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抵抗-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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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山之战，可算整个东北战局的缩影，1931年年底，在东北战场上，抵抗力量的主力，从正规军逐渐变成了义勇军，东北抗战，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十六、提前打掉了“山本特工队”？
在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社1933年出版的战地照片集《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中，出现了下面这张照片，几名日本僧人守护在车站，迎接三名在东北战死日军的骨灰盒。
这种场景并不新鲜，因为据统计日军攻占东北后，由于东北军民的顽强抵抗，关东军几乎每个月都要运送五十名左右日军战死官兵的遗骸回国。新鲜的是这三个日军军衔都不低，胜日真良和井上辰龙是少佐，军衔最高的渡边秀人干脆是中佐，三人都在同时同地阵亡。在影视剧中，经常可以看到轻松干掉几个日军大佐或者将军的镜头，但真实的抗战中，击毙一名日军佐官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平型关那样的大战，结果也不过击毙日军两名中佐而已。所以，在东北战场上一次击毙一个中佐、两个少佐，这样的战斗，是很值得跟踪一下的。
对此战，中方也有记载，称这是日军与驻扎海拉尔的所谓“国际警察队”（由日、朝、中三国人员组成，实际受日军控制）联络的一架飞机，1932年9月27日，该机因不知爱国将领苏炳文军已经在当日誓师抗日，在海拉尔机场即将着陆时，遭到苏炳文、张殿九部队猛烈射击。驾驶员慌忙改飞满洲里，在满洲里机场又遭到起义部队的射击，该机辗转飞到碾子山附近时，由于缺油而降于甘南境内王大骡屯北五道梁子山上。飞机上的日军与当地倾向抗日的自卫队交火，于焚烧文件后被打死。
《海拉尔文史资料》中另有记录——
9月27日，关东军派一架运输机对富拉尔基至海拉尔沿线进行侦察，这架敌机到达罐子山附近时突然发生故障而被迫降落，机上8名侦察人员全被击毙。苏炳文的部队将这架飞机拆开，以火车运至海拉尔。10月8日，日军的侦察机飞至海拉尔，发现这架运输机已在该地机场组装完毕。为此关东军决定，派轰炸机第12大队的重轰炸机第1中队从齐齐哈尔出动，飞至海拉尔炸毁这架运输机。10月15日，重轰炸第1中队飞至海拉尔将运输机炸毁后返航。
这应该就是渡边等人毙命的经过，不过，中方记录中该部日军是飞机故障迫降（飞机没有太大损毁），遭到中方围攻全歼，日方的记录与此不同，称这几名日军军官是在试图营救被苏炳文所部俘虏的日军时，因乘坐的飞机被苏炳文军击落而毙命的，全机共有八名日军官兵身亡，其中指挥官是渡边中佐，胜目、井上两少佐担任分队指挥官。飞行员坂仓功郎一等飞行士官同时死亡，其他死亡的人员包括关东军特务部员户山四郎、岩村佐治等。
苏炳文，字翰章，辽宁省新民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九一八”事变后，担任哈满路护路司令的苏炳文率呼伦贝尔军民支援马占山在江桥的抗战。马占山战败东撤后，苏炳文率军退回海拉尔，因呼伦贝尔一马平川，无险可守，遂一面组织救国后援会，开展抗日活动，一面以割据势力的名义与日军虚与委蛇，但多次拒绝了日方召其到占领区会议的要求。1932年秋，在东北各地的原东北军控制区相继沦陷，仅剩呼伦贝尔一隅，日军紧逼日益深重。忍无可忍之下，苏炳文率部于9月27日举起义旗，10月1日正式宣布就任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通电中外，誓师抗日。
苏炳文在起事之前，做了较充分的准备。日军原曾压迫苏部，迫其接受在满洲里驻扎一支“国际警察队”的要求。9月27日，苏炳文起事同时，解除了日军控制的国际警察队等武装，击毙抗拒的日军，控制日本领事馆和特务机构，活捉日军住满洲里的特务机关长小原重孝大尉、国际警察队长宇野。
渡边等人要营救的，就是这伙日军。
这架日军运输机也颇有意思，竟然让日军专门飞去摧毁，推测为1928年日本从德国购买的福克F3/7运输机，这是一种当时较为先进的飞机。除了两名飞行员外，这种飞机还能搭载八名乘员，也是日军当时从其控制区航程可以达到满洲里和海拉尔的少数飞机之一。1932年，日本主持的“满洲航空株式会社”曾经使用过这种飞机，被日军征用属于正常现象。
福克F3/7运输机有三个发动机，可以保证一个发动机出现故障时，可以安全返航。从这个角度而言，普通的事故很难摧毁这种飞机，倒是日方记录被中方击落更有可能些。
既然日方资料表明，渡边等人并非去“侦察”，而是去“营救”，日军在呼伦贝尔被俘者达到一百多人，渡边等区区八人，这个营救如何救法有些匪夷所思。
尽管没有直接史料，但一则关于渡边秀人中佐的资料引起了萨的兴趣，原来，此人是日本陆军大学第二十九期毕业生，与甲级战犯佐藤贤了是同学。他毕业后曾经到欧洲留学，修习“特殊战术”课程。联想到胜目和山下两少佐“分队长”的古怪头衔，这个“特殊战术”会不会就是后来名闻天下的“特种作战”呢？如果这样，那日军很可能并非对苏炳文的起事一无所知（苏炳文本来就是在日军的巨大压力下被迫公开起义的），而是试图派出一支精悍的小分队从空中飞抵海拉尔，里应外合，以少量精锐带动当地日军展开一次东方版的《胜利大逃亡》。
（图注：在福克机到达齐齐哈尔时，可以看到来观摩的日军高级军官中，还杂有一个东方特工史上的神秘人物——川岛芳子。这也是川岛芳子流传下来很少的笑容照片，她的出现，让渡边等人的使命又增加了一重迷雾。）
前些年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亮剑》中，曾有一个经历与加藤颇为相似，也曾到欧洲学习的山本特工队长。也许苏炳文无意中打掉的这伙日军，便是日军特种部队的鼻祖。如果真的是这样，也许东北军民的抗战，让日军的特种部队都推迟出现了。
十七、苏炳文的拖刀计
在日本千叶县千叶公园里，有一座荒木山，然而，在1933年以前，这座小山包根本就没有名字，只是日军铁道第一联队喇叭手练习乐器的一处所在而已。之所以得到这个名字，是因为日军在这里修了一座纪念碑，纪念他们的一个“战斗英雄”荒木克已大尉。
甚至，日本《工兵之歌》里面还专门有一节，介绍这个荒木大尉，其内容如下：
興安嶺の朝ぼらけ
鉄路確保の先駆に
轟き降る放車をば
其の身と共に葬りし
燦たり名誉竹帛に
其の名輝く荒木山
翻译过来应该是这样的——
迎着兴安岭的朝阳
作保障铁路的先锋
轰然而降的“放车”
与之同归于尽牺牲
获得名书竹帛的荣誉
大名与荒木山同辉
这个日军的“英雄”荒木克已，死在1932年12月3日，日军进攻苏炳文抗日救国军的战斗中。
到1932年底，原驻扎在东北三省的东北军各部，除了苏炳文部，或战败，或投降，即便还在抵抗的，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重编。他的这支部队，成了旧东北军在东三省境内最后一支较为完整的成建制部队。苏炳文据守的呼伦贝尔，也是最后一块尚未被日军控制的地区。因此，他的抵抗，可算是东北原正规军部队在东三省战场上最后的挽歌。
应该说，苏炳文部能够坚持到1932年底，是十分不容易的。这是因为呼伦贝尔的面积虽然和意大利相比仅仅差一个西西里岛，但地广人稀，基本没有工业，苏部仅仅二旅四团，装备一般，而当地地域辽阔平坦，无险可守，正适合日军优势的机械化部队和重炮部队活动。苏炳文采取的方略是一面利用嫩江西岸的沼泽地带严密布防，阻止日军西进，一面做出态度暧昧的样子与日军周旋，同时积极联络各路抗日部队，以防不测。日军因此对苏炳文抱有幻想，此时也有兵力不足之忧，因此没有匆忙进攻苏部。
然而，到了1932年9月，各路义军大多遭到重创，而苏炳文“假合作，真抗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日军开始调集兵力，准备解决呼伦贝尔守军。同时，日军要求撤销苏炳文军主要将领张殿九的步兵第一旅旅长和哈满护路军副司令职务，改派汉奸冯广有接任。苏炳文感到无法继续与日军周旋下去，遂将部队更名为“救国军”，举旗起义。
（图注：苏炳文部反攻齐齐哈尔，日军兵力捉襟见肘，这是临时组织的伪军到富拉尔基和苏炳文军对战。）
起义后，苏炳文本有应付日军攻击的预案，即联合马占山、邓文、李海清等各路抗日武装共同行动，以攻为守。10月，各路部队按照预定计划反攻齐齐哈尔，这也是黑龙江义勇军最后一次大规模反攻省城的战斗。
反攻省城的作战最初较为顺利，但由于马占山等部队已经与日军辗转苦战一年多，装备、人员素质大大下降，日军又迅速出动重兵北上，攻打齐齐哈尔的作战终于陷入失利，马占山战败也退到呼伦贝尔。
苏炳文部一度攻取齐齐哈尔郊外的富拉尔基，并步步为营，寸土必争地与优势日军鏖战，试图争取国内国际支援，一时日军前进不得。但随着嫩江封冻，原来可以阻碍日军前进的沼泽地带通行无阻。11月24日日军发动总攻，11月30日午后1时，由混成第十四旅团和骑兵第一旅团组成的日军服部支队从甘南迂回到救国军前敌司令部扎兰屯近郊，在装甲部队掩护下攻占这一救国军后方重镇。至此，海拉尔、满洲里等后方地区已经门户洞开。
面对日军的汹汹攻势，在辽阔而冰封的呼伦贝尔平原上与其交手，苏炳文早已感到凶多吉少，因此在扎兰屯失陷后，立即部署将抗日武装和装备退入苏联境内，但日军前进太快，他与张殿九商议，决定在博克图跨越大兴安岭的山口和隧道地段阻击日军，迟滞其行动，以保证各部队顺利撤出。
前面提到的荒木大尉，就是这时上了日军阵亡者的花名册。
原来，由于中国军队撤退时顽强阻击，日军派出铁道第一联队的装甲巡道车一边开路突破中国军队的阻击，一面对被破坏的道路进行修复。这位荒木大尉（战死前为中尉），就是装甲巡道车部队的指挥官。在他的指挥下，中方的阻击部队损失惨重，阻击线一再被突破。
能够取得这样的战绩，似乎应该归功于荒木大尉指挥的装甲巡道车。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车辆，在日军中此时也属极为先进的装备。
这种战车的车轮外形怪异，拆掉橡胶轮胎就可以在铁道上走，装上轮胎就可以下公路甚至越野，灵活的机动性加上厚实的装甲，强大的火力，使其能够在摆开线形防御态势的中国阻击部队阵地上寻找最薄弱的部分进行突破。“九一式”两用装甲巡道车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广泛使用，让抗日军民印象深刻。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曾在《烈火丹心》中描述过一种神秘的“神风”号装甲列车，就是“九一式”装甲巡道车的改型（增加了一节假机车），书中描述其利用随时可下铁道的功能给抗日武装带来过不少损失。
眼看无法阻止日军，博克图中国守军动用了一种“秘密武器”，就是日军歌中描述的“放车”——利用己方地势较高的优势，将一节满载岩石的列车滑向日军，撞击日军的装甲巡道车。
根据记载，对日军杀出这一招拖刀计的，并不是苏炳文本人，而是苏炳文军的参谋处长孙麟。1932年11月30日，由于战局不利，苏炳文和谢珂派孙麟为“兴安防守司令”断后，扼守兴安岭山洞一带，实际指挥的兵力只有新编的一个营。此时日军飞机在博克图、兴安、海拉尔等处轰炸，孙麟带兵两连在兴安，实感兵力不足。12月1日上午10时许，博克图的路警已退到兴安车站，日军进展迅速，苏炳文原命人在兴安备有地雷炸药等可供防守之用。但经孙检查，才知仅有地雷空壳，内无炸药。此时，东北军本可破坏大兴安岭隧洞阻挡日军前进，但由于该处铁路属于苏联所有，苏方坚决拒绝中方破坏铁路，所以这一方案只能搁浅。无奈之下孙情急智生，破坏盘山路轨，将装满石子的车皮藏塞洞内，待日寇铁甲车前来时，放下冲向日军，阻止其前进。据孙麟的回忆录中称，他“一面派人将通博克图的电话破坏，一面堵塞山洞。31日，敌军先头的铁甲车到达博克图站，并向兴安岭盘道上行驶。率部将装满石子的车皮由高处向下急放，正在修复铁路的敌军工兵数人，忽见放下的列车飞奔而下。这车石子恰好把日寇铁甲车翻在山坡上，日寇铁甲车和工兵官兵颇有伤亡。从而有效地阻止了日军的追击，给苏炳文部队和家属安全撤退到苏联提供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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