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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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贵的乃穷神啊，为了西藏的政教大业，请问是战是和？谁来执掌大权？”大员们都瞪着眼睛盯着乃穷曲均，乃穷曲均头上冷汗淋漓，避过他们犀利的目光，终于承认“不灵了”。看来，只好请教噶东神了。
噶东神汉折腾好一阵，趁人们不注意想溜走，仲译钦波（秘书长）群培土登上前拦住了他。群培土登神情激动地说：“这次请求指点的，是关系到西藏政教存亡、众生命运的大事，我们肉眼凡胎难以决定，请神睁开慧眼，明示今后怎么办才好。”噶东曲均转身使劲跳起来，一会儿拔出腰刀左杀右砍，吓得噶伦们忙向一边躲；一会儿就地跳起，掀起一片尘土。最后，他突然伏跪在达赖喇嘛面前，做出要哭的样子说：“达赖喇嘛是全体僧俗人民的智慧和至宝，只要你亲自执政，就能给西藏众生带来幸福。”在座的摄政达扎闻言脸色惨白，神态沮丧。
1950年藏历10月8日，达赖喇嘛举行了亲政典礼。17岁的达赖喇嘛在这多事之秋，挑起了掌管全藏政教事务的重任，而如何收拾这败后残局，他却一筹莫展。
阿沛信使急驰拉萨一场大战过后，金沙江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在秋日的蓝天下，像澄静的练带。
此时此刻，住在昌都解放军指挥机关的阿沛，眼前却有点迷迷茫茫。
他住在一幢藏式楼的底层，不再穿绸缎的官服，而是一身黑氆氇藏装；他孑然一身，围着他的不再有护兵和侍从。
眼下的这个结局，其实在他衔命赴任的时候就预感到了。要不然，当初拉萨的三个现任噶伦为什么都死活不肯来呢。但当预感真的变成了现实，他还是感到震惊、痛疚、惶恐、迷茫。想到雪域西藏的命运凶吉未卜，他心头隐隐作痛起来。
大战之后的昌都城是宁静的。特别是深夜和清晨。一年多来，这座东藏名城被各种喧响所困扰，在白天与黑夜交替之际发出震天巨响。现在呢，一切都寂静了。怒吼的山炮轰鸣之后，一切繁琐的音响都归于沉寂了。
阿沛这天早晨起身后不久，康巴汉子平措旺介看望他来了。平措旺介身穿解放军军装，高大健壮。这位28岁的康巴汉子是昌都解放后13天赶到的。一年前噶厦在驱汉运动中，将他也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驱逐出境，此人现在成了共产党的大长官，他会不会报一箭之仇，来一个报复呢？不可不防！康巴汉子平措旺介此时身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8军民运部长、昌都工委副书记，与去年被押送离开西藏的狼狈样子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了。康巴人凶猛好斗，尤善复仇。为了复仇，不惜子子孙孙打冤家。平措旺介如果要对噶厦的要员阿沛等人施行报复的话，应该说是不费力的。但这一次，康巴人平措旺介态度谦恭，他请阿沛噶伦从这间底楼的小屋搬到对面楼房的二楼去住。
高楼上宽敞洁净，落地窗十分明亮。远眺青山，近观绿水，使人心旷神怡。
很快，又送来了他原先穿的绸缎官服。在昌都战役中投诚的近40名藏军高级军官，也都重新穿上他们的官服。
18军副政委王其梅和其他解放军将领不断地来看望阿沛。有一次王其梅与阿沛长谈，谈到这次两军对垒，枪炮无情，双方伤亡都很大，许多藏族和汉族兄弟都倒在战场上。讲着讲着，王其梅不禁热泪盈眶，嗓音哽咽。阿沛十分惊愕，他被深深地感动了。
昌都地区的大活佛，大贵族，前昌都藏军的高级军官，更是络绎不绝地前来拜望阿沛。阿沛从他们的眉宇神态、谈吐和笑声中明白了他们目前的处境。
对照过去像瘟疫一样散布在藏区的关于共产党解放军的种种流言，阿沛十分感慨，他心头的疑雾慢慢淡散了。
阿沛居住在楼上夜间灯火不熄，共产党大首长与他盘膝对坐，一谈就是大半宵。
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那幢楼上的灯光总是明亮的。卫兵们只记得半夜时分，炊事员还要登楼去送酥油茶和夜餐。
每天早晨的太阳，将温暖宜人的阳光射进那幢高楼。玻璃窗户反射出一片光华。
就在拉萨的上层亲帝势力策动达赖外逃，乱成一团之时，阿沛从昌都派随员金中·坚赞平措和噶准桑林，星夜兼程赶来拉萨送信。他们快马加鞭，日夜赶路，马跑累了，又支不到驿站的差马时，就身背马鞍，徒步前进。二千多里路程，他们只用了16个昼夜就赶到了。
金中和桑林向噶伦们呈上昌都总管阿沛给达赖喇嘛和噶厦的信件。噶伦们急不可耐地地询问昌都的情况，解放军的动向和兵员多少等等。当两位信使汇报到解放军离昌都还有三天路程，结果一个晚上就突然出现在面前时，首席噶伦然巴连声惊呼：“啊啧啧！啊啧啧！”并且叹息说：“敌人像钢铁般坚硬，我们像糌粑一样松软呵。”索康噶伦询问了昌都总管署全体官兵的近况，然后说：“阿沛·阿旺晋美受苦了，我们并不责怪他。我们的军队太糟糕，确实不能上阵。如今只好耐心等待，世界形势总会起变化的。”
金中和桑林送到拉萨的，是阿沛·阿旺晋美等40名官员给达赖喇嘛的信。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献。它禀报了昌都之战失败的经过，以及投诚后广大官兵受到的良好待遇。其重点自然还在后半部分：在下昌都总管阿沛噶伦、三名在职大小堪布和第三、第八、第九、第十等五个代本为首的四十名政府文武官员顿首叩拜、三门虔诚启禀：目前进行汉藏和谈是个时机。共产政府所规定的基本作法是，对外五族团结一致；对内各大小民族自立自治政府，其工作人员根据单一民族和多种民族人数多少来确定；大民族绝不压迫小民族，特别是对西藏要采取特殊政策，首先是对大救主全知佛王达赖今后仍然主持政教，救主摄政活佛及各僧俗官员照常供职；保护宗教、寺庙和经堂；西藏现行政治和军事制度均不予变更；藏军改编入国防武装之内；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文化教育和农、牧、工商业。今后凡是为发展政治和谋术人民幸福的一切办法措施需要改革时，要与人民及其主要领导人协商，在大家同意的原则下进行决定；尊重宗教信仰和地方风俗习惯，过去与英美两国及国民党的一切关系，不予追究。。。目前汉藏和谈很快进行的话，汉政府提出的各条款中有不适西藏情况的可将利弊详细说明，共产政府方面绝不存在举剑威吓、强迫或压制不让申述利弊的作法，一切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商谈决定。在下我等再三思索回顾，确无强迫命令的想法和作法。此事包括共产政府在年的和在下四十名文武僧俗官员敢作担保。。。噶伦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四十名文武官员，可算是噶厦的重臣良将。
昌都一战，全部归顺了共产党，而且都得到妥善的安排。阿沛本人更是被待若上宾。这使噶厦内外大为震动。一连几天，拉萨城的行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件事。看来这红汉人解放军，既不同于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军队，也不同于前清川边总督赵尔丰的兵丁，更是不同于1904年打进拉萨来的英国人荣赫鹏的洋兵。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阿沛来信的内容真靠得住吗？
金中和桑林两位信使在拉萨成了新闻人物。他们却因旅途劳顿困得要命，只想睡觉。
不料，几天之后的一个清晨，两位信使一觉醒来，忽然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如意至宝”达赖喇嘛已经在头天夜里简装轻骑，逃往亚东去了！这是1950年藏历11月11日。
达赖喇嘛还将从亚东逃往印度！
达赖喇嘛滞留亚东原来，对于阿沛等40名官员的来信，噶厦大员们半信半疑，还有人又气又怕。他们感到，如果继续与解放军作战，已没有力量：派代表和谈吧，又有点于心不甘。于是，就在神前打卦抽签，问达赖喇嘛是留在拉萨，还是前去印度。结果，卦签上写着的是“出走”。因此，便秘密拟定了出国计划。噶厦给留在印度的孜本（审计官）夏格巴发报，通知他昌都失守，拟请达赖出国，令其选择驻锡之地。几天后，夏格巴回电称：对达赖出国之事英美等国答应协助，印度将派兵接应。
藏历11月11日凌晨，达赖喇嘛临时任命大堪布罗桑札喜和孜本鲁康娃为司曹，代理摄政职务，自己则换上普通服装，离开了布达拉宫。
达赖骑着一匹灰色良种马，带着40名贵族官员和200名藏军，沿着拉萨河谷，在曲水宗的江村渡过雅鲁藏布江。不料经江孜抵达亚东后，世界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印度政府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政府的警告而收回了承诺；英美等国又怕达赖出国后失去现有地位，班禅掌管西藏大权。所以，当噶厦请求印度政府迎接达赖时，印度政府的回答竟然是：按照国际公法，达赖喇嘛为求得生命安全，印度准许其避难，但只能作为难民对待。印度的回电传到噶厦官员手中，全场哗然。当难民，那是他们无法接受的耻辱，但无功而返又没台阶下，达赖一行就此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就在达赖喇嘛从拉萨出走的同一天，人民解放军向在类乌战役中漏网的七代本普隆巴发起追击。普隆巴跑到洛隆宗（县）后，以一部分兵力控制了怒江上的嘉峪桥，同时收集散兵游勇和被解放军遣散的藏军二百余人，扬言要进行“反攻”。为消除隐患，巩固前进阵地，52师师长吴忠命令154团歼灭该敌。团长郄晋武亲率一个加强连，奔袭200里，于11日傍晚18时突然出现在嘉峪桥头，夺取了被破坏的嘉峪桥，突破怒江天险；在宗本代理人和当地农牧民的协助下，他们又行军18O里，于12日凌晨包围了洛隆的藏军。七代本晋隆巴从梦中惊醒即被活捉。
1951年元旦，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辖西藏东部两个办事处28个宗（县）。主任为王其梅，副主任和委员中有阿沛·阿旺晋美、平措旺介、大活佛帕巴拉、德格女士司江央白姆等人。同时成立的还有昌都地区僧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员会，主任为阿沛·阿旺晋美。因为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解放军便在昌都附近待命，等着达赖方面的选择。周恩来与夏格巴在与昌都遥遥相对的世界屋脊的另一端，阿里高原的扎麻芒保，新疆骑兵支队先遣连，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群众工作。他们散发毛泽东画像和藏语传单，帮助群众放牧、打柴、背水、治病、拣牛粪。当时先遣连的供应十分困难，他们仍然节衣缩食，拿出自己的布匹、衣服、粮食、茶叶、块糖等物品来救济贫苦牧民。与他们接近的藏民逐渐增多了。先遣连在阿里的群众工作与和平谈判是成功的。今天，我们从历史档案里还翻出了阿里那日过力松木区代表才旦朋杰、扎西才让致毛洋东的电报：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敬启者：中央人民政府军官李狄三，抵达那日过力松木区，同我们结咸了朋友并听从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因此没有引起一点战争，很好的和平实现了。这次我们的两个邦保申请达赖活佛，让藏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和平协商，听从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令人遗憾的是，西藏上层人物中，并不都是如阿里两邦保那样，诚心诚意地愿“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他们中有那么一些人总想煞费苦心打出一面“独立国”的小旗，与中央人民政府对垒。早在1950年4月，就有一封电报从印度加尔各答发给“毛泽东阁下”，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派代表“赴港商谈”。署名者之一是“孜本·夏格巴”——20多年后，此人以一本《西藏政治史》鼓吹“西藏独立”，颇获得一些人的喝彩。过了一个月零八天，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发了一封复电：“你们的代表团是西藏地方政府派至中央人民政府商谈西藏地方事务的代表团，不能称为西藏派赴中国外交代表团，谈判的地点必须在北京，不能在香港。”夏格巴先生和他的同伴接电后便陷入了沉默，加上蓝眼睛朋友的阻挠，迟迟未能成行。
1950年8月2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复电驻印度大使馆申健代办，指示其坚持“中央政府对西藏代表团之方针：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不能承认该代表团为西藏之外交代表”；“由印经香港去北京既有困难，请考虑转回西藏经由国内其他路线如青海、西康、云南等地前往北京”。
1950年8月19日，周恩来总理再次致电驻印度大使馆申健代办，传达了极其重要的信息：。。印度政府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并经过其驻北京大使表示印度政府对西藏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政治或领土野心，并说其他国家也不会干涉西藏。。印度政府曾向我大使馆表示甚愿我西藏代表团早日到达北京，并闻英国政府已撤消其拒发签证的决定。
如此，西藏代表团更可早日动身。。你们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