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2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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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中间，当我为他们夫妇和主人夫妇在一丛晚开的樱花前摄影时，陈先生特别给我一个警告说：“我们今天谈的，可不能上报！”但是，事后我觉得他所谈的，纵然上报，无一有害于他自己，更无一有害于任何他人，而且，当我向他提出问题时，我会声明我就该写的写不该写的不写，同时，我是以新闻记者与近代史研究工作者的双重身份向他求教的，而陈先生本人也正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于这种研究工作，所以，把他的片言只语对于我们这个前进中的国家和民族有交待意义的，透露出一二，似乎也无伤于大雅，更重要的，也许更有利于他的新工作——“历史”。

我记得，一开首我便冒失的从阳明山会谈把话题提起，我引用一般新闻界的看法向他表示正当这个关系海内反共势力的重大行动就要开始的时候，他以一个过去对党对政府有过如此重要贡献的人物，竟悄然离开了这个行动的圈子，似乎不免令人有几分诧异，甚至也有几分失误的。

他起先把两臂交叉在胸前，悠然而镇定的注视着我，微笑着不发一言。

他似乎只在品味着春风吹拂他的华发的那股爽舒的味道，而把我的话充耳无闻。

但是，过了片刻，中间有些别的话语滑过去了。他重新拾起刚才的话题说：“谈话会要听听别人的，听听别人的意见，总是好的！”

于是，我接着又问下去，“若以陈先生在美十多年来的所见所闻，再以若干年来积存的政治经验，这个意见，岂不是更值得听听？”我的话尚未了，他又是微笑不发一言。他抱着臂走在花丛中绕了一个圈子，走回来很深沉地表示说，过去的党是他一手搞的，“但是过去的党打败了，打败了就是打败了，败军之将还有什么可谈的？”

不过，话是如此，这位败军之将至少还有些失败的经验是值得一谈的。

“一个政权如果和人民生活利益脱了节，到头来人民一定会抛弃它的，没有比这个事实考验结果再残酷，再不客气的了！”

他是先从大陆上的失败谈起的。

“坦白地讲，在大陆时代，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和以后的一段时期，我们的财政政策过分漠视了人民的利益。人民的生活利益在政策上得不到保障，人民自然要抛弃这个政权的。财政政策在政治上占的位置比军事、比党都要重要，它是直接关系人民利益的。在当时，我们的敌人日本，犹比较我们政府懂得在政策上去照顾和维持一般人的生活的。因为他们毕竟懂得这是维持他们军政统治政权的一个必要手法。日本军在中国大陆发行军票，以一比一的等值套换法币，这在政治上虽然打击了我们政府，但使中国人民仍可持有与原值相等的购买能力，而人民资本在市场上的作用，也照旧产生等值的结果。所以人民生活尚是安定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汪伪时期，曾经贬低了这个币值，但是人民大致仍可维持原值一半的购买能力。可是不幸的是，在胜利复员时，我们居然利用一时变态的市场心理，一下子把法币换伪市的比率折为一比二百，这说明沦陷区人民购买力是因抗战胜利而一夜之间变低为二百分之一了，100块钱的存款变成5角钱了。这事关系太大了，试想小康人家赤贫化了，尚有何社会安定可言？犹有甚者，诸如我们战时美金储蓄券的大打折扣，黄金换实的不守信用；处处表现的都是违背人民利益，处处与人民脱节，这种情况，又焉得人民不抛弃这个政府？”

陈先生犹且追述说：“最可笑的是，我们的经济建设，也尽是一些漠视生产循环的浪费投资，这也自然是与人民利益脱节的。”

他严肃地说：“说来惭愧，一切由于我们当时的无知！我们无知！”

这句话，强烈地刺激了我们的听觉。这是一句出自一个曾是党的组织部长的良知的话语。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真正自省的声音，这句话，深深的描写了过去，但，也深深的点画出将来。

暮年寄情笔墨1969年4月，台北天母山坡一栋西式平房里，搬进一对白发老人。他们是离台长达20年之久的陈立夫夫妇。这次返台定居，他们一反往常养（又鸟）孵蛋之道，高谈绘画、写作与讲演艺术。台湾《中央日报》9月1日刊登一篇“陈立夫先生的生活情趣”披露如下：陈先生刚从美国归来时，身体不太好，经过这几个月的休养，已经完全康复了。现在他已开始有限度的社交活动和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立夫先生告诉记者说：一、两个月以前，他曾经着手在写一本小册子，书名叫《一而十》。最近，由于天气太热，应酬也多，而暂时搁笔，估计到年底才能完成。

他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他正主持一项翻译工作，计划将英国学者丹尼约瑟（李约瑟）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翻译成中文，全书有八百多万字，原书分为七卷，目前已经出版一、二、三卷，第四卷共分为四册，第一册已印刷好了，其它部分尚在排印中。

立夫先生说：《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包罗颇广，凡是中国祖先对于天文、地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贡献的史料，几乎都融汇其中，因此，翻译这部巨薯，必须约集有关科学专家分工合作，共同完成。所幸这些准备工作，大体上都已经安排好了。

陈先生说：他最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已经脱稿，标题是“我为什么做这样一件事”，约好了在某杂志上发表，其内容就是介绍《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的纲目，以及他主持翻译这部书的动机。陈先生写的另外一篇文章，尚未完成，稿子尚在他的书桌上。

书房里的陈设，简单清雅，一具书厨，里边摆满了中外文参考书。书厨旁边有一架立地电扇。书桌上放着文房四宝。陈先生写稿喜欢用毛笔。在书桌上的玻璃板下面，有一张彩色照片，摄的是一幅水彩画，是立夫先生在民国37年画的，那一年是已故张道藩先生的50大寿，这幅水彩画，就是陈立夫送的寿礼；画中有一位老寿翁，对面坐着一位美丽少妇，题词是：“原兄与嫂如画中人，一则长命百岁，一则美丽到老。”道藩先生非常珍视这幅画，一直珍藏着。当立夫先生民国48年第一次回台湾时，道藩先生特地找出这幅画来，拍成彩色照片，送给立夫先生留念。陈立夫先生为怀念故友，把它放在书桌上的玻璃底下。

陈先生引导记者参观他的书房时，还看到他的另外一幅水彩画，那是一株（又鸟）冠花，作于民国24年陈先生在南京的故居。当时陈夫人正在从师习画，有一天陈先生兴致来了，就用彩笔写了一株庭院里的（又鸟）冠花。

据陈先生说：他一生只画三幅水彩画，另外一幅是一朵喇叭花，现留存在美国女儿家里。

立夫先生很健谈，他谈任何问题时，都很能吸引人。他说：今后要多在室内做工作，少在外边活动；对那些邀请他剪彩和证婚的事，都一概谢绝了。他表示这个例子不能开，希望亲友们都能原谅。

立夫先生虽然表示，今后要多做著述工作，但他仍然不能忘怀讲演的乐趣。他认为讲演是一种艺术，而且可以给人一种满足。

他说：一场成功的讲演，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你要讲的，也正是听众们所要讲的，你只是把大家的意思表达出来了而已。

第二，一篇讲演稿里要有特点，是别人所没有想到的，这样，听众才会觉得有味道。

立夫先生说：他的讲演，曾经历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他每逢讲演之前，先准备了很多材料，到了台上时，却讲了很少；第二个阶段，准备了多少资料，上了讲台，全部都用上了；第三个阶段，任何讲演，从来没有底稿。

不上讲台，没有材料；登台讲演，材料也随之而来了。立夫先生认为讲演远比发表文章的效果大，尤其一场成功的讲演，会吸引千万个听众，全神一意的听讲，越是这种情形，讲的人越兴奋，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劳累，这时候讲的人与听的人感情合而为一，令人有一种升华的感觉。他自己就常常有这种感受。

1979年9月18日，陈立夫与夫人孙禄卿共同迎接了80岁寿辰。他们送给亲朋的礼物是一本由陈立夫题款、孙禄卿绘画的百幅山水画集。

“我的太太的画实在不错，而我的字只是陪陪她。”陈立夫对来客谦称自己是配角，太太是主角。另外，他还赞美孙说：“我最最得意的事，是我有位贤能的妻子孙禄卿女士。”

在父母的作主下，陈立夫与孙禄卿于1926年结为夫妇。陈说：“到现在，已经53年了，我们有个幸福的家，而且从来没有吵过架。”

说到陈夫人的好，立夫先生是赞不绝口，他说：“他的父亲孙蓉江先生是地方公正士绅，家教甚严，她过门后，对长上有礼，教子女有方，治家勤俭，幸得有她内助，使我可以终日忙于公务。”

他们的三子一女，在陈夫人的教育下，都卓然有成。立夫先生说：“孩子们都怕妈妈，管理子女和家务上，她都很成功。”

53年间，他们共同信守的原则是：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立夫先生说：“就这样，我们从来没有口角过。”

为了纪念丰盈、美满的过去，不喜欢言寿的立夫先生，告诉他们的四位孝顺子女，不必铺张地为父母做寿，不如印行一本书画集致赠亲友。

上海美专毕业的陈夫人，在绘画上颇有造诣，立夫先生说：“她的画，的确不错，画风中有着她的豪爽、开朗的性格。”为了陪同夫人，立夫先生也拿出了自己的字和两幅画，一幅（又鸟）冠花，一幅喇叭花，全是他30年前的作品。

这本珍贵的伉俪书画集，将致赠亲友。此外，他们夫妇还携手在国家画廊举办书画及著作展。立夫先生说，到了寿展时，他与夫人将出外避寿，“绝不收礼，也不要拜寿。”

最最令他高兴的是，在寿辰前夕，他要接受中央颁赠的中山奖章，对这难得而珍贵的荣誉，立夫先生是很珍视的。

这些年来，立夫先生在努力地开掘“文化矿”，在他的努力下，可真做了不少的事，也著作和出版了很多书，他说：“我不是一个偷懒的人，”他很傲然地说：“我是一个奋斗的人。”

过了80岁的寿辰，立夫先生又将展开另一番人生。他说：“过一年、两年，我要辞掉所有的事。”那时，他要全力整理五经。

他说：“我要将五经做系统的整理，使人看了这本书，就可以理解中华文化的伟大。”

对开“文化矿”，他的兴趣更炽，一直在奋斗中的陈立夫说：“我觉得，这些年做的还不够，如果天假我数年，我可以做得更好。”

度过了年实的大半生，立夫先生更坚定地期望：他要坚强而努力地缔造一个更扎实的晚年。

再次成为新闻人物1988年，已是垂暮之年的陈立夫再次成为新闻人物。台湾《中国时报》8月22日刊登该报记者的一则报道，题为《陈立夫谈构想，希望看到统一》，副题为《“三不”或“四坚持”莫如中国文化有力》，全文如下：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表示，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案是个人的一个天真构想。他认为，现在海峡两岸，若透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在世界壮大起来，发挥无比的影响力。

陈立夫是在前天下午三时，会见“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作上述表示。

“统联”派代表往访陈立夫先生，希望他就“中国文化统一案”举行演讲说明会，陈立夫以他所提此案政府不赞同为由，婉拒了“统联”的邀请。

陈立夫及多位国民党中评委，月前曾于国民党十三全会时，提出如果中国大陆当局能郑重宣言复兴中国文化，重振四维八德，以替代“四个坚持”，放弃武力犯台，则政府可以考虑，以外汇资金50至100亿美元贷款支援大陆经济建议。

今年89岁的陈立夫先生最近接受《联合报道》杂志的访问，访谈中还曾坦率地表示，假如中共大陆的邓小平请他去谈一谈“如何以中国文化来统一中国”的话，他一定去。他相信他有一套方法去说服邓小平。此举据悉曾引起陈立夫的秘书和家人的郑重否认。

陈立夫在接见“统联”代表时，特别致送来访者一本《联合报道》，对他曾表示可以与邓小平谈淡的话，由他特别仔细校对文中一两个错别字，以及赠予别人参考的动作看，似乎他不仅不否认愿和邓小平见面，也承认里面所有已表达的他的观点。

不过，在问到陈先生如何愿意为中国统一问题，到大陆与邓小平会谈时，他客气地说：“三不”政策使他出不去。

陈立夫曾经在上一届国民党全会中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方案，此案被国民党中央采纳，但中共却不同意，认为“不合时宜”；此即构成他思考以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