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文选-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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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海厂商这次困难的原因，是他们在十月十五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全国物价大波动（注「从一九四九年四月到一九五○年二月，全国物价先后发生过四次大的波动。第一次，发生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间，以同年三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物价上涨一点八倍。第二次，发生在七八月间，以同年六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七月份物价上涨一点八倍。十月十五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全国物价大波动，是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以同年九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十一月份物价上涨三点五倍。第四次，发生在一九五○年一二月间，以同年一月上旬平均物价为基期，二月份物价上涨零点九倍。每次物价上涨风，都是从大城市开始，然后波及各地。带头波动的是粮食和纱布。中央财经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使物价在一定幅度内波动，避免发生恶性的通货膨胀。一九五○年三月以后，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市场物价趋于稳定。参见本书《制止物价猛涨》（第29—31页）和《控制市场物价的几点意见》（第32一33页）两文。——第51、55、77、113页。」）中，对波动程度估计过头，认为人民币会有更大下跌，利息赶不上物价涨的快，贪心太大。投机者举债买货，一般厂主宁肯举债开支（如发工资等），也不肯卖货，其利息重至每借一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月息二元。十一月二十五日起物价稳而且降，出乎他们意外，于是急于抛货还债，但愈抛则愈贱，愈不易脱手，急于举新债以还旧债者愈多。因此，物价虽跌，但银根（注「银根——指金融市场上货币的供应情况。如果市场上货币供应大于需要，就叫银根松；反之，就叫银根紧。——第10、11、30、32、38、51页。」）仍紧，利息仍高，许多厂商周转不灵，叫苦连天。上海十二月三日电正是此种情况之反映。
（四）我们于十二月八日先拨华东五百亿元，大部用作收购沪厂商品，小部用作贷款，并准备续拨一千亿元。这样。使我们在上海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注「上海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至十一日召开，这次会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精神，着重讨论、研究了上海财政经济的基本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第52页。」）上完全居于主动。十二月二十二日华东财委称，只用了二百亿元，已解救了沪工商界的危机。
（五）申新厂主荣毅仁（注「荣毅仁——一九一六年车生，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第52页。」）事后表示，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稳住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他说：六月银元风潮（注「六月银元风潮——指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后，金融投机分子掀起的一次银元涨风。从五月二十八日到六月九日的十三天中，每枚银元的黑市价格，由人民币六百多元涨到一千八百多元。银元的暴涨，带动了黄金、外币和整个物价的上涨。针对这种情况，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作出了取缔银元、黄金、美钞投机的决定，并于六月十日查封了证券大楼（当时上海银元、黄金、美钞、证券投机的最大场所），处理了一批有严重投机行为的分子。于是，上海市场上的金融投机活动基本肃清。——第52页。」），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根据各方反映，上海商人在此次物价波动中，大多认为人民币将与金元券（注「金圆券——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起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一种纸币。当时规定，以一比三百万的比价限期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开始由国民党政府的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并且，限期收兑民间的金银和外币。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即不到十个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由最初规定的二十亿元增加到六十八万亿元，增长约三万四千倍，结果币值猛跌，物价暴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以人民币一元兑换金圆券十万元的比价，将金圆券全部收回作废。——第52页。」）一样暴跌，故投机冒险的胃口特别大。相反地，天津商人解放以来在物价风潮上经过了三波三稳（注「三波三稳——指一九四九年四月、七月至八月、十月至十一月全国物价先后出现三次大的波动，以及每次大波动之后，短时期内出现物价暂时比较稳定的状态。——第52页。」），经验多，不敢过分冒险，能适可而止，结果无大损失。
（六）十二月初上海工商界的叫喊，也带有哭穷和少买公债的企图，但当时银根紧，周转不灵，确是主要的。他们对公债认为不可抵制，表面上是拥护的，但抱有两个希望：一是少购，二是以合理价格收兑黄金。我们决定满足其第二个希望，并严重注意不使银根太紧，力求保持适度。
*注「这是陈云同志复毛泽东同志的电报。」
财经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觉性（一九五○年二月十三日）
财经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觉性*
（一九五○年二月十三日）
我们现在仍然处在战争与经济困难的环境中。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反对我们。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希望我们垮台。去年对上海封锁，现在又进行轰炸，并喧嚷轰炸很有效，说什么“如长期轰炸，可以动摇中共的统治”。我们面临着严重的斗争。这个斗争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而且越来越表现在经济上。
国内也有不满分子和观望分子。开明地主是少数，绝大多数地主对我们不满。资产阶级一部分在观望，他们将钱带到香港或美国，又向政府要投资要借款；一部分则是反对我们。上海的资本家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他们要在经济上同我们较量。
人民政府成立后，许多善意的人，包括工人、学生、民主人士，对我们的经济十分担心，说“你们是否可以搞得下去”。总之，他们很不安。
老百姓对我们是拥护的，对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60、90、102、117、129、140、144、148、159、275、303页。」），是赞成的。但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人不饿死人。这些问题是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
今天我们的工作，已不是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队的工作，而是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地大物博的全国性的工作。我们胜利了，我们的各项工作是否搞得好，不仅关系到四亿七千五百万人的命运，而且对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有着重要的影响。不看清楚这些，便不可能认识我们的责任。
为了战胜暂时的财政困难，在落后贫困的经济的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我们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是有希望的。只要我们把力量集中起来，用于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办成几件大事。决不应该把眼光放得很小，凌凌乱乱地去办若干无计划的事。
我们搞财经工作的同志，很容易陷于局部观点和本位主义之中，把某些重要问题忽略过去。我要提醒同志们，必须提高自觉性。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全国大范围上来看，如果发现自己的做法与全国的任务不相符，应该立刻觉悟，立刻纠正，否则几年后是要在人民面前检讨的。我们不应该做后悔的事。其次，比较富裕地区的同志要特别注意，自己的条件好，任务重，再困难也要努力去做。再次，财经部门的领导同志，应该首先觉悟，并要教育做财经工作的同志，认识局部服从全体、目前服从长远的原则，树立整体思想，避免陷入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不这样做，既坏事又害人。各地财经领导同志都不应该打埋伏，不应该以多报少，否则我们的帐便没法子算清楚，在资金使用上便会发生极大的浪费。浪费是严重的错误。我们对财经工作人员的要求，不应该只是不贪污的问题，那是旧社会的标准。我们的标准，不但是不能贪污，而且是不能浪费，就是说，国家的物力财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这就需要有全局观念。
财经工作的领导人员，可能犯错误，而且一定会犯错误的。国家这样大，情况如此复杂，我们又如此不熟悉，不可能不犯错误。因此，我们要小心谨慎，力求少犯错误，不犯大的错误。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克服目前的困难。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全国财政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年三月三日）
统一财政经济工作*
（一九五○年三月三日）
目前我们的财政经济情况，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根据各大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报告，全国军政公教人员实有近九百万人。（二）去年秋季规定征收的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虽已大部征齐，但在若干地区尚未征齐，且在征收工作中发生某些偏向；税收的实收数字与预定计划亦有距离。（三）过去国家支出的大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和依靠增发通货，现在则公粮和税收大多尚由各区、省、市县人民政府管理。此种财政上的不统一和收支机关之间的脱节现象，如果任其继续下去，则势必额外增加通货的发行。（四）除西藏外，中国大陆已全部解放，由通货膨胀而来的金融物价波动，已不能限于一地，而势必影响全国。但是全国人民经过了十二年战争（注「这里所说的十二年战争，指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的四年解放战争。——第9、63、78、95、128、140页。」）和通货膨胀之后，生活已极困难，需要我们努力制止通货膨胀。
上述的财政收支不平衡和收支机关脱节的现象，如不速求克服，则不但一九五○年的财政概算有被冲破的危险，而且由此而来的金融物价波动，将大大增加全国人民的困难。但是必须指出，目前财政情况比之去年已有改善，进一步缩小财政收支之间不平衡和防止金融物价大波动的可能性已经存在。其关键在于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财政收支的管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注「政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一九五四年九月，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