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1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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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走到精疲力竭，结局却输棋一着；倘可例行前进，过河卒子必回头。

胡闹胡为，山河未复胡尘暗！

骗愚骗稚，民族遭殃骗子骄！

蒋氏诤友胡适与蒋介石的私交，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1938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948年蒋示意胡当“总统”，后又力邀胡返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尽管其中的互相利用、敷衍不言而喻，但仍显出交情非同寻常。个中原因，恐不只是因为蒋介石礼贤下士、重视人才。

蒋介石是何时开始赏识胡适的呢？

1932年，若干文化界进步人士组织成立了“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鲁迅、邹韬奋、胡愈之、沈钧儒等人亦为该盟主要成员。当时胡适也曾参加，并任该同盟的北平分会主席。但不久，胡适就露出了马脚。1933年的2月间，胡适发表了一篇题为《民权的保障》的文章，反对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并提出了他的四个原则。那四个原则是与民权保障同盟的宗旨、宣言和会章完全相背的。杨杏佛曾为此投函上海的英文报纸加以驳斥。宋庆龄、蔡元培等以胡适身为民权保障同盟的会员，竟屡次发表与同盟的宗旨和意见相反的文字和谈话，曾经电询真相，胡适竟置之不答。为了该同盟的纯正和前途，同盟议决开除胡适的会籍，并随即执行决议。胡适此举，帮了蒋介石大忙，自然深得蒋介石欢心，从这时起，开始对胡适极为赏识。

1948年冬、1949年春，蒋介石南京政府摇摇欲坠，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潮流势不可挡。国民党内部此时已人心惶惶，许多人主张与中共讲和；这在蒋介石看来，讲和与投降无异。胡适这时“挺身而出”，振臂高呼“和比战难，苦撑待变”，主张“与其向共产党屈膝，不如和共产党苦战到底”。此言一出，举国上下一片嘲骂声。胡适在此种情况下觉得去台湾也没多大意思，所以在上海解放前夕悄悄到美国去了。虽然胡适此举碰了一鼻子灰，落得里外不是人，但在蒋介石心目中，无疑是引之为知己的。在反共的旗帜下，蒋胡二人心照不宣地其实已结成了盟友。

胡适留美多年，在美国政界、文化界结交了不少朋友；因为他对美国式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及“民主”、“自由”推崇备至，回国后时时不忘宣传、处处贩卖，甚得美国一些人的欢迎。蒋介石对付共产党必须依赖美国的大力支持，他除了展开宋美龄的“夫人外交”，另一招就是看中了胡适，他要借助胡适的文化影响及与美国人的联系。1938年，他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而胡适确也替他争得了不少“美援”。

胡适自然对蒋介石的良苦用心看得真切，这“友情”也就打了不少折扣。胡适在政治手腕上无疑逊蒋一筹，自知难以取而代之，乐得利用与蒋的关系抬高抬高身价；如此彼此心照不宣。但胡适对蒋介石的独裁，zhuanzhi一直是不满的，因为这与他理想中的“民主”、“自由”的治国方针相去甚远，所以离开大陆后多年一直与台湾保持一种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微妙关系。他知道自己一介书生，是绝计斗不过蒋介石的，所以对所谓“反对党”、“在野党”的事讳莫如深，以致于别人提到“反对党”这个词，他浑身不自在，深恐当局不高兴，而一再让人以“在野党”词代之，更不敢出面领导一个什么反对党了。

在蒋介石面前，胡适给自己设计了一种角色，那就是“谏者形象”。胡适对范仲淹的“宁鸣而终，不默而生”的精神极为崇拜，认为可与“不自由，毋宁死”媲美。胡适一直是以“民主斗士”的形象著称的，美国人欣赏的是这点，在台湾受推崇也是因为这一点，胡适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他必须维持自己的形象。但怎样在鼓吹民主、自由与同蒋合作两方面取得平衡，胡适煞费心机，几年中似走钢丝般战兢不己。

1952年、1954年胡两次赴台，四处演说，口口声声不离政治，言必称“反共救国”，虽然漏洞百出，贻笑大方，但在声势上确造成了一种热闹气氛，这正是蒋介石所需要的，而且这时候蒋也正需要美国人的支持；故胡适在台湾受到极高的待遇。

1958年，蒋介石再三邀请胡适回台定居，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是拒绝，后又推说生病，待进一步检查，搪塞了一气。后终于答应下来，却特地说明，只打算在台北住个把月，然后再回美国，进一步治病休养，还有，胡太太不同行，留在美国等他。

胡适面对蒋介石的如此“倚重”，却怀着一肚子鬼胎，他不敢肯定蒋介石是否会耍花招。如果不步步为营，等到掉进圈套，到时就晚了。因胡适在美国一直与李惟果、顾孟余、张君劢等“自由中国”人士来往密切，而且对台北雷震等人的《自由中国》杂志支持颇多，而这个杂志是专揭蒋介石疮疤的。如此内外夹攻，使台湾一帮人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美国人的信任；当局有人认为，一段时间内“美援”的削减与此多少有关。胡适知道蒋介石对他心有不满，但躲在美国，又有美国人撑腰，蒋鞭长莫及。如今蒋以“院长”相诱，只等胡到了台湾，就可以不让他再去美国。在美的“自由中国派”少了这张招牌，就不会再闹得那样起劲了。蒋介石的釜底抽薪计，胡适心里完全有数。问题是他一向以“学者”自居，如果硬是回绝“振兴学术”的重任，面子上太说不过去。胡适只有“拖”。但蒋介石一点不肯放松，不断地打电报和派人催促他早日返台上任。同时，蒋又向美国人示意，希望能够劝胡适走一趟，因为这样既可替台湾打打气，也提高一下台湾的学术水准。

再说美国人支持“自由中国”运动本来不是公开的事情，不好意思做得过分露骨。况且，把蒋介石和胡适放在天平上称一称，毕竟蒋的份量重一截。既然美国人也觉得胡适该回台湾一趟，胡适就无法可想了，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胡适明白此去一如“过河卒子”，为了保险起见，他把老伴留在美国，好作为将来离开台湾的借口之一；同时一再言称自己的病需要休养，留下最后一条退路。

胡适知道这一趟凶多吉少，奉行的是“光棍不吃眼前亏”的原则。他的返台，在台湾引起很大反响，一些报纸刊文说，胡适博士至今仍拳拳国是，不忘社稷，回到祖国履行他的“安危共仗，甘苦备尝”的诺言来了。一下飞机，就有记者叩以时局感想，胡适装聋作哑，三缄其口，冒出一句：“这个时候多说话是不聪明的。”

舆论界对胡适的躲躲闪闪大为不满，认为胡适一向是蒋介石的诤友，过去，所有满朝文武，在蒋面前只知唯唯诺诺，足恭听训，无人敢作折槛之争，只有胡适先生一介书生，以超然姿态相机进言，而往往言必有中。1957年逢蒋70寿辰，胡适先生写一短文，劝蒋试试古代哲人所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话说的相当婉转，蒋介石当时“婉辞祝庆，虚怀纳言”，并不以为忤。人们对胡适的归来寄予极大的希望，而他却如此扭扭怩怩，岂非“老油条”一个？

其实胡适何尝不想保持自己“民主斗士”的形象，只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站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大学者胡适对明哲保身的道理素来力行不懈，他只能挑些蒋介石爱听的话说，虚与委蛇。此后，台湾的民主运动兴起一个（禁止），胡适一段时间较为活跃，四处演讲，批评政府不该修正出版法，对雷震等人主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大加赞赏。及至蒋介石大开杀戒，雷震等人琅■入狱，胡适无可奈何，并无任何动作，苦笑了之。当反对党有意组党，请他出任领袖；在这群情激愤之际，他却大泼冷水，断然拒绝，温柔敦厚地考虑的是“反对党”三个字对当局会有刺激。

蒋介石的“胡适牌”打的恰是时候。

胡适的好友程天放后来有这样一段话评论胡适：“他对国民党有不满意的地方，对政府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可是他只是向党的负责人或政府负责人当面直言，而决不任意公开批评，尤其不肯在外国人面前讲本国政治上的缺点，来削弱政府的威信。这和有些自命民主人士比较，专门在美国人面前骂政府，企图以美国的力量来推翻政府，让他们掌握政权，人格的高低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近年来，凡是想利用他的声望，来做反政府反国民党的幌子的，都为他所拒绝。这说明他是国民党和政府的一个诤友，他的批评完全出于爱国家、爱民族的动机。他个人丝毫没有政治野心，也丝毫没有权位观念。”这段话，正是胡适要表现给公众评价的理想形象。说他完全没有政治野心也未必，但他不是个不顾一切的人。他时时给自己留有一条或几条退路。他的返台，不能说全无政治目的；虽然他曾预料过蒋介石的态度，但没想到蒋介石翻脸如此之快。胡适有郁郁不得志之感。1958年6月16日，胡适即以接老伴来台为由返美，在机场发表谈话，流露出对蒋介石当局的不满情绪。他说，“此次回国仍然看的时候少，说的时间多”，对“访问日程”安排有不便之感；还埋怨“中央研究院”的“经费及设备尚须从长计议”，弦外之音明显流露出蒋介石对他这位院长先生并没有“鼎力支持”。

7月，胡适在美国对台湾记者说，在台湾，他谒见了蒋总统好几次，但都没有长谈，更没有谈到建立“中华民国”的两党政治和民主体系，原因是“总统”太忙，到台湾不久，土耳其总理访台；土耳其总理走后，伊朗国王又接着访台。“总统”忙了一阵以后，到南部休息去了，以后就只能待10月携眷归去之时再说了。他重复表示，他本人对政治绝无兴趣，更不愿意领导组党。他的兴趣始终在学术文化界，以后更绝不离开这个岗位半步。

后来胡适果然再无兴趣于政事，专心于治学、疗养。但他对蒋介石的不满仍时有表露。1960年3月19日，选举“总统”的前一天，胡适突然称病住进了中央大学医院。一些政治观察家认为，胡适在“总统”选举日前夕突然患病，理由是心脏衰弱，但显然是避免出席第二天的“总统”选举。胡适是“国大”代表，如不患病，是不能不出席的。

台湾当局隆重治丧胡适死后，“中央研究院”院士会继续进行，趁有关人士都在，旋即成立治丧委员会，推定“副总统”陈诚为主任委员，张群、王云五、王世杰、朱家骅、蒋梦麟、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委员有于右任、谢冠生、吴健雄等数十人。

陈诚闻悉胡适去世，即于晚八时半往“中央研究院”，向胡适遗体致吊，向胡适遗属致唁；并指示治丧事宜后，方始离去。

当晚，胡适生前的王秘书向治丧委员会报告，胡适曾交给他一个小箱子，说是里面有他很珍视的东西。在委员们监证下打开，里面是一些已完成的文稿，还有一封胡适1957年用英文书写的遗嘱。遗嘱是1957年6月4日胡适在纽约一场重病之后写的，在上面签字的有胡适生前友好四人。经钱思亮翻译，并当委员和记者们宣读。遗嘱共有六条：一、身后愿火葬，骨灰则由治丧的友人们执行处理。

二、离开北平时，有102箱书留在北京大学，希望光复大陆后，北大又恢复自由大学的生命时，把那些书全部捐给北大。

三、我的画像（一位美国人画的）送给中央研究院。

四、家中一切文稿、论文和存书，全部捐赠台湾大学。尚未出版的文稿，请由毛子水先生和在哈佛大学教书的杨联升整理，编辑或作出版上的安排。五、个人如有遗产，如果我过世时，江冬秀女士尚健在，则全部给江冬秀；如我过世时，冬秀已先我而去，则归祖望兄弟二人；如届时祖望兄弟中有人先我而亡，则给孙子们平分。

六、遗产处理由四位证人代为见证处理。

2月25日，治丧委员会开会决定，3月2日举行大殓公祭，3月1日民众瞻仰遗容。在会上，有人发言认为胡适遗嘱中并未坚决强调火葬，于是主张能用棺葬，以留下这一代伟人的骨骸，不要化为灰烬；但也有人主张尊重胡适遗嘱；相持不下，最后决定由江冬秀女士自己决定。江同意棺葬，会议还通过要在“中央研究院”觅地建墓的决议，并运金门的花岗石作材料。3月1日中午，蒋介石冒着■■细雨，来到台北极乐殡仪馆，与胡适遗体告别。这时馆里已聚集了许多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蒋介石步入灵堂，对着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的胡适遗体和遗像三鞠躬。然后，他沿着红色丝绒带子围起来的走道，走到前面隔着的白色的纱罩前，瞻仰遗容，后安慰胡祖望不要过分悲痛，并让其转达让江冬秀女士节哀。

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