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2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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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党章，只开“中全会”而不开“全国代表大会”，固省却不少麻烦。却为国民党的组织法所不容，阮大仁批评说：“为什么国民党不能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来修改党章，而要以中央委员会全会越权修改？固然召开全代会比较费时，但是党权名义上定于一尊并不是燃眉之急。我不认为其他的中常委们会利用这空档夺蒋经国的党权。名义上的集体领导，不但合于党章，而且对历史也好交代。我更不认为蒋经国急于要名至实归，或以此来平衡严家淦总统的权力，严蒋的合作是愉快而且成功的。”据阮的推测，是“有人要拥立建功”，至于“众多党的元老与评议员们”何以“闭口不言”，他就没有答案了。总而言之，这些小插曲，在当权派的眼里，无非书生之见。他们急于要“巩固领导中心”，法律或规则，属技术小节。严家淦继任“总统”，刚好和越南统一巧合，台湾当局分外悲恸。他们认为，美国可以放弃阮文绍和他的越南土地，同样地会放弃台湾。此外，“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的菲律宾、泰国，也在此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更使国民党当局面临一个新的艰难局面。

一个没有蒋介石的台湾，前途将会如何？新“总统”能否支撑得起这个残破的局面？

官运亨通严家淦，字静波，江苏苏州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05年生，比蒋经国大5岁。1963年11月13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作为内阁改组的序曲。接着“行政院”改组，提名“财政部长”严家淦继陈诚组阁。下面是台湾《联合报》在其即将出任“行政院长”时写的经历简介：民国27年（1938年），也就是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二年，他担任福建省建设厅长，从事地方建设，在艰困中举办小型水力发电，兴建道路。民国28年（1939年），调任福建省财政厅长，首创田赋征实制度，曾经中央嘉勉，并推行全国各省，对于支持战时军粮民食，有很大贡献。

他在福建省担任财政厅长职务5年之久，至民国34年（1945年）初，当中枢新设战时生产局成立后，就调他到重庆担任该局采办处长，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及中英、中加两借款案物资事宜，曾两度赴印度洽运重要物资。民国34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奉派代表经济部及战时生产局，首先飞往南京，在何应钦将军下，协助办理受降接收事宜，历时月余。在台湾省光复前夕，即民国34年（1945年〕12月24日到达台北，接任台湾省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民国35年（1946年）调往台湾省长官公署财政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策划建立台湾省财政金融制度。至民国36年（1947年）台湾省政府成立，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主持台币改革，对于稳定物价，获得特殊绩效。

民国39年（1950年）初任经济部长，兼美援运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同年3月改任财政部长，开始推行现代预算制度，厘定财政金融政策，整理各项财税法规，收效甚宏。

民国44年（1955年），他继俞鸿钧先生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并兼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严先生平素对人谦和，治事严谨，生活朴素。他常勉励下属，当某一件事发生争执时，心里要记得八个字‘退一步想，易地而处’。

他认为不能希望每个人的性情、思想、意见完全相同，每个人都有个性，我们毋宁要发展这种个性，以达成多面特殊的成就。但因各个人意见不同，相处在一起时，难免发生争执，如果人人能‘退一步想，易地而处’，那末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化戾气为祥和了。

他并要求部属最好能‘公而忘私’或是‘先公后私’。他认为凡是能遵守‘先公后私’、‘易地而处’，这两句话的人，一定是愉快的人，也一定能做愉快的事，对个人，对国家，一定有所贡献。

台湾《征信报》也发表本报记者孟庄含文章《严静波先生二、三事》，对严家淦做了下述补充报道：即将就任的行政院长严家淦先生，具有许多迷人的特点与嗜好，这不仅反映在他做人处事的态度上，而且也反映在他日常生活之中。记者因为采访财政部新闻多年，与他接触的机会较多，愿在举国目光都集中在这位新阁揆的大政方针之际，凭记忆所及，报道一下他在治事上与生活上的若干“琐事”；从这些“琐事”中，也许就可以发现他之所以能成为行政院长的原因。

严先生富有深厚的民主思想，因其富有民主思想，故能重视舆论。因为他重视舆论，故能重视新闻记者。但是他重视新闻记者，并不是从“请吃饭”着手，而是在采访上，尽量给予方便与合作。

他非常了解作为新闻记者的职责，只要他有时间，从来没有拒绝哪一位新闻同业的访问；只要他能提供的资料，从来没有保留过。要问他什么问题，他总是不厌其详给予答复；为了要使记者对问题的认识能够深入，他会自动地替你找资料，找参考书，而且还要祥加解说。

严先生很少对记者说过“无可奉告”的话，有时遇到不可以发表的东西，只要他说一声，大家都能遵守“君子协定”。由于彼此尊重，日子久了，互信的观念建立了，双方界限打破，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严先生自己对新闻写作是很内行的，偶而也客串一两次记者的工作。记得有一次他出席国际货币基金年会返国。因为飞机抵达较晚，他知道记者在机场已经等候太久，在飞机上将稿子先亲自写好。下来向大家读一遍。文体很合新闻稿格式，而且轻重分明。当时大家都佩服严部长这一手。

严揆律己甚严，生平无大嗜好，惟以摄影读书自娱。他对摄影技术之研究已够到家。而所拍的佳作与纪录短片极多。他常说他的薪给，花在这方面的为数不少。因为对这方面的爱好，有关这方面的书报杂志看得也多，比谁都内行。

有一次大概是中央银行副总裁李斡新由国外买回一架照相机向他请教。

严氏马上告诉他这架照相机的构造、性能、缺点等，历历如数家珍。李副总裁以为他有同样的一架。一问之下，才知道严氏完全是书本上得来的知识。除了摄影以外，在休假日总是陪家人看看电影，或者短途旅行。严氏公私分得很清。工作时认真工作，在休息时，也不希望别人侵占他的时间。这是他与家人欢聚的时间，有时候全家人周末外出，严揆一时兴起，也会哼唱一曲绍兴戏或家乡小调，轻松一下自己的身心。

他对西洋的音乐也非常爱好，尤其是古典音乐，贝多芬的几首著名的交响曲，他已经听得烂熟了，遇到比较高级一点的音乐会，他一定要陪同严夫人一起去欣赏一下，而且每次都是从头听到尾，很少中途退场。

严氏对于头发油很有研究，他很喜欢收集，据说世界上凡是出产一种比较好一点的头油，他都要设法去买一瓶来，研究一下。这一点或者与他的秃头有关。

这位新阁揆记忆力特强，不论什么人，只要见过一面，他就能叫出他的名字。一件很细小的事，经过一段时间后如果提起来，他还能说得很清楚。记得一次报社为了双十节增刊请他写一篇文章，他答应了，但是因为出席货币基金会行期在即，实在无法动笔。走之前，记者机场送行，见了面他想起这件事，特别告诉记者说已请谢次长代笔。准时交卷。由此可想见他记事之清晰。

严氏精力的充沛是过于常人的，我们会看到他有时整天在办公室里处理繁琐的公务，也见过他在许多的场合中滔滔不绝发表宏论，常在讲坛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而毫无倦容。他的这种充沛的精力，也许就得力于他在生活上适当的调剂呢？

严先生有一个美满的家，这个家，在严夫人主持下，给他安排了温暖，也给他事业上增添了燃料。

现年56岁的严夫人刘期绳女士，与严先生结婚已经30多年，他（她）

们是远房表兄妹，但少年时并不认识，直到严氏进大学，严夫人进中学的时候，才在亲友的安排下见了面，这一面，也就播下了爱情的种子。

严夫人虽然一向是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但她却反对奢侈享乐的生活，她常常对人说：“我没有什么嗜好，就是喜欢给孩子们做做衣服，或者打打毛线衣，这个工作虽然做了几十年，但至今乐此不倦。”

严夫人的个性带有中国旧式女子的色彩，她不喜欢交际应酬，一年360天都是呆在家里，虽然她家里有佣人，但她仍是喜欢东摸摸西摸摸，找出一些事来做。闲，对这位院长夫人来说，好像是一件苦事。

严先生是财经专家，掌管国家财政大权多年，可是在家中，他却没有财政权，因为还有一位严夫人，据她说：“严先生脑中只有公事，家中什么都不管，每月薪水领到以后分文不少全部交给我支配。”

严先生伉俪一向是紧守着中国式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原则。他从不把公事带回家去做，她也从不拿家庭琐事去烦扰他。也许就是这样，他（她）们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从来没有吵过一句嘴。

细读上述报道：静波先生“功在党国”，做人方面，则“治事严谨，生活朴素，爱好广泛，道德优良”，达到完人的标准。当时岛内几乎听不到反对的声音。我们体谅台湾新闻人员的苦衷，为环境所逼。

陈去严来，新任“行政院长”被新闻界喻为“黑马”。可惜，很多人忽略了蒋介石的心思。

台湾土地面积虽小，但“出将入相”的人才，说得上济济一堂，蒋介石慧眼独钟一个唯唯诺诺的严家淦，不可否认，有私心在作怪。

进入60年代，台湾承继前10年的安定，虽进取不足，但在安定中求发展，却绰有余裕。

政治上，发生几件大事。艾森豪威尔临去秋波，趁旅日之便，顺道访台。蒋介石与艾森豪威尔在南京时代有过一面之缘。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美国总统屈驾，无疑使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脸上添光。

但也有挫折，法国总统戴高乐，不顾华盛顿的反对，断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使国民党当局在西欧的外交防线，出现严重的缺口。处此尴尬境遇，为了巩固“王朝”，蒋介石加紧了传子计划。

登门作揖和官方宣传正相反，严的才华、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很困难。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这样提到“充其量他只是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唯唯诺诺的人，张群、魏道明型的大官僚。”

香港《新晚报》曾这样报道：台湾“美援运用委员会主任委员”严家淦本月（1958年1月），从欧洲取道曼谷到了香港，仅仅停留了十几个小时，第二天就匆匆飞回台北去了。

他这趟上美国还是去年9月间的事。当时他以台湾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议“首席代表”的身份，带着满腹密圈的“争取美援计划”，跑到了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会议闭幕后，他又以私人名义去旧金山参加美国《时代》、《生活》杂志和史丹福大学合同举办的国际工业发展会议，然后再折回华盛顿，向美国政府“申请”更多的美援。

在华盛顿的期间，他的活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他果然曾经和美国国会支持台湾派的评论员诺兰、周以德这几个人打打交道，和美国主持援外计划的官员们却并没有谈出所以然来。

他所受到的最大打击是：当他还在华盛顿穷打主意的时候，美国国会决定把援助台湾的款项减少了2000万美元。他虽然就这件事情，向美国记者们发了一顿牢骚，但于事无补，也只是说说而已。

看到在美国找不到油水，他便发了一封密电到台北，向俞鸿钧“请示”，并且建议让他去西德试探一下货款的可能性。俞鸿钧本人当然不敢作主，就把他的建议报告蒋介石。

对于美援的削减，蒋介石已经急得手忙足乱，他不管严家淦向西德贷款的办法是否会有结果，还是批准了。为了不要太露痕迹，严家淦用的是“考察欧洲工业”的名义。

他到了西德后，曾经几度要求和阿登纳见面，但后者总是用“工作太忙”的理由拒绝了。他在波恩耗了一些时候，最终见到了西德的财政部长和经济部长，还有副总理欧赫德。

在和这几个人的谈话中，严家淦拐弯抹角地探询了货款的可能。他们来得更妙，说明西德对于发展贸易是有很大兴趣的，至于货款，似乎不是一个“战败国”应该考虑的事情。接着，他们又向严家淦打听台湾到底有什么可资出口的货品。这么一来，这位以“运用美援”为专荣的“主任委员”可就被难住了。他心里完全明白，台湾除掉伸手张口向美国要钱外，什么办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