个稳打稳扎的方案，对于梅山土特产这样一个新成立的公司来说是最为合适的。
在为自己庆幸的同时，李远方也考虑了鲁仲明对香猪事件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觉得鲁仲明的方案已经是比较完备的，以他的经验和阅历，想不出比鲁仲明更好的方案，就问了王湘林：“老王你认为应该怎么办？”
王湘林说：“虽然目前这件事已经变成了政治事件，和罗天永这个法人以及鲁总都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件事毕竟是由那个熊先生引起的，组织堵住大京九的行动也和你们无关，追究法律责任追不到你们身上。罗天永这段时间避到南乡的行为，可以用公司资金被熊先生卷走，正在想办法筹集资金来解释，公司暂停收购香猪，就用公司资金运营出现问题、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为由。只要鲁总能履行好合同规定的义务，这件事就算捅破了天也不会牵连到你们身上。我所担心的是，真像罗天永说的这件事有地方势力在里面插手，就算现在暂时把事情处理好了，以后你们的麻烦还是不少。这些江湖上的规矩我不懂，所以我看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李远方认同王湘林的意见，罗天永的错误，不管是盲目扩大生产规模还是财务大权的旁落，都只是经营策略方面的问题，实际上他也是受害者，不应该负什么责任。而且罗天永这两年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有功，和各级官员又有一定的联系，再按照鲁仲明的方案解决了香猪的收购问题，政府方面和养殖户那里应该好说话。听王湘林提到“江湖规矩”这几个字，插了一句说：“师兄，这次连省公安厅都惊动了，你自身的安全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要是你带那么多保镖去，政府和公安部门会很反感，还会让那些帮派以为你要和他们来硬的，惹火了他们反而更不好。如果想用江湖规矩和那些帮派达成谅解，你一个人去拜访他们会好说话些，要是你不放心的话，到时候我跟你去一趟。”
鲁仲明想想也是，对李远方说：“远方说得有道理，这几年我一直都在做生意，从昨天到现在又昏了头，这些江湖规矩差点都忘了，真要是江湖人的话，是最讲面子的，我带那么多人去确实不好。天永应该还没到新修县，我等会打个电话让那些保镖都回南乡来，就我和他两个人去就行了。等政府那边的麻烦解决了，我想办法找到那些帮派讲一讲，干脆我一个人去，远方你就不用去了，帮我照顾着小萌就行了。要是你真想帮忙的话，开着你那辆车把我们送到新修县，看在你这辆车的车牌的份上，政府和公安那边可能会好说话些。我这次就算是狐假虎威，远方你不怪我在利用你吧。”
李远方想自己要是开着那辆夸张的大吉普到新修县去，确实有些“狐假虎威”的味道，说句心里话，他是越来越讨厌自己这种不明不白的身份，但刚才话已出口，主动要求陪鲁仲明去一趟的，这个时候不好反悔，只好答应了鲁仲明的要求。对鲁仲明说他出去和叶黄以及干仁国交待一声，鲁仲明让李远方顺便把鲁萌喊进来，他也要给女儿交待一下。
李远方出去的时候，几个女的都在叶黄的房间里说着话，客厅里只有李教授、肖副厅长、乔局长以及肖南庭等人。李远方找到鲁萌说她爸爸找她有事，顺便把叶黄也喊了出来向她说明情况。叶黄听李远方说要陪鲁仲明到新修县去一趟，让她留在南乡等着，心里不大高兴，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除了噘一下嘴外，倒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只是说路上小心点，早点回来。
乔局长听说李远方要陪鲁仲明去新修县，若有所悟地问李远方：“是不是为今天早晨大京九被堵的事去的，听说这件事和新修县的香猪项目有关，香猪项目由一个华侨和西部省的一个公司投的资，和鲁先生有关吗？”李远方看瞒不住乔局长这个明白人，回答说确实是鲁仲明投资的，现在有麻烦了，他开车送鲁仲明去一下，看能帮点什么忙。
乔局长沉吟了一下，对李远方说：“真要去新修县的话你要小心点，那个地方的治安一向不大好，连土匪都有。堵大京九的事要是有人在后面操纵，肯定和那些土匪有关。”听到“土匪”两个字，李远方觉得怪怪的，心想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怎么可能还有土匪，乔局长指的，应该是一些地方势力，平常解决问题所用的手段有些过激，让乔局长他们公安部门感到头痛，所以就用“土匪”这个名词来形容。然后想想，既然乔局长对新修县当地的情况有一定了解，向他先咨询一下比较好，就问了乔局长：“你说的‘土匪’都是些什么人？”
乔局长苦笑了一下说：“土匪就是土匪，从祖上传下来的土匪，还能是什么人。”发现李远方越听越糊涂，乔局长看着肖副厅长对李远方说：“这件事当地人都知道的，老首长以前还和他们打过交道。”肖副厅长点了点头，李教授则说：“我也听说过北边的山里一直有土匪，听说他们还经常下山来作案，但报纸从来不敢报，外地人都不知道。”肖副厅长接过李教授的话说：“倒不是报纸不敢报，因为是那些人也是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什么穷凶极恶的人，叫他们土匪只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不是太确切。虽然那些人有些风俗比较特别，但做的事情都有一定的道理，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政府和公安部门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互相给点面子吧。”
经过肖副厅长和李教授进一步解释后，李远方总算明白被乔局长称为“土匪”的那些人确实和所谓的土匪有些联系。河西省历朝历代以来都是欠发达地区，全省境内多山，而且山区的土质不大好，各种作物的产量比较低，老百姓生活比较艰难。多山的地方，民风一般比较骠悍，如果有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鱼肉乡里，老百姓走投无路之下，只有上山落草为寇，成为武侠小说里所说的“绿林好汉”，做一些反压迫反贪官劫富济贫的事。这些人，在老百姓眼里是好汉，在官府或者地方豪绅的眼里，当然就是土匪了。因为走投无路上山落草的好汉和真正为非作歹的土匪很难界定清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官府的有意识引导下，就用统一的“土匪”这个名词来称呼。只不过当时的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清楚哪些山头的人是好汉，而哪些山头的人确实是土匪而已。
既然要当绿林好汉，当然要有保护自己的本领，正好河西省境内有张天师的道场，“天师道”是有习武传统的，受“天师道”的影响，经过一代一代的积累，那些绿林好汉中不仅出了不少武林高手，而且产生了一些具有一定传统的武术门派。和全国其他的武术门派不同，河西省境内的门派基本上都是占山而据，形成一个个山寨似的村落。随着时代的变迁，当年那些绿林好汉的后代最后都成了散布各地的山民，宗族的传统代替了门派的门规。当年毛老人家上山打游击的时候，得到了这些山民的不少帮助，有的人后来还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将领。
建国以后，那些真正的土匪当然都被镇压了，老百姓的生活环境也与以前大不相同。由绿林好汉的后代转变而来的山民，有些搬到山下居住，而有的还留在山上不愿下来。留在山上的山民，由于居住的地方非常闭塞，而且保留着一些长期以来形成的古怪风俗，所以仍然被城里人歧视性地称作“土匪”。城里人的解释是，这些人祖上当过土匪，而且现在还住在深山老林里不愿下来，当然是打算继续做土匪了。
住在深山里的山民，有的还保持着习武的传统。当新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按照传统，长辈会让他们到山下历练一次，交待给他们一个任务，完成任务了才算成人，可以出师或者自立门户。所交待的任务，按照绿林好汉反压迫反贪官劫富济贫的原则，一般都是惩罚一下某个贪官，利用飞檐走壁的功夫，到那些人家里盗点值钱的东西散给老百姓，然后留个纸条什么的警告一下。
在建国初期，贪污腐败的事情比较少，山民下山的次数也比较少，当时的社会信息化程度又比较低，就算做过了什么，一般老百姓也不会知道。那些山民的前辈和当时的许多领导在战争年代里有过交往，事后也会向某些领导通告，既然大家都心知肚明，再说当时的法制不是太健全，政府和公安部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安无事，这些山民的成人方式对社会的稳定倒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到了后来，经济发展起来了，贪官多了，山民下山的次数就相应地也多了，而且社会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一有风吹草动就能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从情理上讲，他们的行为是有可取之处的，但在现在这个时代里，没有执法权利的他们的所作所为，从法律角度上讲是“作案”，既搞得人心惶惶，也让政府和公安部门大感头疼。于是在有些老百姓眼里，他们更是“土匪”了。
老一辈领导退下去的时候，没向自己的接班人交待其中的奥秘，新领导就理所当然把这些连环案件作为政绩工程挂牌来查。肖副厅长刚当南乡市公安局长的时候，接手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督办此类系列案件。但因为这些绿林好汉都是高来高去的，公安部门查了大半年，除了发现被盗的人都能以贪污受贿罪至少判个十年八年外，没有查到多少与作案者有关的线索。后来，肖副厅长在多年以前的历史卷宗中发现了一些类似案件的零星记录，而且当时对案件的处理结果非常奇特，就找到当时专门负责这类案件的一个已经离休的老领导请教，从老领导口中，肖副厅长知道了一些内幕。
按照老领导的意思，对这样的案件，应该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作案对象的资产来源的清查上，而对那些作案者，避重就轻地放过就行了，把这类案件作为反贪污反腐败的突破口。肖副厅长对老领导的观点不敢苟同，因为现在时代变了，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不仅对政府的形象造成很大影响，而且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于是，他采取了一个折衷方案，在老领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