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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并未远去的背影-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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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来访和派车载往碧云寺,虽然让柳亚子心情由冬转春,但这春暖是短暂的。当柳亚子的实质性要求并不能得到满足时,他的心情则转回更为严寒的冬季。令柳亚子不愉快的事仍在不断地发生。在这期间,柳亚子写有一首《赠范志超》,其中有句云:“生死难忘范志超,廿年交谊忍轻抛。”范志超与柳亚子相识20余年,被柳称为“三传弟子”。范与柳家有着深厚的交谊。柳亚子何出此语呢?原来,柳亚子到北平时,范在美术学院任教。到北平后,柳亚子立即要求有关方面以官方名义聘请范为他的私人秘书,一时无回音。5月5日在毛泽东家宴上,柳又直接向毛提出这一要求,毛虽未回绝,但仍然迟迟不见落实。柳亚子一怒之下,自发聘书一张,具款“吴江一品大臣柳亚子”。范志超当然不能接受。柳亚子可以不懂政治常识,也不妨不顾政治常识,但范志超却不能不懂更不能不顾。也就在这时,有人告诫范志超,以后少和柳亚子接近。柳亚子心情的悲怆是可想而知的'24'。这样,便有了《赠范志超》一诗。由官方任命秘书一事,柳亚子或许认为是小事,其实很令毛泽东们为难。这首先关乎“待遇”问题。如果柳亚子不在享受此种“待遇”者之列,那就不能为其配备秘书,此事不容含糊。更重要的是,秘书不能由自己选定,而应由有关部门选派。尤其为柳亚子这类“民主人士”配秘书,要由有关部门选择组织上信得过的。因为他的使命,实在不仅仅是“秘书”。从此事也可看出,柳亚子的政治感觉,实在是很迟钝的。自封“一品大臣”,也颇耐人寻味。如果说这正是柳亚子的政治期待,不能算很勉强吧。自认为是“开国元勋”的柳亚子,认为自己在“新朝”中是应该“官居一品”的。

1949年7月2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柳当天日记载:“七时,徐冰以汽车来,迓赴中南海,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晤人甚多……会九时开始,下午十二时半毕,倦极。陈学昭、艾青留饭(晤丁玲),饭毕,周扬以车送归,二时返园,三时入睡,四时始醒。闻今夜又无电,惟有日入而息耳!”'25'查此后数十日日记,则每天在家弄邮票、抄旧稿、做诗、写字、喝洒、校书,并无外出开会记载。可见,这全国文代会,柳亚子只参加了一个开幕式,此后便完全置身事外。甚至这半天的开幕式,说不定也是被动员参加的。确实,看着那些旧雨新知在会上春风得意,看着那些柳亚子根本瞧不上的人在会上凫趋雀跃,柳亚子会有自取其辱之感。

1949年7月1日,全国文代会开幕的前一日,柳亚子所写《次韵和刘仁女士两首》中,有句云:“驴背陈抟应抚掌,瓮头李白剩吟诗。”这不禁让人想到当年的“英雄末路作诗人”一语。7月16日,正值文代会开会期间,柳亚子写了《口号答云彬》:

屈子怀沙逢乱国,贾生赋鹏值休明。

忏除结习吾知免,不作苏俄叶赛宁。

宋云彬是柳亚子多年知交。他大概知道柳亚子心情不好,有所劝慰,柳亚子于是以此诗作答。我们知道,在重庆时,柳亚子对郭沫若称其为“今屈原”是觉得很冤屈的,有“匡时自具回天手,忍作怀沙抱石看”的豪语。时隔数年,他倒自比作屈原了。最后一句更让人心惊。叶赛宁曾在十月革命成功后讴歌革命,但终于因与新时代格格不入而自杀。柳亚子对宋云彬说“不作”叶赛宁,莫非宋云彬有此担心?莫非柳亚子觉得有学叶赛宁的理由?

1949年9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柳亚子是其中之一。这“委员”之“级别”虽高,但却是惠而不费的“虚衔”。

对此,柳亚子满意吗?夏衍的一番回忆做了回答:

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在这期间,我会见了许多老朋友,也结识了不少新朋友。……有一天晚上,我正要上床,柳亚子敲门进来了。我和这位爱国忧民的南社诗人也算是老朋友了。过去,不论在香港,在重庆,即使是时局十分艰险的时候,他一直是爽朗、乐观的,可是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他却显得有点心情抑郁。寒喧了几句之后,他就问我上海解放后有没有去过苏州,他说,假如那一带局面安定,他打算回吴江去当隐士了。这句话使我吃一惊,“一唱雄鸡天下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他就坦率地说出了他对某些人事安排的不满,他用责问的口吻说,李任潮(引按:即李济深)怎么能当副主席,难道你们忘记了他二十年代的历史(引按:李在国民党清党时曾参与清除共产党人)?对这样的事我当然不好插嘴,我想把话岔开,问他最近有什么新作?柳无垢是不是也在北京?可他还是滔滔不绝地讲了他对某人某事的不满。后来读了他和毛主席的唱和诗,才懂得他“牢骚太甚”的原因,并不在于“出无车”和“食无鱼”,至于“莫道昆明池水浅”这句诗的谜底,则直到恩来同志和我讲了当时的情况之后,才弄清楚。浪漫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政治家之间,还是有一道鸿沟的,亚子先生实在也太天真了'26'。

夏衍的这番话,虽然让我明白了1949年10月间柳亚子的精神状态,但也让我明白:关于柳亚子的“牢骚”,我并没有都说清楚。周恩来能够知情,说明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过柳亚子的事;至于周恩来对夏衍说了些什么,夏衍不肯说,我们也就不知道。

但我们却知道,柳亚子并没有真的归隐吴江。柳亚子自称“狂奴”,其实并不能如严子陵那样“无欲则狂”,因此,他的“狂奴故态”,不过是没有底气的作态。柳亚子一生好以“英雄”自命,其实,他也只是终身好作英雄语而已。读柳亚子诗文,我觉得他最悲哀的,是一辈子都没弄明白自己到底是谁。

2007年1月11日凌晨匆就

'1'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2'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3'曾彦修:《关于柳诗“牢骚”问题致编者》,《随笔》1994年第6期。

'4'柳无忌、柳无非、柳无垢:《我们的父亲柳亚子》,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1989年版,第132页。

'5'曹立庵:《“诗人毕竟是英雄”——忆柳亚子先生二三事》,原载《书法》1979年第2期,收入《柳亚子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5月版。

'6'柳亚子:《我的诗和字》,《磨剑室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7'柳亚子:《八年回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8'柳亚子:《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奋勇前进》,《磨剑室文录》。

'9'见陈迩冬《一代风骚》,《人民日报》1987年5月28日。

'10'柳亚子:《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磨剑室文录》。

'11'《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版。

'12'《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版。

'13'曹立庵:《“亚子先生今不朽”——兼斥康生制造的“反动印章案”》,原载1981年11月1日《长江日报》,收入《柳亚子纪念文集》。

'14'王晶篧:《纪念南社和柳亚子》,《柳亚子纪念文集》。

'15'《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

'16'《柳亚子书信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348页。

'17'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215页。

'18'金绍先:《关于柳亚子先生——从台湾旧友来信谈起》,《柳亚子纪念文集》。

'19'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20'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21'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22'《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

'23'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24'张明观:《柳亚子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574—575页;范志超《记柳亚子先生二三事》,《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

'25'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26'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631—632页。

郭沫若与毛泽东诗词



在毛泽东堪称漫长的一生中,只有三人享有在诗词上与其唱和的“殊荣”,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柳亚子,还有一个是周世钊。毛泽东还数次请郭沫若对自己的诗“加以笔削”。这种时候,郭沫若也会谨慎地指出他认为“不大谐协”之处,并贡献自己的修改意见。但不知何故,郭沫若贡献的修改意见,总不大高明。因此,郭沫若认为不妨修改之处,毛泽东往往都修改了,但郭沫若贡献的修改意见,则总被弃置不用。例如,毛泽东写于1959的那首《七律·登庐山》,第二句原为“欲上逶迤四百盘”,郭沫若觉得“欲上逶迤”“似有踟躇不进之感”,建议改为“坦道蜿蜒”,后来毛泽东将此句改成了“跃上葱茏四百旋”。该诗第四句原为“热风吹雨洒南天”,郭沫若觉得与上句“不大谐协”,建议改为“热情挥汗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后来,毛泽东只易了一字,即改“南天”为“江天”'1'。毛泽东还数次利用诗词的方式对郭沫若提出批评。人们熟知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如果说还属“友情提醒”,那在1973年所写的两首诗则是在对郭沫若进行敲打了。这一年,毛泽东在决定把林彪与孔子绑在一起、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时,想起了郭沫若写于20世纪40年代重庆的《十批判书》中对孔子的肯定和对秦始皇的批判,便拿郭沫若为“批林批孔运动”祭旗。据说,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向江青念了两首诗。一首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另一首则纯属“打油”:“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2'这两首敲打郭沫若的诗很快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为全国上下一齐“批林批孔”打下了基础。郭沫若自然惊恐不已。其实,郭沫若当年在重庆骂秦始皇,意在影射蒋介石;赞儒家,本意也是在为国民党政权确立一个正面的标准,或者说,也是在间接地出国民党的丑。当年的郭沫若,决不会想到这些“帮忙”的文章30年后会成为罪状。“郭沫若惊惧而愤怒,急火攻心,患上肺炎住进了医院。想不到当年奋力与蒋介石斗争,‘影射’蒋介石的文章,现在又获罪于毛泽东,历史好像与郭沫若开了一个玩笑。”'3'应该说,首先是郭沫若总拿自己开玩笑,才招致历史与他开玩笑。这也不难让人想起《红楼梦》中的那句话:“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郭沫若与毛泽东诗词之间最主要的关系,还在于郭沫若曾是毛泽东诗词积极的解说者,同时也是权威的阐释人。毛泽东诗词首次公开发表,郭沫若便著文解说。当毛泽东诗词集中发表后,解说毛泽东诗词便成了郭沫若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从1957年到1968年这十多年的时间里,郭沫若写下了大量的解说毛泽东诗词的文字,还回复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就毛泽东诗词进行请教的信。从郭沫若总是在第一时间对毛泽东发表的诗词进行解说来看,他大有争做解人的意思。当然可以说,以郭沫若的身份,他会觉得解说毛泽东诗词是他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但似乎又不仅仅如此。他如此卖力地为毛泽东诗词做解,应该还有别的动力在驱使。

1965年2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清平乐·蒋桂战争》(“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的墨笔手迹,约请郭沫若写读后感。毛泽东此幅墨迹,有好几处笔误:“黄粱”写成了“黄梁”,“龙岩”写成了“龙龙岩”,词的最后也没有句号。对此,郭沫若在读后感中做了这样的解说:

主席的诗词多是在“马背上哼成的”。主席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了诗词的典范。

主席的墨笔字每是随意挥洒的。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为了书法的典范。

例如以这首《清平乐·蒋桂战争》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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