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文选-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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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事物，比较则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检验黄金的纯度要用试金石，验血也有参照的标准。我们如果用比较的方法，把一九三二年的革命高潮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相比，再与上海三次暴动（注「上海三次暴动……即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的胜利进军，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发动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二次发动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这两次起义均由于准备不足遭到失败。第三次发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这一次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下，于三月二十二日取得胜利，并建立了人民政权……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第345、362页。」）时相比，就知道一九三二年的革命高潮达到什么程度，然后再决定我们的策略，这样就不至于采取“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前几年有位美国将军叫史迪威（注「史迪威（一八八三……一九四六），美国职业军人，曾任美国驻华武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及中国战区参谋长。因与蒋介石发生矛盾，一九四四年被美国政府召回。……第345页。」），他派观察组到延安，拿我们对美国的政策，来比美国对我们的政策，结果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所以一经比较，就能够对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又比如，今天我们要不要在南满坚持，只要把现在坚持所带来的牺牲与将来退到长白山可能造成的牺牲，大小轻重，有无价值，加以比较，就容易作出必须坚持南满斗争的决定了。
比较仍然是认识的过程，反复则既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反复，首先要在决定了对策之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使认识更正确。而最要紧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总之，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从我的经验看，如果上面说的三条要求都达到了，就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是不充好汉，不爱面子。如果不从认识自己错误上求进步，装洋蒜，一定要跌觔斗。愈怕丢脸，一定会丢脸。不怕丢脸，反倒可能不丢脸。要论事不论脸。做到了这一条，自然不会一听到反对意见，就毫不思索地跳起来。
我们要求犯错误的人论事不论脸，同时要把客观事实拿给他看。大家都根据客观事实想问题，定政策，自然可以求得党内一致。
论事不论脸，这里有个立场问题。有了坚定的立场，才能掌握这个方法。如果尽是为个人打算，一辈子也掌握不了这个方法。个人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矛盾就在这里。真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大家如果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办了。党内只应当有这种态度，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态度。在两个人谈话中可以承认错误，在小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大一点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千万人面前也可以承认错误，这叫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这样，扯皮就少了，事情也就好办了。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健全党内生活（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健全党内生活*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目前辽东党内存在着组织生活不健全的状态。这在上面有，下面也有。有的是受人影响，有的是本来就有的。
辽东党内，干部来自五湖四海，有先来的，有后到的。形势复杂，又战又和。这就容易发生无原则的纠纷，必须以严肃的原则性去对付之。
我提出下面三条意见。
（一）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
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这是应有的原则态度，不是得罪人。否则，就会助长混乱，不能解决问题。
被责备者不要一触即跳。“大广播”比“小广播”好，正面讲比背后讲好。是否是事实，一见面就清楚了。
（二）党内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
民主不仅一般需要，在目前情况下有特殊需要。不经大家交换意见，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难免出错误。
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多交换意见，反而容易集中。
核心领导只有经过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并在实践中经过考验，才能建立起来。
民主又必须集中。个人意见不被采纳，不能生气，也不能不尊重集中的决定。
（三）每个党员都有在党内发表意见、讨论问题的权利，但又必须有服从决定、积极工作的义务。
遇到不如意的事和人，就不干工作，或在言论行动上消极，这是不对的。遵守纪律的重要，恰恰是在自己意见不被通过的时候，或者是有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在我们党内，个别党员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四个服从”是一个也不能少的。这是我们党的铁的纪律，也是健全党内生活、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的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提纲的一部分。」
辽东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教训（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六日）
辽东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教训*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六日）
去年七八两月，辽东两千干部连北满（注「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地区。……第300、303、321、349、371、382页。」）四个工作团一齐下乡，当时只集中打击地主和恶霸富农。七月时，土改工作采取很慢的点点前进、求透不求快的办法。但群众在亲尝了八路军好、中央军（注「中央军原是蒋介石系统对自己嫡系部队的称呼。这里泛称国民党的军队。……第305、349页。」）坏的经验后，又在我军各方胜利前进的形势下，情绪普遍高涨，他们迫不及待，到处请工作团去，开展土地改革。另一方面，辽东在久战之后，急待补充兵源和动员战勤（北满主力大部到了四梅线注「四梅线……即吉林四平至梅河口的铁路。……第349页。」两侧），建立地方武装，肃清土匪。在此情况下，运动速度加快，范围加大。
去年七月至今年一月，七个月中，除秋冬攻势的新收复区外，辽宁大体分了土地，安东（注「龙江省……即当时的黑龙江省。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曾将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和兴安等九省。……第303、308页。」）、辽南则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地区分了土地。总的说来，工作是有成绩的。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发动了农民，十万农民踊跃参军，并在基本地区内肃清了土匪。但由于运动扩大过分迅速，阶级划分不清，没有巩固地团结中农，对佃富农与旧富农不加区别，许多地方把富农与地主一样对待，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没有严格执行，以及一度打风盛行，死人过多，犯了很多“左”倾错误。直到一月份中央及东北局指示纠“左”，才开始纠正。现在，老区正继续纠偏，新区则照中央指示，首先打击大地主。所有新老区，都以春耕为中心，同时进行纠偏或发动的工作。
土改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因我是负责指导土改的。造成错误的原因，就在于对若干问题的认识含糊不清。
一、对于贫雇农翻身，在现阶段只能翻到什么程度，没有明确的恰当的认识。现在看来，分了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和牲口以后，基本上已算翻身了。至于牲口还不足等等，只能在以后发展生产中逐步解决。否则，必然打击太多，孤立自己。
二、只看中农对土改犹豫观望的一面，没有充分认识坚定地团结中农的必要，分了富裕中农的牲口，又侵犯了其他中农。这种做法，贫雇农经济上所得不多，政治上损失甚大。
三、没有研究富农剥削剩余劳动量的大小，以为凡雇长工者都是富农。当时不知剥削部分只占其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以下者应划为中农。因此，误划许多中农为富农。对佃富农，则偏看其二地主性（转租地主土地），他们在乡村中政治地位甚高，牲口又多，因此与旧富农大体上同等对待。
四、在工商业政策问题上产生混乱的原因，在于未彻底认清保护工商业、发展经济，无论对城市和乡村，对工人、城市贫民和农民，对支援战争，都是有利无害的。
五、在打人问题上，当时没有认识到，农民打恶霸虽属正义，但群众运动中人多手杂，打风一开，就会乱打，其结果必然祸害百出。以法庭来处罚应惩之恶霸，既可避免乱打，又可为农民伸张正义。
六、运动中凡属农民提出之要求，总是有原因的。但是，不少要求从全局和长远看来是不合理的。有些要求，即使在当时说来也是不尽合理的。因此，在运动中不能放任自流，作群众的尾巴。
七、在群众情绪高涨的情况下，运动范围可以大些。但如无明确政策，无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干部，过度扩大运动范围，就容易出乱子。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的一部分。」
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
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
一
两年多来，我们接收了很多规模很大、技术先进的企业，如铁路、矿山、发电站、邮电、轻重工业工厂、市政企业。当接收时，企业内的工人和职员有下列情况。
（甲）企业内有大量体力劳动的工人，也有很多脑力劳动的职员。工人和职员，同是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雇佣劳动者。但工人和各级职员，在企业内的地位和社会上的地位是不同的。工人在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内劳动条件最苦，待遇最低。下级职员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情况接近于工人，但他们之中，许多人带有旧知识分子轻视工人的意识。有一部分管理人员，在日寇、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指挥和压迫制度下，习惯于用官僚主义的方法去管理工人。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前，东北企业内的全部高级职员和一部中级职员，都是日本人；“八一五”（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日子，简称“八一五”。……第303、321、353页。」）后，由中国职员代替了日本人。因此，“八一五”后的中国高级职员，在“八一五”前都是中级职员。当我们接收时，中、高级职员是企业的生产及业务管理人。一部分中级职员是职位较低的管理人，其地位接近于下级职员；其余的中级职员，及由“八一五”前的中级职员提升为高级职员的一部分，其社会地位相当于自由职业者，但在企业内是较高和高级职位的管理人。不论“八一五”前或后，中、高级职员对工人及下级职员都居于管理者的地位。工人对于一般管理人员都有或多或少的不满；对于少数为非作恶分子，则是痛恨的。
（乙）我接收企业后，工人和职员对国共两党的认识，当时都是模糊的，但其模糊程度、性质有差别。工人对国民党，也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正统观念，但一给民主政府工作之后，工人的情绪是积极的，深怕我军撤退，盼望我军胜利。下级职员，虽然是接近工人的阶层，但在企业中工人群众尚未发动，中、高级职员仍占传统重要地位时，他们的多数是追随高、中级职员的。高、中级职员对国民党政权有浓厚的盲目正统观念，对民主政府则抱冷淡以至抵抗态度。有一小部分职员，则参加了国民党地下军的破坏活动。由于当时工人群众尚未发动，原有的高、中级职员仍占企业的重要地位，因此当时许多企业内事故甚多，生产效率很低。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当时的方针是首先发动工人，同时又团结改造职员。其方法是：首先使工人认清工人阶级是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