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2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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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高市探望母亲。

谭祥一进门，便见到吴舜莲，连唤“姐姐”，倒使吴舜莲倨促不安，相对无言。谭祥雍容华贵纡尊降贵，对吴舜莲宽慰有加。乡亲们都夸谭：“倒底是书香门第出身，通情达理。”

陈诚夫妇回南京后，陈诚又汇了一笔钱，在青田城里新寺巷盖了一座楼房，让吴舜莲迁居城内，不再住高市陈家。

蒋介石和陈诚建立“翁婿关系”后，对陈诚更为宠信。

1947年，国民党东北大将熊式辉在东北节节败退，时任参谋总长的陈诚自告奋勇上前线，声称“九个月内肃清东北共军”。蒋介石便外放他当“东北九省军政长官。”但陈上任不到数月，进一步奠定了国民党在东北的败局，他看到大势已去，就以“胃病大发”的借口，静悄悄地飞回南京，不管什么人看他，他一律来个闭门不纳。不久，就神秘地去了台湾。

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后，为了争取民心，稳定局势，他一方面打出“人民至上，民主第一”的口号；另一方面重用“半山”官员。台湾回归祖国后，国民党当局为了支援其在大陆发动内战，不但没有尽快医治殖民统治和战后的创伤，反而加紧对台湾人民的掠夺，使当地民众对国民党人恨之入骨，省籍矛盾也相当尖锐。陈的聪明之处，是在于他巧妙地利用了“半山”这座桥梁，一方面压制异己，一方面扩张自己的势力，以达到他有效控制台湾为蒋介石准备后路的根本目的。

主台一年一般认为，陈诚在台湾省主席任内，成功地控制了台湾。1956年台湾《中央日报》社长胡建中访问陈诚，要求他以“我与台湾”为题写一篇文章，陈在该文中回忆了他主台一年的情况，其中难免有失实和诬蔑之处，但个别地方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将一部分内容摘录如下：当时台湾的情况，可以用两个字来说明，一是“乱”，一是“危”，这种乱与危的现象可以归纳为以下几项，扼要说明：＜一＞人心方面——当时由于大陆局势恶化，所以台湾人心也随着动摇悲观，大家终日惶惶不晓得共匪几时来攻，也不晓得台湾能守多久。稍有办法的人，不是近走香港、东京，便是远走美洲，而不走的人，则认为已如釜底之鱼，只有等待末日的来临了。当时很少有人相信，我们能够在台湾有所作为。

＜二＞社会方面——因为人心动摇悲观，于是匪谍乘机活动，造谣惑众，聚众滋事；并以学校为中心，开始制造暴乱，煽动学生罢课游行。其目的显在打击政府威信，破坏社会秩序，使人民不能生活下去，使政府不能治理下去。

＜三＞政治方面——政治方面的最后危机，就是匪谍勾结少数野心分子，运用政治的分化，企图颠覆政府。同时，匪谍更由香港与大陆源源而来，向政治军事与社会经济方面渗透。此外，当时中央在台湾的军政和经济的单位很多，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划分不明，系统也非常庞杂甚至形成了一种可怕的纷乱现象。

＜四＞经济方面——台湾经济过去依赖日本，光复后则与大陆联系，因此，大陆局势恶化，台湾经济在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尤其台市与大陆上金圆券相联，所以大陆上金融的混乱，使台湾的金融也不能安定。当时我们每天要开会决定台币与金圆券的比率。同时，好商囤积居奇，买卖黑市金钞，致使物价波动不已，人民生活朝不保夕。

＜五＞军事方面——当时在台湾的部队，只有两个不健全的师，根本不足以抵抗共匪来攻，同时，撤退来台的部队，既复杂而又残破，官兵虽报国有心，但作战乏力，尤是加深内部隐忧。

＜六＞国际方面——当时美国对中国援助，实际上已经停止，美国白皮书的发表，等于宣告中华民国政府的死亡。同时，他们还运用各种方法来打击我们。很显然的，他们希望中华民国政府赶快死亡；而后来事实证明，他们这种做法是受了共产分子的操纵和利用。至于好心肠的外国友人当时所思考的，是如何使这批反共人士免于共匪的屠杀，因为在他们看来，台湾之陷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在那种危机的情况之下，我第一个想法，认为要确保台湾，并使台湾成为反攻的基地，必须将政权真正建立在民众之间，使政府与人民完全打成一片。决不可再蹈过去的覆辙，使政府离开人民，成为建筑在沙滩上的一座高楼。一次，我与梁寒操先生谈到这个问题，他便提出“人民至上，民主第一”

的口号，我认为这与我的想法完全吻合，所以后来就拿这两句话作为施政的最高准则。

怎么做法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当时情况危急，我们一方面不能不作应变的准备，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作久远的打算，根据这两方面的考虑，我们又决定一个原则，即从进步中求安定。因为如果不实行改革，造成进步，决不可能求得安定。

民国38年1月5日，我接篆视事之后，对于省政府人事，可以说全部未动。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当时情况危急，行政不容停顿。

第二，我们要革除“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恶习，要求树立良好的风气与制度。

第三，当时各部门的负责人员，大部分都很健全，实际上没有变动的必要。

这里所要说的，只是几项具有重大深远影响的施政。

＜一＞肃清内部匪谍，实施出入境限制——当时我们实行这一措施，是基于两种事实的需要。一是我们不能让匪谍自由进出，否则，便无法保障我们内部的安定。二是台湾的经济能力有限，如果不对人口移入作合理而必要的限制，则一时人口增加太多，连吃饭都要发生问题。由此可知，当时限制出入境，实在是保卫台湾所必须采取的一项措施。后来我们对于此一措施，不断修正放宽，当时全省人民全力支持此一措施，但各方仍多反对之声。所幸当时大家都能明辨大利大害，此一措施乃能顺利推行。

＜二＞建立独立自给的经济——当时台湾经济与大陆联系，大局恶化以后，我们要考虑如何使台湾经济能够独立自给、不因大陆丧失而使台湾经济发生不可解决的困难。本此认识，我们一方面决定以增加粮食生产为中心，先解决吃饭问题。因为当时粮食产量只有100万吨，而台湾人口则不断增加，如果不全力增加粮食生产，则军粮民食随时均将发生问题。另一方面，则设立生产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台湾区的国营事业，国省合营事业及省营事业，有计划的发展工矿生产，并确定以下四项原则：配合粮食增产计划，扩建化肥工业与水利建设。

扩充电力建设，以为发展工业之基础。

增加外销产品的生产，以争取外汇。

增加省内必需品的生产，以节省外汇。

不过，当时我们统一公营事业的管理与革除公营事业的积弊，曾遭遇不少困难。

＜三＞实行三七五减租——土地问题本是中国民生问题的中心环节，当时台湾的情形与大陆各省大同小异，所以我们要社会进步与人民的生活改善，便不能不从解决土地问题做起。然而，解决土地问题，谈何容易，尤其在那种危急情况之下，阻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是，经过多方面的思考，我终于下了最大决心来做，采用和平渐进的原则，先实行三七五减租。当时我们做这件事，是只许成功，不容失败的。如果失败了，我们便要整个失败，彻底失败。结果，由于各方面的配合努力，这个政策得到空前未有的成功。

三七五减租政策的成功，其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在社会方面，增加了人民的向心力与社会的安定力。在政治方面，改变了人民对政府的观念，同时也提高了政府的信用。在经济方面，改善了多数人的生活，增加了粮食及副业生产，促进了社会经济繁荣。在文化教育方面，增加农村儿童青年就学与升学的比率，提高了农村社会的文化水准。在土地政策方面，替后来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打下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四＞改革币制——当时因台币与金圆券相联，所以大陆的币制愈恶化，台湾的金融愈混乱。同时，中央在台之军公费用与公营事业资金，多由省府垫借，台湾财政不堪负荷。面对这些危险的情况，要稳定台湾的金融，必须改革币制。然而，要想币制改革成功，必须做到：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需平衡。贸易收支平衡。充足的准备。其他有关政策与币制改革相配合，尤其是政府自身的信用。民国38年1月至3月，两度飞京商洽，均未获解决办法。5月间再赴广州，始获得如下结果：关于军公垫款，允以中央存台物资折算归垫。

中央在台生产事业，全部交由余指挥监督。进出口贸易及外汇管理，亦由省统筹调度。

中央拔借黄金80万两作为改币基金。

至此，币制改革乃于民国38年6月15日付诸实行。同时并实行以下各项措施：修正黄金储蓄办法，加强管理黄金储蓄，缩短兑现金期限，扩大办理黄金储蓄地区。

切实增进各种赋税及公卖收入，并督促公营事业所得盈余依限解库。

交通等公用事业之费率，按照成本及杂持费调整提高，以期自给自足，免由公家贴补。

各级政府机关实行栽并骈枝机构，淘汰冗员，搏节开支。

由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统筹管理国营、省营、国省合营之各种生产事业，使其合理配合，以谋发展。

由金融机关对于生产事业，尤其输出品生产方面，充分贷款扶助，并减低贷款利息。

调整外汇价格，促进输出贸易。

提倡消费节约，对于奢侈品消费，赋课重税，以资限制。

取缔地下钱庄，抑制游资活动，停止商业银行发行本票，防止银根泛滥。

举办大专学校毕业生就业活动，人尽其才，学尽其用，乃是国父与总统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十年来，教育与社会脱节，所学与所用脱节，也是我们失败的一个重大原因。

社会政治的进步，要依靠人事上的新陈代谢。如果陈旧的血液不能排除，新鲜的血液又不能注入，那个社会与政治当然要落后，要发生问题。当时台湾的情形较大陆有过之无不及，青年受到匪谍的蛊惑，不愿安心求学。政治力量虽可制止学生昙课游行，但要造成良好的风气，使青年自觉自发的求上进，就必须实际替他们解决问题，而最重要的就是学校毕业后的就业问题。

基于以上的理想和理由，所以当时我们决定举办大专学校毕业生就业活动。这个办法实行以后，对于鼓励青年上进，造成良好学风，以及安定社会人心，无形中收到很大效果，但因社会与政治各方面，人事新陈代谢的风气与制度，尚未能形成；同时，社会经济与学校教育的发展，彼此也尚未能达到理想的配合，所以这个办法的继续推行，便发生许多困难。今后这个问题的解决，显然仍要从发展社会经济的建设，加强教育与社会的配合，以及促进人事的新陈代谢各方面继续努力。

＜六＞准备实施地方自治——国父早就告诉我们，地方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好比造屋，地方自治是筑基的工作，基础筑得坚实，房子便不会倒塌了。当时台湾情势虽属岌岌可危，但我们想到国家的久远前途，所以决心准备实施县、市地方自治。

实施地方自治，我国尚乏先例，各种法规更付阙如。同时，地方自治之成败，则关系国家前途之命运，所以我们要做好这件重大的工作，必须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为策划准备这件工作，民国38年8月15日正式成立“地方自治研究委员会”，研订了各种有关法规与调整行政区域方案，并确定实施的步骤。

对于这件大事，我只做了一点开路的工作。现在台湾实施县、市地方自治已有三年，在此三年中，我们发现不少缺点，亦改正不少缺点。今后只要大家有远见，有信心，我们必可在这个基础上得到更大的成就，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

＜七＞整编来台部队——当时台湾的最大隐忧之一，就是一部分撤退来台的部队，溃不成军，即余前面所说的报国有心，作战乏力，因此部队愈多，隐忧愈大。其时，我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有保卫地方安全的责任。在那种危急的情况下，我只有采取非常手段，一方面加重整编训练，另一方面则安顿他们的生活。当时这件事所遭遇的困难与危险，非身临其境，不能想象。所幸各方面都能体念时限，推诚合作，使我们消除了一种非常严重的隐忧。民国38年初，我以带病之身，出主台政，原属见危授命。是年12月21日，得卸仔肩，自属心安理得。但一般认为，当时政府改组，未免事出突然，甚至至今还认为是一个没有揭开的迷。当然，现在知道这事内幕的人还不多，此时我只能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