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人格-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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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意识。 换句话说，意识和无意识应学会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适应，两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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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应经常开展建设性的对话。 弗里曼在叙述荣格同意写作《人及其象征》的过程时说：荣格起初拒绝了这一建议，后来，只是因为做了一个梦，才接受了梦这一“伟大的向导和顾问”的建议，同意用通俗的文体为广大的公众写一本总结自己思想的书。 这本书后来由荣格和他的学生共同写成。 荣格在完成了他那一部分后不久就去世了。在心理学的意义上，梦究竟能否对人的命运作出预测？
作为最重要的象征，梦在人的生活中发生着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某些人的精神确实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象征和神话，我们对梦的象征意义和神话作用应该如何去看待？……在重建精神家园的世界性背景中，这些问题并非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换一种方式也可以这样说：既然无论东方西方，从古以来一直就有大量关于梦兆应验的神话和传说（只是近代以来，这些神话才被当作迷信予以破除）
，那么，荣格在旧调重弹之时，究竟是有意识地要回到这一古老的神话及其可能包含着的智慧？还是无意中落入了这一“原型心态”的主宰并因而证明了人的思维确实跳不出某些古老的模式或窠臼呢？
——显然，直到今天，梦对某些人仍具有如在古代那种扑朔迷离、神秘费解的意义，因而精神分析（特别是荣格）
对梦的重视，从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视为古代梦兆意识的现代翻版。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作为对精神贫困的一种“反拨”
，荣格强调梦与象征对现代人的重要“启示”
，很可能凝聚或关联着他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的宏伟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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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的方法ｒｏｎｇｅｄｅｆａｎｇｆａ
重建精神家园的意向不仅见之于荣格的思想，而且也见之于荣格的方法。 精神的沦丧并不是由于外敌的入侵，而是因为某种错误的学说使我们误入歧途。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实用理性、谋略理性……所有这些“理性”
，无一不以其方法上的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而博得我们的欢迎。 然而“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的代价，却是从最深的根处切断了我们精神的源头活水。 这当然不是说“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的原则就应该抛弃，但我们在遵循这些原则的同时，却应该同时意识到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的原则确实使我们在这样那样的领域取得了一个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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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的“胜利”
，但如果我们感到所有这些“胜利”加在一起也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幸福，我们就应该考虑我们建立在这种思想方法上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出了问题。在本章中，我的目的主要并不是试图指出方法对于理论的重要和理论对于实践的重要。 通过阐释荣格的方法，我要考察的是：作为一个“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上的多元论者，荣格能否为我们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一、两种不同的释梦方法
不言而喻，方法是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建立某种理论，就不能不采用相应的方法。 方法给理论打上了区别于其它理论的标志和印记，一心要建立某种理论的人因而不得不固守自己“独特”而“唯一”的方法。 从这种思路出发，我们也许可以说：弗洛伊德有弗洛伊德的方法，荣格有荣格的方法；正因为方法的不同，才导致了理论的不同。然而这样的说法虽然正确，却有可能使我们忽略一个事实即荣格经常声称他无意建立一种理论体系，因而也并不固定地采用某一特定的方法。 荣格的这一声称，这常常使我更深地感到荣格的方法是一种“法无定法”
（这特别表现在他对梦的分析和对病人的治疗上）。
出于对精神现象的高度尊重和对心理复杂性的高度敏感，荣格总是避免用一种固定的方法将复杂的精神现象强行纳入某种“简易”的体系来满足我们对“确定性”和“思维经济原则”的顽固癖好——然而悖谬的是：正是这一点成了荣格本人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鲜明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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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从而使我们有可能谈论荣格的“方法”。
明眼人从前面的述评中不难看出：荣格学说中的许多重要概念和重要假设（包括集体无意识和原型）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譬喻”的性质。 它们的主要用途并不是为了迎合我们（必然暗含着简化倾向）
的认知需要，而更多地是为了恢复和重建“象征”即赋予个人精神世界以应有的意义。 荣格不断地用一个概念来解释另一个概念，往往给人以一种“每一个概念都落不到实处”的印象和感觉。 这种做法，不仅出于荣格对概念的不信任，而且很可能出于荣格对语言的不信任。同样，在方法论问题上，荣格也总是通过交替使用不同的方法，给我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每一种方法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乃是所有这些方法最终都“无法”指实、“无法”网罗的那些被“喻指”的对象。
在《论无意识心理学》（１９１７）一书中，荣格明确指出了自己的释梦方法不同于弗洛伊德的释梦方法。 他把这种方法称为“综合建构法”
，认为这种方法既是他不同于弗洛伊德的一个重要方法，又是他对弗洛伊德的“分解简化法”的增加和补充。在荣格看来，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方法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把病人患病和做梦的原因予以简化，还原为纯粹的生物性需要或纯粹的个人野心。 荣格指出：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论，“建立在排除其它方法的因果还原程序上，这种程序把梦（或幻想）分解为某些记忆成分和某些潜在的本能过程”
，从而往往掩盖了其完整的意义。他认为这种方法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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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场合虽然有其合理性和适用性，但与此同时也存在极大的局限。“一旦梦的象征不再能还原为个人记忆或个人野心，一旦集体无意识的意象开始显现，这种方法便不再行得通。 沉痛的教训使我懂得：把集体无意识的观念简化还原为任何个人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非常有害的。 只是在经历种种困难，有过长期犹豫，并反复从失败中得到匡正后，我才决定在上面所说的意义上放弃医学心理学中这一纯粹个人的态度。”
荣格意识到：分析的方法如果仅仅只是一种分解还原的方法，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应该是某种综合的方法即一种不是将梦简化还原，而是“生产”
、“增加”和“放大”其意义的方法。“如果只是将其打碎，某些心理材料就可以说几乎什么意义也没有；但如果……用我们手中一切能用的手段，用所谓‘放大’的方法，使它们的意义得以强化和拓展，它们就可以展示出丰富的意义来。”
在分析了弗洛伊德的方法必然具有的缺陷后荣格指出：“只有当采用综合的方法时，集体无意识的意象和象征才能生产出它们不同寻常的价值。 正像分析的方法把富于象征性的幻想材料打碎成其构成成分一样，综合的方法则将其整合为可以普遍理解和接受的陈述。”
在荣格看来，这种方法与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分解简化法”完全不同，他因此将它命名为“综合建构的方法”或“综合的方法”。
无可否认，分解简化的方法确实具有迅速简明获得结论的优点，它符合思维的“经济原则”
，因此普遍为人们所乐于采用。 然而不同于其它学科，精神分析学面对的对象是人的精神——精神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远非其它任何学科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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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所可比拟。 在这门学科中，简便易行的分析方法固然也能快刀斩乱麻地揭示某些精神现象的实质，但同时却包含着歪曲精神现象的意义和把人引入歧途的危险。 正是因为敏锐地洞察到这一危险，荣格才决心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方法上对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作出必要的补充和修正。最有助于说明“综合建构法”的实例，是荣格在《论无意识心理学》中对“蟹梦”所作的分析。 一位长期接受荣格治疗的女病人，在治疗过程的某一个关节点上，做了一个荣格认为十分重要的梦：
她不得不跨过一条大河，河上没有桥，她发现了一处浅滩可以涉过。正在她准备这样做的时候，一只藏在水下的大螃蟹夹住了她的足，不放她走。 病人于是被吓醒。
对这个梦，病人自己的联想是：——“‘大河’是一个难以跨越的边界……我不得不克服某种障碍……也许我不得不面对的是为什么我的治疗进展得如此缓慢这一事实……我必须到达彼岸……
——“‘浅滩’是安全横渡的机会……是一条可能的途径，否则要渡过去是不可能的……在治疗过程中有跨越障碍的可能……
——“‘螃蟹’一直隐藏在水下，在此之前我并未看见它……它使我想到”癌“
（按：德语Ｋｅｒｂｓ既有‘螃蟹’之义，又有‘癌症’之义。）……癌是一种可怕的不治之症（病人特别提到Ｘ太太，她就是死于癌症的）……我很怕这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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螃蟹是一种后退着走路的动物……它显然是想要把我拖下水……它以那样一种可怕的方式夹住我不放，我真是被吓坏了……究竟是什么东西阻止我不让我过去？噢，我和我朋友最近又有过一场争吵。“
这位病人的朋友是一个女人，她们之间的关系颇为微妙。这是一种感情上的依赖，已经接近同性恋的边缘。 病人的朋友在许多方面都与病人相似：同样神经质，同样对艺术怀有强烈的兴趣。 她们之间的关系持续了许多年。 两人相比，病人明显具有较强的个性。 由于她们彼此的关系过分地亲密和排他，她们错过了人生中的许多机会和可能。 如此一来，两人都变得更加神经质和更加容易激怒，于是激烈的争吵成为家常便饭。荣格说：“无意识试图以这种方法使她们拉开距离，但她们却拒绝倾听。 两人的争吵通常起于其中一人认为自己还不够了解对方并因而要求彼此说话更直截了当些；这时两人便非常激动地努力剖白自己的心迹，结果随之而来的却是更深的误解和可怕的争吵……这种争吵长期以来一直是用来代替快乐的替换品，所以她们谁也不愿意放弃。 我的病人尤其不能没有这种遭到自己最好朋友误解的甜蜜苦痛，尽管她总是说每一次这样的争吵都使她有‘精疲力竭’、‘累得要死’的感觉。 她早就意识到这种友谊已经穷途末路，意识到使她相信这种关系中仍能产生出某种理想东西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野心。 以前，在她和她母亲之间就有过这种夸张而虚幻的关系；在她母亲去世后，这种感情便转移到她朋友身上。”
荣格认为，对这个梦，仅用“分解简化的方法”也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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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揭示其原因，却不可能揭示其意义。 他因此同时运用两种方法对该梦试作解释，并在这样做的同时，对比了两种方法在实际运用中的不同。
１。分解简化的方法
荣格说：病人如果用分解简化的方法解释该梦，她的解释可以总结成这样：“我看得很清楚，我应该渡过河去（即放弃我与朋友的关系）
，但我却更宁肯我的朋友不让我走出她的手心（即她的怀抱）——这意味着我希望我母亲把我拥入她那熟悉的、热情洋溢的怀抱。“
但这一愿望对病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其所以不能被接受是因为病人意识到在这一愿望中潜伏着同性恋的倾向，而这一倾向早已为大量的事实所证明。至于病人的足被螃蟹夹住，则也是不难解释的。 病人有一双很大的“男性的”足，在两人的关系中她扮演着男性的角色，并有着与之相应的性幻想。荣格说：“足有一个臭名昭著的阳具含义。这个梦的完整解释是：她之所以不愿离开她的朋友，是因为她对她怀有被压抑的性欲。 由于这些性欲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审美上均不被病人的自觉人格所容忍，它们便在压抑作用下成为无意识，并因而引发了病人的焦虑。”
荣格说，这一解释无情地褫夺了病人一直予以高扬的理想友谊。“确实，在分析目前达到的程度上，病人不能不接受这样的解释。 不久前的一些事实已使病人相信自己有同性恋倾向。 因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