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北到北京:胡同台妹眼中的大陆-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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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告诉许多许多朋友们，一个人能够笃定地告诉别人自己有家乡、家乡在哪里，这种义无反顾、义正辞严其实是一种在我眼里非常珍贵的幸福。而我最大的收获是，因着种种自己亲历的痛苦与快乐，我知道，对别人的喜怒哀乐心存谦卑，才能使得自己的心胸平和与宽容。
而我什么都不曾拥有，只是经历着……
宫铃
2010年8月30日
Chapter1 来自台湾的前世格格
引言
2007年，一位在北京已经七年的台湾大哥如此跟我说：外省人既不是台湾人也不是大陆人，我，们是第三种人。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句话有种发自内心的凄凉，却又无法不认同。在台湾，外省人是「不得已」的移民；在大陆，外省人被台湾人这个概念所概括。然而外省族群的家乡怀想由于两岸的分隔只存在于一个虚无的空间里，交流之后，这个族群游荡在两岸之间找寻那个早已消失的过往，前半段在大陆、后半段在台湾，就这样飘移着无法落地。
// 在南池子遥想姥姥足迹的胡同台妹
1 从小到大的“北京梦”
台湾人到大陆工作、发展，大概首选就是上海，其次就是广州那一带，北方城市对于台湾人而言还是比较陌生的。不过我不一样，从小就对北京这个城市充满了向往。
在台湾，我这样的人被称为“外省人”，概念上跟“北漂”有些类似。我的爸爸是安徽人，妈妈是北平人。1949年我父亲14岁，据他自己说，上学途中跟一位同学看到坦克很威风，就这样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后来从上海辗转去了台湾。
这段过程写在纸上只有短短几句话。我父亲淡淡地说，在上海的夜晚，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枪炮声，到处都挤满了人。我不禁想象，我14岁时连自己一个人去饭馆吃饭都很害羞，而父亲在他14岁时，便跟一大堆不认识的人挤在一起，时刻还有枪炮威胁，那种心情究竟是怎样的？
我也未敢追问，生怕触动父亲心底那根伤心的弦。只是后来不知是从哪一年开始，我常听到父亲说，真遗憾当年没带爷爷奶奶的照片出来，我大概能体会那种心情——这么多年很多感觉只能靠着脑海中模糊的记忆，连个可依凭的照片都没有。而这样的故事，在我父亲的同袍、军校同学那些叔叔伯伯的聚会中，虽然不曾公开听到他们说起，不过那种异乡游子的思念，总是很浓很浓的。
我的母亲在1949年时仅8岁，因为姥爷具有国民党的身份，所以也是必须离开的。根据我的了解，姥爷是先离开的，姥姥带着三女一男四个小孩在解放后的北京生活了8个月后也离开了。姥姥一行人先辗转去了香港，再从香港坐了好久的船到了台湾。我听姥姥说过，她一上船就严重晕船并一直呕吐，无力照顾孩子，就由我妈这个8岁的大姊照顾弟妹，最小的四姨那时还是襁褓中的婴儿。
小时候我的身体不好，又是全家族第一个小孩，我妈就把我交给姥姥照顾。从小我的周遭几乎全部都是外省人，因此我的台语很糟，记忆所及，我大概到了高中才有了本省籍的朋友。我这样的人更精细的区分法就是外省人第二代。
我的姥姥是通县一个地主的女儿，家里曾经帮姥姥在私塾请过教书先生，然而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社会风气依然很不开化，“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在社会上依然相当浓厚。因此，姥姥的私塾教育没能持续多长时间，不仅没有通过教育改变传统女性的命运，其后更是被裹了小脚。不认识字跟裹小脚这两件事，姥姥常常抱怨，但我记得她常常戴着老花镜看报纸认字，电视上的字幕她也会跟着读，遇到不会的字还会问我，我的姥姥就是这样一个好强又努力的老太太。
姥姥是地道的老北京，有事儿没事儿都会讲起老北京的人与物、是与非，于是我幼年的生活经历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深深的北京烙印。在姥姥的心目中，只有“北平人”才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胡同里的街坊邻居见了面，会温文有礼地打招呼，礼节繁复，显出皇城的雍容气度。
我有个很深刻的印象，记得有回去看姥姥，她很生气地跟我抱怨说无意间听到邻居谈论她，说她是一个礼节规矩很多的老太太，虽然这在我听来实在没什么，不过由此也可窥见，这样的一个北京人在台湾社会的环境中是如何的特殊。
从小我就是个爱听故事的人，最喜欢在幼儿园下课的午后，缠着姥姥跟我说北京的故事。在我小小的脑海中，北京是一个可能比台北还熟悉的概念，胡同、叫卖、穿街走巷的小贩子，还有相声、京剧以及天桥的艺人，是如此鲜活地在我脑海中像走马灯似的活跃着。我始终告诉自己，有一天我也要去北京看看这样的表演、过这样的生活，而所有的这一切就成为我这个在台湾生台湾长的小孩的童年回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那些传统艺术与生活，我姥姥讲各种神怪故事的本领也很厉害。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狐仙。她跟我说，在北京的大户人家都会有一个小屋子专门存放过冬御寒的取暖煤，姥姥家当然也有这么一间。小房子里堆满了煤，日常取用时通常都是从前面拿，所以房子的后头就成了人烟罕至之地。“狐仙就住在那间房后头”，姥姥用坚定的语气向我讲述，说她本家的一个叔叔就曾经被狐仙迷惑，迷到厉害的时候，那个叔叔还能两手两脚在地上快速行走，“那个速度不像是我们人用手脚在地上走的状态，就跟狐狸一个样，甚至还偷家里养的母羊刚生出的小羔羊来吃”，其后的发展当然少不了道士、符咒等必要的《聊斋》元素。
除了狐仙，黄鼠狼也是姥姥经常提及的。她说，北京城以前就有很多黄鼠狼，黄鼠狼比狐仙还厉害，绝对不能招惹，如果把黄鼠狼给惹生气了，那黄大仙可是会把人闹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后来我有机会认识一个在故宫里工作的朋友，初次见面时，我就问她故宫里有没有黄鼠狼，她笑着说好多人认识她时都问这个问题，所以她说在故宫里，黄鼠狼在感觉上还真是如影随形呢！
而我自己在北京时，有回深夜打车，因为出租车走错路，在一个小区里掉头时，车灯照到的尽头，我看见了一个比猫还大的动物，在车灯的照映下，那动物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而且盯着我们看，完全不怕人。我看了觉得很神奇，便问师傅那是什么，师傅淡淡地说，那是黄鼠狼。我当时那个兴奋呀，第二天一大早就打电话回台北给我妈说，我看见黄鼠狼啦！
当然，在这些以外，对于中国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吃了。从小我是吃姥姥做的饭菜长大的，那肯定就是各种各样好吃的北京美食啰！饺子、打卤面、炸酱面这些就不用说了，姥姥还能做蒸饺、各类的饼。在台湾，北京人并不多，要吃到北京菜并不容易，但我却是天天接触，特别强调这个是希望各位读者能够了解一件事——台湾地处福建省外海，在气候上、生活习惯上，跟地处华北的北京那是天壤之别，所以在北京很平常的东西，到了台北那就会是相当稀有了。
就拿酸菜这东西而言，台湾也有酸菜，但跟北京乃至东北的酸菜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种外省人独有的食物，连在台北市都可能只有南门、东门这两个市场才有，因为外省人聚居，才能找到。但我从很小就吃酸菜白肉火锅、夹肉烧饼、合菜戴帽、花素蒸饺、牛肉馅饼、韭菜盒、肉丝拉皮……这些特殊的食物，而钟情于这类食物倒成为我这个台湾小孩在生活上的特殊性。不过，特殊算是好听的了，我对台湾本地的一些小吃，因其料理上跟北京的饮食习惯大相径庭，因此有些台湾小吃我基本上没法吃，这也让我无法“合群”，直到走上社会参加工作后，才因为方便这个理由，慢慢地能够接受许多台湾小吃。
因此，我也深深理解，许多旅居海外的华人为什么回到家乡会扯开腮帮子吃家乡味，因为乡愁里，食物绝对是深入骨髓的记忆，是终其一生无法抹灭与改变的！
当然，我的北京标志不只在饮食上，我的口音更是明显的北京招牌。我的姥姥至今九十多岁，在台湾生活已几十年，却仍然是一口纯正京片子，但不是那种带有许多儿化音的胡同话。
有了姥姥这个“私人教师”，因此我的国语水平比同龄人要高出一大截，所以我从小学就经常参加演讲、朗诵比赛，也常得奖。由于当时两岸的交流较少，我的国语就成为非常明显的特长，直到琼瑶拍了《婉君表妹》，戏里头的小金铭让京片子风靡一时，我才知道原来大陆的小孩都是这么说话。不过这种口音后来也为我带来不少困扰，例如，我的台语就怎么也说不好，有股外省腔，比马英九说得还糟，无意之间带的儿化音更会被人消遣。
此外，姥姥跟母亲脱口而出的北京歇后语，更让我刚到北京时着实神气了一把，有许多甚至连北京人自己都没听过，例如，天桥上耍把式——光说不练，这句大家都很熟悉了；再比如，面锅里煮皮球——说你混蛋你还一肚子气，这句话我就从没听其他人讲起过。
谈完了北京就得说说父亲的故乡——安徽。
对于安徽，就得先说一个小故事。在身份证上，我的籍贯是安徽省芜湖市，但原本登记的是芜湖县。小学时填数据，我很在意芜湖到底是个市还是个县，我总觉得芜湖市比较神气，在这件事上，我甚至还特别跑去户政事务所申请了更正，因为我爸说，芜湖是个米“市”，所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芜湖必须是个“市”。
此外，我从父亲那里得知的就是对大陆的整体概念了。例如，当先施百货在台北开张时，我爸就带着我们全家去光顾，他说，在上海最新潮的就是先施百货了。另外，小时候有一次脚趾甲长进了肉里，脚肿得无法走路，换作是在其他的台湾家庭，都会被送去医院做一个小手术，开刀缝线，剪去多余的趾甲，前前后后要折腾几个月。爸爸却找到了一家上海澡堂，带我去那里处理了脚趾甲，里面有一个老修脚师傅，轻轻松松十多分钟完事。澡堂是只有男人才能进的，我大概是唯一一个进去过的小女孩。
至今我仍然保留着对那个老师傅的印象，他头发花白，戴着老花眼镜，手里经常提着一个照明灯。他一手拿着锉刀，要对我施行修剪，我很害怕。老先生看出了我的恐惧，一边安慰我，一边果断地进行治疗，三两下的功夫，嵌在肉里的一大片趾甲就被取了出来。
爸爸当年的战友也都是外省人，来自大陆的许多省份，讲起话来南腔北调，使我也能够听懂一些地方的方言。拿起电话，听到里面的乡音，我就能够很快判断出是哪位叔叔哪位伯伯。当然，后来到了大陆才发现，自己对方言的了解实际上还不到冰山一角。
由于生在一个外省人的家庭，又有着姥姥这样的老北京，身边所接触到的人也都是外省人，大家的语言、大家的思维方式都有着外省人的鲜明特征。因此，我从小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台湾小孩。姥姥口中的北京城，那抬起头来就可以看到皇帝紫禁城的地方，有机会我是一定要去见识的。
这个愿望终于在2004年的初夏实现了。
2 终于踏上“寻梦之旅”
2004年6月17日，作为台湾一家电视台驻北京的记者，我第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土地。“国航”的班机从香港中转，到达首都机场已是傍晚七点多。当飞机的鼻轮刚刚触地的那一刻，整个机舱按照惯例震动了一下，但我心底的震动远远超过现实。我透过小小的窗户看到首都机场大楼上悬挂着书法体的红色“北京”二字，不知为什么，当时鼻子很酸，默默地流下两行清泪。
不过，等到实际生活的展开，我才发现北京跟我想象中还是大不相同！
到机场接我的是电视台雇用的采访车以及司机李师傅，听到他的口音，那叫一个亲切。我好奇地东张西望，还立刻打电话给一个已经在北京生活一年多的高中同学，想要来个异乡重逢，但结果是令我意外的。
电话通了，他的口气听来也十分高兴。
我问他：见个面吧！
他说：好呀，你住哪？
我回头问师傅，喔，原来是大山子。
他听完口气有点为难地说：好远哪，今晚恐怕没法见面了。
说真的，当时真的很不高兴，想着，我大老远地跑来，再远能有多远哪，懒就说一声，干吗推托？这朋友可真不够义气。
只好问：真有那么远喔，你住哪？
他：我住中关村海淀这里。
村？这朋友混得很差呀，住在村里，可能真的很远，郊区吧，只好无奈地挂了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