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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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之后，就该说到鲁迅二弟周作人了。20世纪50年代初，周作人在报纸上写了大量关于鲁迅的文章，后汇成《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书。周作人在那时候写这些东西，无非是为稻粱谋，赚稿费养家糊口。他只写他所认为的客观事实，尽量避免主观介入。这些文章对研究鲁迅自然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鲁迅三弟周建人先生，在鲁迅逝世后的十多年间，也写了十来篇回忆鲁迅的文章，五十年代初结集为《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出版。在九十多岁的高龄时，还口述了《鲁迅故家的败落》。这些，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鲁迅。但“文革”期间，周建人先生也出版了《回忆鲁迅》一书，那就完全是把鲁迅往“文革”的战车上绑，让鲁迅为“文革”服务了。
鲁迅公子周海婴先生，2001年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也应视作是对鲁迅研究的独特贡献。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对1957年一则有关鲁迅史料的披露。
在1949年后，许广平先生历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等职。周建人先生则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高教部副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是中共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这些，无疑都是鲁迅对亲属的现实影响。仅此一点，也就说明，在1949年后，鲁迅的确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肖像权、著作权一类问题上，不能与一般人等量齐观。所以，每当周海婴先生在此类事情上兴讼，我都是颇有腹诽的。
许广平、周作人、周建人、周海婴，他们对鲁迅的回忆，有着不言自明的理由和价值。但周令飞先生如今忽然“为鲁迅之名奔忙”，就不免令人疑心他的“醉翁之意”到底为何了。鲁迅曾长期被绑在政治的战车上，这造成了不少人对鲁迅的误解甚至反感。鲁迅如果又被绑在经济的战车上，让鲁迅搭台而经济唱戏，那后果是什么呢？
临末，我忽然记起鲁迅留下的这样一条“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2006年9月10日
1949年以前中共的“统战工作”
胡乱翻书，我往往惊叹中共在建国前“统战工作”之出神入化，而周恩来则堪称“统战”方面的大师、巨匠。
手头有一册《国共斗争的见闻》，台湾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作者万亚刚。这个万先生，1929年19岁时，即进入国民党“中统”，又随国民党去台湾，仍在“中统”服务，直到59岁退休，可谓是“中统”老特务。《国共斗争的见闻》所收文章，大都是记述作者亲见亲闻之“国共斗争”故实。书中有一篇《“统战”何足惧》，说的是中共的“统战工作”。文章说到抗战时期的一件事：沈钧儒的儿子沈叔羊，会画几笔，在重庆开画展。展出的画中，有一幅“岁朝图”，上面画了腊梅、天竺子、花生、黄豆芽、还有一瓶茅台酒。画上有黄炎培的题诗：“喧哗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诗所咏者，乃红军“长征”途中，在茅台酒池中洗脚的笑话。周恩来知有此画，即着人买下。1945年7月，黄炎培参加国民参政会延安访问团赴延安，走进毛泽东会客室，墙上赫然挂着沈叔羊绘画、黄炎培题诗的这幅“岁朝图”。万亚刚说，黄炎培“回渝后提起此事，颇为得意。中共不知购此画付出多少代价，但此一举，却获得沈钧儒、黄炎培两人的好感。”
若此事属实，它获得的又岂止是沈、黄两人的好感，许多闻知此事的知识分子都会心生感动。出于好奇，我找出黄炎培的《八十年来》。此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书中附有黄氏之《延安五日记》。7月2日，果有如此记载：“从大会堂右边绕到后方，走上山坡，便是毛泽东接见我们的一间会客室，仿佛就是大会堂后身的上层。室是长方形，光线很足，中间安着长桌，四周各式椅子约可容二十人。四壁挂着清清疏疏的几幅画，中有一幅是沈叔羊画的，一壶酒，上写‘茅台’两字，几个杯子，我题上一首打油诗。这是某年沈叔羊在重庆开画展，要求我在这幅画上题字，忽然想起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间，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里洗脚——一桩故事的传说，就提起笔来游戏式地写上一首七绝……料不到这幅画落在共产党领袖的客堂里。”黄炎培当时的心情之“爽”，是可想而知的。
查有关沈钧儒资料，知沈氏第三子沈议，上中学时患过脑膜炎，病愈后头脑仍常胀疼，且左耳失聪、右耳重听，沈钧儒便力促其学习绘画，后来在绘事上颇有造诣云。想来这沈议，便是沈叔羊了。他大概没想到，自己随便画的一幅画，会挂在毛泽东的会客室，承担耐人寻味的政治功能。
黄炎培《延安五日记》，7月1日还记载了一桩“小事”。这一天，他们从重庆飞延安。到了延安后：“过了延水，穿过小小的延安城，眼帘前忽然闪过一块牌子：‘韬奋书店’”。邹韬奋与沈钧儒、黄炎培等交谊深厚，又站在同一政治立场。一年前，邹韬奋在上海逝世。一年后的延安，就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书店了。这书店的招牌，未必专为黄炎培们而挂，但无疑是为“统战”而挂。到过延安的人，会把此事传到重庆、传到上海、传到南京、北京……一块小小的书店招牌，或许能起到千军万马所难以代替之作用。
万亚刚说，周恩来“派人去买画时，并未预料到黄炎培会去延安，这都是他毫无目的的随兴之作，其中并无阴谋诡计。所谓统战，如此而已，实在用不着恐惧、回避。”这“老特务”的议论，往往迂阔肤浅。这里也一样。周恩来派人去买画，当然不能说是“阴谋诡计”，但要说“毫无目的”，却大谬不然。周恩来派人买画之初，固然没想到黄炎培要去延安。但他凭着一种超凡的直觉，觉得此画当能派上用场。它可以挂在延安毛泽东的客厅，也可以挂在重庆周恩来的客厅，还可以挂在任何一个中共要人的客厅，只要这天沈钧儒或黄炎培来访。当然，如果两人同时来访，那就是更好了。周恩来这种臻于化境的“统战本领”，这种看似处处无心实则处处用心的“统战智慧”，对于政治上的敌人，确实是值得“恐惧”的。
因了中共这种极其高超的“统战术”，当时的知识分子，都站到了这一边。就说沈钧儒吧，是法学家，是大律师，是社会名流、贤达。他以如此身份，成了中共的“亲密朋友”，甘当中共的“尾巴”。闹“救国会”、闹“民盟”，这些大事且不说了。只说由他出面营救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吧，就不知凡几。由于他特殊的身份和名望，从狱中救“政治犯”，特别合适，他也总积极地去做。
1949年年后，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后又任民盟中央主席。1957年，他的那些“盟友”们纷纷成为“右派”，他却无法一援手。周天度、孙彩霞合著的《沈钧儒传》中说：“这么多民盟成员被打成右派，沈钧儒在思想上难以接受，他不相信他们都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特别对一些长期为民主事业奋斗、自己非常了解的老朋友被划为右派，如柳湜、沈志远、刘尊棋、王斐然等，他既感到痛心，感到不可理解，又无可奈何。”“又如沈钧儒的侄女婿古念良被划为右派，沈见到他时，把他拉坐在身旁，默默地握着他的手。这使古念良感觉‘在老人家的慈祥的脸上隐藏着另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是伤感？是怜悯？还是漠漠的哀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6—307页）
2008年8月4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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