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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东京大审判-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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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接着说:“最高总司令对日本的治理,这个这个,己取得举世公认的,唵,决定性的伟大胜利,我们感到无比高兴,唵!”
  麦克阿瑟说:“我在今年的新年讲话中说过,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革已初具规模,今后的任务是将这种改革进一步完备和深化。使我放心不下的,是对日本战犯的审理尚未结束。”
  蒋介石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两年多了,这个这个,快闭庭了吗,唵?”
  麦克阿瑟说:“快了。国际法庭之所以至今没有闭庭,情况比较复杂,原因之一就是对战犯的处理是从严还是从宽,始终得不到统一的认识,而且斗争也十分激烈。”
  他将商震和梅汝璈始终站在迪利比扬格、布莱等人同一个立场与他作对,以及坚持反对从宽处理西尾和多田的情况告诉蒋介石,然后说:“我老是在想,究竟商、梅二位先生是苏联人,还是盟邦中国朋友?他们的言行实在令人遗憾!”
  蒋介石很窝火:“我马上,唵,与商先生、梅先生通话,再训示训示他们一次,唵,这个这个,如果他们屡教不改,我就,唵,撤销他们在日本的职务!至于,唵,对西尾寿造和多田骏的处理,以最高总司令的意见为意见,唵!”
  他本想与麦克阿瑟通话之后,马上与商震通话,但突然觉得头有点昏眩,就离开收发报室。他明白,昏眩不是因为生病,而是过于疲劳,过于烦躁所致。他回到办公室,三月继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的何应钦,与他研究东北这一仗,也就是辽沈战役这一仗怎么打来了。
  蒋介石仍对商震、梅汝璈耿耿于怀,顾不得研究打仗的事,就将他与麦克阿瑟通话的情况告诉何应钦,对他说:“敬之兄是国防部长,吨,驻日军事代表团和法律代表团直接由国防部管,请你与商先生和梅先生通话,这个这个,如果他们再不听打招呼,就撤他们的职,唵!”
  “我人微言轻。”何应钦说:“总统是党国领袖,威信盖天,还是由总统与他们通话好。”
  他见蒋介石没有表示不同意,又说:“我看,总统只与商先生通话就行了,梅先生还不是听商先生的。”
  蒋介石昏眩已经消除,又返回到收发报室与商震通话,他的烦躁情绪依然存在,一开口就是训斥:
  “是启予兄吗,唵?你和梅先生为什么总是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唵,这个这个,为什么总是与迪利比杨格、布莱先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唵?为什么总是与麦克阿瑟先生作对,唵?这个这个,你们过去如此,现在对西尾寿造、多田骏的处理问题上也如此,唵!”
  商震虽然憋着一肚子气,但他忍受着:“报告总统!西尾和多田两个战犯在中国杀了几十万人,决不能原谅他们,如果不追究他们的杀人责任,那就对不起祖国,对不起死难同胞!”
  蒋介石更加反感了:“对日本战犯,唵,我一贯主张以德报怨,宽大为怀,你为什么听不进去,唵!”
  “我和梅先生都认为,西尾和多田罪大恶极,对他们决不能施仁政!”
  蒋介石喝道:“那我,唵,就撤销你们的职务!”
  商震忍无可忍,挖苦一句:“谢谢总统的关心,我们早就盼望着这一天!”
  后来,因为蒋介石忙于应付辽沈战役中出现的不利局面,又亲自飞抵沈阳调兵遣将,把处分商震和梅汝璈的事暂时搁下来了,直到十月中旬才又提起这件事。但是,蒋介石不是采取撤职的办法,而是用的“调虎离山”计,任命商震为中央军委参谋长,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职务由喻哲行代理;任命梅汝璈为司法行政部长,他在日本的职务由向哲浚代理。商震和梅汝璈想到蒋介石出尔反尔的为人,知道其中有诈,以因病在日本医治为由拒绝回国,而且仍然担负着在日本的职务,因为蒋介石的任命并没有通知最高总司令部和国际法庭。这也许是内战连连失败、蒋介石和国防部张惶失措而出现的一个疏忽吧!
  眼下,商震与蒋介石通话后,马上将情况告诉梅汝璈。梅汝璈只说了一句话:“在日本,我一切听从商先生的。”他接着告诉商震,因东条英机和小矶国昭对一些承认了的罪行又翻案,国际法庭又决定传讯冈村宁茨来东京出庭作证。
  商震冷笑一声:“冈村宁茨一直受到蒋先生的庇护,又传讯他出庭作证,同样是空话一句!”
  16。冈村宁茨被释内幕
  夜晚本是千篇一律的,除了星星就是月亮,所谓“千里共蝉娟”。但由于人们用灯光给予夜的装饰不同,便构成了各种各样的夜色。
  在南京,当夜幕四合时,光辉灿烂的电灯光和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光,一齐映照在琳琅满目的橱窗上、光怪陆离的商品广告上、惹人情怀的演出海报上、滚来滚去的各种车辆上、婀娜摩登的女郎和英俊潇洒的男士的脸上和衣着上,万花筒似的使人眼花缭乱。
  晚饭后,蒋介石正偕同宋美龄在官邸后花园荷塘边散步,待卫官廖容仲前来将一份电报送给他。蒋介石接过电报一看,只见电报全文是:
  “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为落实有关甲级战犯的犯罪事实,特传讯冈村宁茨来东京出庭作证,恳望支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蒋介石再看电报的时间,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三日上午十一点三十五分从东京发出,下午六点四十分传到南京。
  宋美龄问:“什么电报?达令!”
  蒋介石没有吭声,将电报递给妻子。
  宋美龄看了电报,说道:“达令,不是已向麦克阿瑟将军说了,冈村宁茨的问题由中国政府处理,国际法庭怎么又传讯他出庭作证?”
  蒋介石说:“传讯他出庭作证,唵,与过去提出逮捕他,这个这个,送往东京接受审判不一样,唵!”
  “达令同意冈村去国际法庭作证?”
  “去不得,达令,唵!”蒋介石的语调充满了关切之情,“他一去,吨,会有去无回!还与上次一样,要国防部,这个这个,给国际法庭回个电报,说冈村又病了,病情很严重,不能去东京,唵!”
  蒋介石为什么这样关心冈村宁茨?事情实在太微妙了,也太复杂了!
  作为侵华日军总司令,连自己也作了被定为甲级战犯处死打算的冈村宁茨,公然一直受到蒋介石的庇护,每一个与日本侵略者不共戴天之仇的中国人,无不感到不可思议,无不感到不能容忍!
  为了揭露这一内幕,不得不将时间退回到一九四六年八月。
  八月八日上午,蒋介石收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转来的、中国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关于要求逮捕冈村宁茨写给该法庭的一封信,以及《冈村宁茨在华犯罪事实调查材料》和基南在上面的一段批语。
  吴玉章的信言简意赅,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惩办冈村宁茨的正义呼声:
  “冈村宁茨是侵略中国历史最久而罪恶最大,是日本派遣军一切战争罪犯中的首要战争罪犯。一九二八年,他任驻华日军步兵联队长,参加侵占济南的战争,是济南惨案的刽子手之一。一九三二年任日军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加侵占上海的战争,一九三三年代表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侵略中国主权的《塘沽协定》。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历任日军第一军司令官、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第六方面军总司令和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在中国实行了极其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可是,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冈村宁茨仍然安居南京,逍遥法外。因此,我们强烈要求贵国际法庭维护正义与公道,通知中国政府逮捕冈村宁茨,并押往日本东京接受正义的审判。”
  《冈村宁茨在华犯罪事实调查材料》着重揭发冈村在华北、华中地区实行“三光政策”犯下的滔天罪行。《材料》说:
  “据不完全统计,冈村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指挥日军在华北、华中两地区杀害中国军民五十八万二千五百余人,烧毁大小房屋一十六万五千四百余栋,抢走各种牲口一十二万八千六百余头,各种粮食三千八百五十六万余斤,棉花二百三十四万五千六百余斤,使二百五十四个村庄成了无人村,一百五十五个村庄成了一片瓦砾场。在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中,敌酋冈村宁茨曾多次乘飞机往返指挥。为了防止冈村狡辩和抵赖,特附上他说明自己这一行动而先后发给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和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的六份电报底稿原件。”
  基南在信上的批语是: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收到吴玉章先生的信函和调查材料之后,曾向驻日同盟军最高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作了口头报告,并于八月四日上午召集参加国际法庭的十一国法律代表团团长或代表开会,讨论近一个小时,英国、法国、苏联、菲律宾等四国代表团团长认为冈村宁茨应定为甲级战犯,并速予逮捕送东京接受审判;美国代表团团长认为解放区不是中国政府,吴先生的意见纯系民间要求,只能作参考;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四国代表团团长和代表建议由国际法庭和中国政府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冈村在华所作所为进行调查之后,再决定冈村是不是战犯或甲级战犯;印度代表团团长弃权;中国代表先同意美国的观点,最后也弃权。兹将上述不同意见转告贵国政府,请研究决定,并将你们的意见告我们。特说明一句,这同样是麦克阿瑟将军的意见。”
  蒋介石对吴玉章的信和调查材料只匆匆浏览一遍,而对基南的批语却连看几遍,细细咀嚼,感到余味无穷。
  一个小时之后,他召集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白崇禧、机要秘书陈布雷和曹土澂等人开会,研究如何答复麦克阿瑟和基南的问题。等与会者看了吴玉章的信、冈村犯罪调查材料和基南的批语之后,蒋介石说:
  “基南先生的批语,唵,是他与麦克阿瑟将军对我们的暗地支持!这个这个,这两位美国朋友,唵,对冈村宁茨的态度与我们完全一致,这要感谢杜鲁门总统的支持,唵!”
  蒋介石为什么要感谢杜鲁门?一言难尽。
  最高总司令部开始逮捕战犯时,老于世故的冈村宁茨认为蒋介石是把可以利用的保护伞,但是,他又不便直接去见蒋介石,想来想去,决定利用何应钦、汤恩伯是日本士官学校同班同学的关系,为自己搭桥。他抓住这三个人的强烈反共心理,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给何应钦、汤恩伯写了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作为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势必定为甲级战犯而被逮捕。我罪有应得,已作了死的打算。但我为两件事而深感遗憾,死不瞑目:一是我在中国事变八年中,尽管我一直把主要精力和兵力用在对付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上,可是我未能彻底消灭他们,而给中国政府带来无穷忧患;二是在与共产党军队交战的胜与败中,逐渐丰富了自己的作战经验,很想写篇《消灭共产党军队之战略战术》的文章。但想到自己即将走向绝路,心情很乱,已经写不成了,只好让它随同我的躯体进入焚尸炉。”
  四月十四日上午,何应钦与汤恩伯拿着冈村的信去见蒋介石。蒋介石看了冈村的信,马上表明自己的态度:
  “应该说,唵,冈村宁茨是罪大恶极的。但我们的原则是以德报怨。这个这个,日本投降后,他指挥的军队以战争的手段,唵,拒绝共党要日军缴械的要求,没有让共党得到一枪一弹,是立功赎罪的表现。我看啦,唵,可以给冈村充分的时间,让他把《消灭共产党军队之战略战术》写出来!这个这个,如果确有独特见解,而又切实可行,同样是立功赎罪,唵!”
  何应钦心里暗暗高兴,他说:“冈村之所以给克勤兄和我写这封信,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是对委座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接见他的一种报答,也是深受感动所致。五天后,我和克勤兄作为老同学去看望他,他将这天的日记给我们看,说委座问及他的身体好吗?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中国政府将尽量给予照顾;说委座始终面带笑容,和蔼可亲,总是以好言相慰,深受感动,深感钦佩。”
  他稍停又说:“我想,如果不是冈村在八年抗战中以主要精力和兵力对付共党的抗日根据地,共产党部队还要发展得更快。从这一点看,冈村的确帮了我们的大忙。”
  蒋介石两只眼睛转动了两下,表示默认。
  “从攻打共党部队这一点看,冈村是个很理想的军事顾问,只是他的民愤太大了。”汤恩伯试探着说。
  他见蒋介石皱着眉头不吭声,马上转过话题说:“刚才委座说给冈村以充分的时间,让他把《消灭共产党军队之战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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