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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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克上校当听知吴被蒋以吴必须有两年的稳固职业才能给其子吴修潢去美护照为难时，曾立即聘请他做芝加哥论坛报远东部的顾问。

蒋介石在遭到吴的抨击后，曾怒骂吴“已在一个外国之庇护下空论及滥言民主及自由”，“与共党分子毫无互异之处”。但后来通过美驻台大使“劝告”蒋不要再行攻击吴国桢，继续下去对蒋不利，蒋只好无可奈何地下令禁止继续刊登攻击吴国桢的文字。美国方面之所以在蒋介石召开“国大”和改组“行政院”的期间支持吴国桢向蒋叫骂，也是为了压迫蒋多吸收亲美分子入阁。

吴国桢由盛而遽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是第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第二个重要的分水岭是，1954年12月3日“中（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的正式签字。

也就是说，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态势，台湾被列入美国防卫线中的一环，第7舰队开始巡弋台湾海峡，美国军经援助开始大批涌至台湾。“中（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生效，一方面束缚了“国府”的军事行动（实质上等于放弃反攻大陆），一方面也使台湾第一次真正有“安全感”，从而奠定了日后台湾经济繁荣之基。

在这两个先决条件下，蒋家父子决定牺牲“不合作”的吴国桢。吴国帧所鼓吹民主，在蒋氏父子的心目中，实际上等同于“叛乱”。再加上美国国务院有意扶植吴国桢在台湾“称王”的腹案，吴焉能不遭蒋氏父子的整肃！“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红极一时的吴国桢率先成了蒋氏父子权力重新组合、巩固下的牺牲品。吴案的余绪，一为台湾“立法院”通过“引渡法”，一为蒋经国调职。蒋经国的新职为“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暂时离开“总政治部”的前台，但更上一层楼，成了名副其实的秘密警察头子。

遗愿绵绵无了时吴国桢把想说的话说过以后，重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书斋。他的朋友刘宜良（著名作家江南）在谈到吴时，认为他没有染上那种“上台趾高气扬，下台牢骚断肠”的官场病，具有学人本色、名家气度。当官不成，再操旧业，继续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时常还作些学术讲座，所得收入以补家中开支之需。1967年，他离开居住多年的芝加哥附近的伊万斯顿，应聘前往乔治亚州的萨瓦娜阿姆斯壮学院任教，讲授中国文化，深受学生欢迎。到退休年龄时，校方应学生请求又续聘3年，薪金由学生捐助解决。刘宜良曾劝他在讲授之余撰写回忆录，记下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吴国桢表示：败军之将不足以言勇，不写。他说，他准备广集史料，埋头著述，立志写出传世之作。此作就是后来出版的专著《中国文化史》。

远离祖国的吴国桢，一直关心着故土上所发生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实行工作重心转移、一心一意搞四化、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伟大决策，感到由衷佩服。正如他给友人信中表示的那样：“虽身入美籍，然仍炎黄血裔，能不为之欣然？”还说：“现在中共有一个空前难得的机会，为国家、为人民，创造一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一点，我寄予厚望。”“中国照目前的情况进步下去，发展经济，下个世纪，将和美国、日本，鼎足而立。”一次和刘宜良论及往事，谈到现代史上的国共人物时，吴国桢以历史见证人的身分，把周恩来、邓小平誉为安国定邦之士。他说：“《邓小平文选》，我反复看了3遍，这个人我非常佩服。”这些认识、看法并非心血来潮、一时冲动。吴国桢作为过来之人，看到过封建社会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看到过南京政府官场黑暗、人民痛苦；他也听到了新中国前进的脚步声。经过在美国30余年的观察和思考，理性和良知使他正视现实，愿意向祖国靠扰。当初被国民党方面骂作“共产党同路人”的吴国桢，现在真成了“共产党同路人”。

晚年的吴国桢夫妇，有一事反复索绕心头，就是希望回国一游，亲眼目睹祖国新貌，1983年底，他的儿子媳妇借讲学之便先行回国，联系吴国桢回国具体事宜。根据吴国桢的愿望，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发出了邀请。原定1984年春东归的吴国桢、黄卓群夫妇，因黄卓群女士有病未能成行，遂推到同年9月。岂知6月6日，吴国桢突然病故在异国。

异乡难埋思乡情，吴国桢的心愿成了遗愿，永无了时。他只有神游故国，魂归大陆。这真是：“长恨绵绵思乡人，不尽哀思游子魂。”

第三节孙立人去职“王朝”芒刺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了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提出了亚非各国应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加强团结，一致对敌。经过协商，同其他与会国一起努力，达成了基本上符合和平共处的十项原则，即“万隆精神”。

周恩来同参加会议的印、缅等七国代表团长举行会谈，讨论缓和远东局势，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周恩来严正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但任何谈判都丝毫不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权——解放台湾的行动。并表明我国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诚意和正确方针博得了国际舆论的好评，促成了1955年8月开始的中美大使会谈。这对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促成中美双方的相互了解起了好的作用。我国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的胜利，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1956年3月，蒋介石在接见美国合众通讯社社长时说：本人坦白认为：自由世界在亚洲冷战中，正遭遇失败，很不幸的，至少在亚洲，自由世界的外交已造成一种支持与鼓厨中立主义的印象。。。今日所谓中立主义，一方面使共产集团之收获益臻巩固，而另一方面使俄、共政治经济的邪恶势力之渗透发展，较前更为容易。而其最大作用，就是可使自由亚洲人民对于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所持之最后意向究竟如何，更感惶惑。故在亚洲赢得冷战之主要措施，为美国应有一坚定反共政策之表示。

蒋介石到底要求美国应有何种“坚定反共政策”？无外乎帮他“光复大陆”。但华盛顿的当政者，是现实主义者，比蒋介石清醒得多。反共保台可以。与八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战？决不冒这个险！蒋介石有怨气，可是，台湾小朝廷的存亡，又唯美国的庇护是赖，不敢太造次。

实质上，既有了“美、中（台）共同防御条约”为庇护，蒋介石已看出长期偏安的局势已定，他也就乐得在海岛上称孤道寡，安享天年了。要紧的就是如何稳定岛上的政局，发展岛上的经济建设，将最后这一点江山，妥妥当当地传给子孙后代。

蒋经国在父亲的教导下，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危险人物”，“异己分子”相继溃不成军，皆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在拔掉手握兵权的武将孙立人这颗眼中钉时，表现得更为突出。

“东方的隆美尔”

我们先把焦点对准孙立人，将孙的出身作一交代。

孙立人，原籍安徽舒城，生于1900年。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被保送赴美，进入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获工程学士学位，转入弗吉尼亚西点军校学习，和美国的乔治·马歇尔元帅是先后期同学。

1928年，孙立人毕业回国，先人国民党党务学校任军训队长，后调“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副总队长。宋子文成立“税务警察总团”，邀孙出任该团“特种兵团团长”。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

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直接受到日寇威胁，14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发表“自卫”宣言。同时，蒋介石电令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对日寇发动总攻，并调集73个精锐师参加上海抗战。孙的税警第四团，参与是役。

当时很多人认为，孙部是支非正规部队，没有战斗力。但实际上，这支财政部的武装，武器远比一般国民党军队优越，中层以上军官大都是留美的少壮派，士兵中有文化的多，部队平时训练严格，军容风纪比国民党其他部队好，再加上民族战争伟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淞沪前线打得很顽强，给日本侵略军以很大的杀伤。

在温藻浜战斗中，孙立人中弹负伤，被送香港养和医院医治。1938年，孙立人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保卫战，二次立功。

这二次战役，使孙立人在军界初露锋芒。

“税警总团”在长沙扩建为缉私总队时，孙立人任总队长，同时晋升为少将。孙立人选定长沙为扩军基地，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长沙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便于收容各路部队的散兵游勇；其二，原“税警总团”的官兵中，湖南人居多，在战斗中，湖南人勇敢善战，深得孙立人赏识，在本地扩军，便于多招些湖南人。孙部基地设于长沙岳麓山。副总队长齐学启，湖南宁乡人，曾任江苏保安团团长。

第一团上校团长贾幼慧，山西人，是孙立人清华和弗吉尼亚的同学，曾任原税警总团炮兵营长。

第二团上校团长唐守治，湖南零陵人，曾任某部队宪兵营长。

第三团上校团长葛南杉，江苏人，留法生，工兵营中校营长王之，留美生。通信营少校营长文芝龙，黄埔毕业。孙立人依靠这些骨干，招募和收容兵源，扩大自己的势力，不到半年，就招集了三千多人。以后逐渐扩充到五个团，还有工兵、通信、特务等三个直属营和一个教导队，实际已有了两个师的兵力。

孙立人在湖南建军，原以为离前线尚远，可以好好地扩军训练，不料日军飞机经常来轰炸，弄得日夜不宁。于是，他急忙电告重庆，请求转驻贵州。蒋介石、宋子文也想保存这部分力量。所以，很快就批准了入贵州的请求，指定缉私总队驻贵州都匀训练。

1940年11月，税警团改编为新38师，孙任师长，1942年远征缅甸。

在中国对日抗战史中，有一段精彩的“异域”篇章，这就是孙立人所率新38师远征缅甸时的“仁安羌大捷”。

“仁安羌大捷”是个闻名世界的战役，新38师在劣势的情况下，竟以不满1000人的兵力，击败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救出超己十倍的友军。

当时缅甸整个战争形势，就盟军方面来说：左翼为国民党军队第6军，当面之敌为敌第18师团；正面为国民党军队第5军，当面之敌为敌第55师团；右翼为英第一军，当面敌为敌第33师团。新38师在曼德勒，无形中有东西策应的任务。

4月14日，由于英军第1师放弃马格威，改守仁安羌，引起盟军右翼的严重局面。新38师的112团和113团先后奉命由副师长齐学启率领，开往纳特曼克与巧克柏当两地布防，负责支援英军和掩护正面的侧背，曼德勒卫戍的任务，只留下114团的两个营担任。而114团的第1营仍然留驻腊戍，担任飞机场的警戒任务。

日军探听到英军退守仁安羌的消息，马上就分出两个联队兵力，绕到英军后方，占领仁安羌油田，切断英军归路，将英军第1师全部和战车营的一部，包围在仁安羌北面一带地区。又用一个大队的兵力飞快占据拚墙河北岸渡口附近，阻截英军的救援，不过当时在拼墙河北岸和日作战的英军，只是少数步兵和装甲旅战车山炮的一部分，自身都已难保，更无力分兵去救援在南岸被围的部队了。

4月16日，在仁安羌北面的英军第1师已经被包围两个昼夜，粮尽弹缺，水源断绝，危急万分，驻扎巧克柏当的113团，便接到了立即驰援的命令。救兵如救火，113团连夜奔赶，在17日的黄昏时分，到达拚墙河北岸，在距河五英里的地方，进入准备攻击的位置，当晚就展开了猛烈的战斗。18日拂晓起，战斗更激烈，孙立人亲自从曼德勒赶往前线指挥，正午12时，拚墙河北岸日军肃清，英方催请孙部立刻渡河攻击，当时孙部兵力太少，而且南岸地形暴露，日军又是居高临下，孙部站在仰攻的地位，如果攻势稍一顿挫，日军可能立即窥破孙部实力，这样一来，不但不能达成解救英军的任务，并且可能把113团陷入危险的境地。因此，孙立人决定暂时停止进击，打算在黄昏以前用尽各种方法把当面的敌情和地形侦查清楚，再利用夜间去周密部署，准备在第二天拂晓进行攻击。英第1军团长史林姆将军对于孙立人这样计出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