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为这一天-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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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投入，太太一忍再忍，还是忍不住，提出离婚。黄伯惠却没有任何反应。“在她三十岁生辰的那一天，黄突然假座福州路杏花楼粤菜馆，大宴宾朋，为她庆祝，直到酒阑人散，他悄悄地对她说：很久以来，你就要与我办离婚手续，我之所以迟迟不作肯定的答复，就是要等待今天这一个为你庆祝三十岁整寿的日子。现在我这一心愿已经了毕，预先约定了的律师，正等待我们去签立契约。”

女作家

女作家这两年在国内似乎名声不太好，《上海宝贝》以后，小女子搏出位，身体写作已成正道。有朋友痛心疾首地说，永远不和女作家或疑似女作家打交道，唯恐自己成为她们的写作由头，更担心成为她们的点睛之笔。《万象》主人说得好，能被她们写上20页还不失为一条汉子，就怕200字便完了，一世英名尽毁。

不过，另外一批女作家我是由衷佩服。近些年，一批新潮知识界领袖刊物的专栏女作家悄然到位。扎西多、恺蒂、毛尖、娜斯、沈双……已经成为这些刊物的灿烂卖点。这些女生，初中之前想来都是乖孩子，出道时差不多都有良好的双语教育背景，经过社会生活、知识生活的多次蜕变，终于修成正果。在如狼似虎的当打之年，她们出手了。她们那些叙述生动文字感性见解可靠的文章，热情地向国人介绍西潮引进新知。恺蒂、毛尖、娜斯这些年都有新书问世，虽然比不了前一类女作家大红大紫，但还算卖得不错。经常指点我的毛尖小姐，2003年出了《非常罪，非常美》，当时书市受SARS之累生意清淡，她几十块的书还能卖两万本。这些知识新女性书中介绍的人和事，在国外大概是当地读书人的文化常识，在中国多少有点海外奇谭。小姐们讲故事的本领很大，娓娓动听，东绕西绕，让你不知不觉就意犹未尽地把故事听完了。有时间有兴趣再听一遍，还会觉得新鲜。所以她们的文章在期刊上被人读，结集出书后自有成千上万的痴迷读者还会买一本回去一读再读。

常读这些美丽的文章，真觉得写作其实是非常女性的事业。翻成白话，就是说写字是件特别娘儿们的活。写书读书，简直就是一门of　women，by　women，for　women（女有，女做，女享）的雌性产业。七尺男儿，如果别人向你赔笑脸，不是问你借钱不是要你批条子甚至不是求你去帮忙打架，只是向你约稿，换句话说，别人觉得你有劲的地方，不是你的财力不是你的权力也不是你的体力，只是你的笔力，那你差不多就像我现在这样，基本废了。

老板

三联书店复牌后第一本打响的杂志是《读书》，到了上世纪90年代，便听说还要出一本《生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的筹备期很长，北京和上海的不少朋友都曾参与其事。梁晓燕是其中的一位。她说有一天他们去见投资人，那位刚刚买下《明报》的于品海。于老板那天兴致颇高，把周刊的账当众演算一遍。梁晓燕出门后对朋友说：“于品海怎么把我们编辑都算做‘成本’了？”那是1992年。那时候的知识分子被计入成本的心情，就像今天大多数知识分子未被计入成本的心情一样糟糕。遥想1980年代，当时的知识圈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省军级以下的问题从来不谈，转眼之间，知识大佬竟被面目可疑的香港小老板以成本的名义收编，意气难平啊。

过了好多年，我应朱伟之邀，开始给《三联生活周刊》写稿，介绍新书。到了2003年，三联书店新老板上任。新老板工作热情很高，审看所有的刊物稿件，有一天他终于找到我文章中的毛病。

我的那篇文章介绍的是希拉里的新书《亲历历史》，介绍希拉里难免提到她的夫君克林顿，我说：“我最喜欢的外国人是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喜欢克林顿有两点理由：第一点他是位好领导，美国在他的领导下经济空前繁荣；第二点他是个坏男人，经常犯全世界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和咱们普通老百姓一样热爱生活意志薄弱，显得很有人情味。”“全世界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是我从香港明星成龙的检讨书中转抄而来，没想到这句话惹恼了新老板。听说他一眼就看穿了这句话的要害：“‘全世界男人都会犯的错误’，难道某某某也会犯这样的错误吗？”于是就要修改，如果当时征求我的意见，我会建议把这句话改为“全世界男人（除某某某外）都会犯的错误”，当然老板未必会接受我的改法。

最后的修改令我哭笑不得：“全世界有些男人会犯的错误”——姑且承认修改前这句话或许有语病，但修改后这句话肯定是病句。什么叫“全世界有些男人”，用了“有些”，就不应该再用“全世界”，这是最简单的形式逻辑。中国最权威的语文单位的老板犯这样的错误，在我看来，这比成龙克林顿加在一起的男人错误还要不可饶恕。成龙克林顿的错误当时当地的当事人还会觉得爽，老板的错误令所有的人都不爽。

说两句题外话，朱伟在这样的老板手下干活，真是不容易。朱伟是上海人，我觉得他很为上海人增光。三联两本最好的期刊——《读书》和《三联生活周刊》都离不开“在京海派”（沈昌文先生语）的提调周旋之功。《读书》有沈公，《三联生活周刊》有朱伟。

他们都爱刘德华

《刘德华语法》写得不错，让我们这一代老派革命家很伤感，因为我们根本想不出那样的题目。以我们当年的眼光看，刘德华，一个明星，一个艺人，有什么值得分析。我们在袁小姐这个年纪，省军级以下的问题一般是不考虑的，那时候我们聊得最多的女人是老迈的杜拉斯，最关注的明星是电影《蛇》里那个阴鸷的克格勃。

袁小姐传来的文档题目叫“他们都爱刘德华”，这也是不同的地方。我们这代老人很少说“爱”，有人甚至从不说“爱”。我们是无神论者——连异教徒都算不上，没有任何宗教，“爱”代表了我们仅有的神圣向往，这个字眼太重，重到很难说出口。朔爷的小说《过把瘾就死》，杜梅把方言五花大绑，菜刀架在脖子上，差一步就要弄出人命，方言还是说不出“我爱你”这三个字——奇妙的是，方言和杜梅这对同居的狗男女其实在相爱，但这个字就是无法言之于声书之于文，仿佛它有着咒语般的威力，说一声就会天崩地裂。哪像现在的孩子，“爱”字成天在舌尖上滑进滑出。而我的好朋友，伟大的小说家孙，就是为了这一字之重，至今坚守着苍凉的孤独。

以上这些和袁小姐的话题无关，说点有关的：刘德华。袁小姐真的觉得刘德华那么值得关心吗？刘德华和我们差不了多少岁，当初他出演电视剧《猎鹰》，他是青年演员，我们是青年观众。他的确不容易，那么多年熬下来，永远一丝不苟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几乎没有负面新闻，就连关于他的段子都在给他加分。我确信他不是装的，没人能装上几十年；我也确信他是个好男人，我如果是个女孩子，也会做梦和他去民政局登记。然而我觉得刘德华最大的败笔，是入错了行。他根本不应该吃娱乐这口饭，他太道德了，道德得像个政客，比政客还道德。他如果竞选高官，我会给他捐款。但他现在身为娱乐艺人，这么道德如何给我娱乐？他的女影迷女歌迷芳心暗许，想的都是以婚姻的名义霸占他，把他私有化，把他视为黄种模范丈夫的第一人，与他的公众娱乐性关系不大。所以我们这些注定和他不会有姻缘老人家觉得他并不好玩，不值得花心思去关注。

我们喜欢的明星，最好既能表演，也能表现，说得简单点：不但会演，而且会现，现世的现。尺度放宽，不会演光会现的也行，在娱乐性上可以和光演不现的刘德华打个平手。譬如我就很喜欢看帕丽斯·希尔顿小姐装腔作势十分欠揍的样子，她真是一个bitch，不过就像美国一本畅销书的书名所说——Men　LoveBitches，中文应该怎么翻：男人爱贱货？

业报

5月22日戛纳之夜注定属于中国。

美国一家艾滋病基金会当晚在那里举行慈善募捐晚宴，云集戛纳电影节的国际巨星联袂而来，晚宴门口的红地毯比电影节开幕式铺得还要长。红地毯上的第一个八卦来自章子怡：她在宴会门口被挡，要她出示邀请函。自从这位中国明星左手戴上十克拉的钻戒以来，她还没见过这么不识数的保安。所以整个晚上她的心情都不好，一直黑着脸。

晚宴上最出风头的女星是莎朗·斯通，她既是主持人又是慈善义拍的拍卖官，她自己捐出的拍品保时捷跑车拍到近百万美金，整个晚宴筹到千万美金。当她举起香槟豪放地露齿而笑的时候，哪里想得到自己的生涯末路已经从门外的红地毯上开始。

两个小时前，她在红地毯上接受一家香港媒体访问，她的那一番言论一经播出马上引发轩然大波；她对中国四川地震灾害的冷血态度在中国网络上反应空前激烈，差不多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程度。一个星期后，她代言的法国化妆品公司宣布终止与她在中国的合作。有人给她算过，她在戛纳红地毯上几十秒的讲话，给她带来八位数美元的折损。

她的受访言论现在贴遍中文网络和中文媒体，原初的访问视频至今仍是YouTube里的大热。仔细覆按她的原话，平心而论，她讲的并不像中文译稿那么恶毒。她并没有说“地震很有趣”，那个关键的“报应”，原文是“karma”——来自印度的佛教名词，比较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业”，或者“业报”——听上去也没有“报应”那么冷酷。不过那也只是语气上的小出入，她不必感到有多少委屈。面对一家中国媒体，地震中丧生的7万亡灵不远，她居然没有一个字的吊唁和慰问，被别人误解了也算活该。

另外，她算是一只声像业的老鸟，但根本不懂如何在电视里说话。记者问她对中国地震的感想，她劈头一句就是：“这很有趣”（It’s　interesting），观众十有八九会把“这”（it）听成指代地震，只有仔细地、一字不漏地听完后面几个从句，才会发现“这”（it）是虚拟主语，指代的是后面从句中叙述她自己的思想转变。当年玩票写电视剧的时候，这一行的前辈就指点过我：电视里的台词，句子一定要短，意思一定要浅白，重点一定要明确。而莎朗·斯通的那段话，左盘右旋，七缠八绕，不是听的人不明白，她自己没有说明白。无怪她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她再看一遍视频，觉得自己像个白痴。

莎朗·斯通是个艳星，提起她应该想到的是另一个源自印度佛教的名词kama（情欲女王）。此卡（kama）非彼卡（karma），kama要去玩karma，结果是不知所云，自陷地狱。我比较相信莎朗·斯通的错误更多的出于无知和愚蠢。

学究气地补充一句，她那个karma的用法也不对。正统佛典里业报都发生在来世：作业今生，果报后世。现世报是民间佛学里的野狐禅。

北京人，上海人

大概地说，北京人幽默得有点泛滥，上海人不解幽默。

有一位电影导演在北京的一家馆子里吃饭，那家馆子专卖毛家菜，音箱里翻来覆去地放着毛泽东主席的原声录音：“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导演听烦了，对服务员说：“把喇叭关了。我都听两小时啦。”服务小姐和颜悦色地回答道：“我已经听两年了。”

北京人的幽默能够互动。还是那位导演，还是去饭店吃饭，小姐送上菜单，导演胡乱翻了翻，问：“有什么东西免费？”小姐很厉害，笑吟吟地说：“微笑免费。”“快笑快笑。笑完了埋单。”

这一套在上海玩不开。有一位编剧上街买一支雪糕，一咬感觉满嘴面粉，一气之下幽了一默，他问售货员：“你们卖雪糕收粮票吗？”柜台后的两个老阿姨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他：“侬吃过雪糕伐？吃雪糕还要收粮票啊？介戆的闲话。乡下人。戆佗。”编剧的幽默感没卖掉，反被抢白了一顿，在上海卖弄幽默，往往适得其反，自取其辱。

还有一个和冷饮有关的传闻：二三十年前，北京的导演陈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他第一次来上海，穿得干干净净。他妈妈是南京人，告诉他上海人衣帽取人（不是以貌取人）、看不起外地人的势利。火车到上海，他很有信心地踱出车站，感觉身边说上海话的旅客都没他穿戴齐整。那是个夏天，陈导演有点口干，便去路边的冷饮店买棒冰。“我要两个冰棍儿”，他很自信地说。卖棒冰的微微一愣，问道：“你一个人。”“是啊，一个人，要两个冰棍儿。”他转身咬着两根冰棍儿离开的时候，背后飘来三个字：“乡下人。”

导演的上海同学后来告诉他，上海人不作兴一次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