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有张床-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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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愈发掺揉进黯淡无力和悲哀的底色。母亲越来越焦急和无奈，两年的艰难护理透支了她的健康，几十年的伴儿，随时可能离她而去。
入冬后，老爸又一次复发，病情急转直下，失去了语言能力。医生警告情况严重，老爸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全家轮流守护。我从他断断续续的声音、微微翕动的眼睛和浑浊的泪光中读出了他的人生遗言——怎么办？在他每月千把元工资没了后，这个家咋办？这个二野老兵到死也不明白，几十年前得罪一小小局长，老伴居然在工作十多年后被无情解雇；他的五个孩子，老大十多年前背井离乡后，在武汉长江大桥桥头上死于车祸，余下四个全部下岗，连我这个寄予厚望的大学生也没逃脱。
一个在省城的姐率全家赶回来，一些老同事和亲朋好友纷纷前来探视，老爸在太行山革命老区里的亲人只是来电话电报，他们依然很穷，一张火车票都吃力。一周后老爸发生脑溢血现象，陷入昏迷。在清醒的最后几分钟，他把我姐叫到耳边，表达了他的人生愧意——没把家人安顿好。他还说，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不安分的儿子。我想，他十八岁那年当土八路时，断无如此远见。
他的组织在他失去知觉后，风风火火地来了。
老爸持续高烧四十一度以上，引发多种内脏并发症。他被插上输液瓶、氧气瓶、吸痰器和导尿管推入抢救室。医生正式下达病危通知书。我们通宵达旦地守候。不时在他腿上掐一掐，为他翻身通风，为他吸痰导尿，还四处找来冰块袋和冷毛巾做物理降温。我们徒劳地在他耳边不停地呼唤，不时察看细微变化，幻想奇迹发生。每一个眼球翕动，每一次喉结蠕动或轻咳，每一次肢体的细小抽搐，每一次短暂的体温回落，都会让人惊喜若狂，疯子似的找来医生查看。他七十一岁的生命体征终究一滴一滴流逝而去，他壮硕的身体终究不敌病魔入侵。马克思也向他发出了真诚的邀请。
几天来，我和我弟轮流采取坐在一张椅子上、头部放在床上的睡姿短暂休息，我妈则睡在旁边一张床上。一个清晨，我从老爸病床旁的椅子上醒来，我妈让我去餐馆吃饭，再回家睡一觉。我作为闲人，连续守护一周，都要散架了。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我一出大门，连着几个寒噤，头昏眼花饥肠辘辘的我迎风走进一家早餐铺子，狼吞虎咽地喝着热粥吃着热凉面。手机突然响了，传来我姐绝望而断裂的哭叫：“爸——爸——不——行了不行了……”
几百米的距离如此漫长，我天旋地转跌跌撞撞地跑回乱成一团的病房。几个医生正在紧张施救，一医生使劲按住氧气罩，另一个先用双手做人工呼吸，再用两个电熨斗似的电子心脏起搏器在老爸的胸部规则地按压。母亲几欲昏厥，姐弟们扶住她，惊慌失措地看着眼前。
二十分钟后，医生动作慢下来，查看了脉搏、心电图和瞳孔，终于放弃。老爸紧闭的双眼忽然流出一行浑浊而滚烫的泪水，他拼出全部能量，奉献出最后一丝生命体征和人生感悟。
这家医院医德尚好，除了中途偷偷请医生护士吃了两次饭，没送一分钱红包。医生说，老爸的生命力非常旺盛，一般中风复发后出现脑溢血很难扛过三天；一些老人说，因为我这个火焰高、阳气盛的儿子一直在旁边守候，鬼都害怕。我一离开，病魔乘虚而入，拿走了老爸的阳寿。
那些我常常见到的老革命们说得不错，他们去见马克思时，至少还有个组织送他上路。的确，老爸的组织派来了一辆破面包车和大卡车，拉走来宾和一车花圈。为了显示公事公办，后来又在丧葬费中扣除租车费。公司那个刚上任的经理，甚至连最后一笔区区二百块医药费都不给报销，一本正经说按市上文件那药物属自费；找到医院，医院拿出省上文件说该报销。晕头转向地被踢了几个来回才明白，原来组织也有神经错乱的时候，放弃了。
我憎恶假模假式的悼词。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流氓文化，以悼词为最，见得多了。我撰写的家属发言稿与众不同，除了感谢来宾，仅仅抒发了一些生命的荒诞感悟，对于他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光辉岁月兢兢业业大公无私高尚情操一笔带过；后人的打起精神继承遗志云云，更是一字不提。都TMD废话，翻开历史的账目和眼前的事实看看，谁的遗志被继承了？遗产还差不多。
我没参加追悼会，陪我妈在家。我搀着她站在我家阳台上，隔江遥望天台山密林中高耸的火葬场烟囱里，父亲化为一缕气息升天而去。母亲心如死灰以泪洗面，我五内俱焚，紧咬牙关，一声未吭。
随后几个月，我无数次冥冥之中梦到父亲，他忧虑的脸穿过夜幕下空旷而混沌的天庭俯瞰着我。我承受着一连串泰山压顶般的压力，濒于崩溃，还患上了前所未有的幽闭症和失语症，即使从次年春游时拍的照片看，我的气色仍然非人非鬼。
8
雪儿工作越来越忙，和我来往越来越少。一次喝茶时，她责备我老爸去世后没通知她，徒劳地安慰我一阵。后来接到她生日聚会的邀请，我托礼品公司送了一个蛋糕，人躲掉了。
一次，在雪儿租的房子里久违的激情后，她提议让我去她公司干，可以给我六百块底薪，我谢绝了。一天下午，我在罗汉路偶遇雪儿，她和本地一个地产大佬很亲密地走出一家酒楼，钻进豪华轿车。我在暗处，心中五味杂陈。
投稿陆续有了一些反馈。从认真回复可以看出，书稿至少没在那里享受空调的待遇，对于我这个只字未发的作者来说，颇获慰籍。有几家说书号用完，或说现在出版萧条，等等看。有几家提出了修改意见，或说性描写有些露骨，或说主调灰暗主人公痞气颓废不能鼓舞人。有几家则提出了出版的可能：一家要我出点“血”，或包销一些书。我冷笑着把信扔进了垃圾箱。一家要我提条件，而且是大编辑晨歌亲自来电话，令我受宠若惊。满心欢喜地提出了我的条件：十万元卖断。爬格子既是脑力活又是体力活，我觉得一点也不贪心，他们说一月内答复。然后，我把退回的书稿又邮寄给了次一等牛逼的出版社。
一个桑拿天的傍晚，植物一样的我枯坐阳台藤椅，冒汗，发呆。传呼突然响了，木然一看：“请复北京电话010……，关于书稿。”我木然进屋拿起电话拨过去，一个女声：“‘星星点灯’文化顾问公司总机。”
我压根没听说过这公司，也不知道书稿咋到那儿了。管他啥星，能点亮我前程的就是吉星高照。转过分机，自报姓名，又是一个女声：“我是武彤彤，我呼您的。说话方便吗？”
“方便，您请讲。”我一边说一边坐在床上。
“我是兼职编辑，其实我是一所大学的助教。”
我才不在乎兼职不兼职，能出书就是好编辑，我恭恭敬敬：“武老师，认识您很高兴。”
“别叫我老师，把我叫老了，看了你的简历，咱俩一样大。”她咯咯笑起来。
“当然应该叫您老师了，老师不看年龄，看资历和层次。”
“还是直呼其名吧，只有我学生叫我老师。”她操没口音的普通话，声音不算细腻，有些硬朗，透着磁性。
“哦，那请说吧。”我避开了一切称呼。
“你的书稿我看完了，我觉得不错。一个新人一动笔就长篇小说，这种例子很少。”
“惭愧，我不是中文专业的，我瞎写。”
“嗨，这跟啥专业没多大关系，很多作家都不是学中文的，有些连大学门都没进过呢。”
“这倒是，个别人只认字两三千——含错别字，就擅自进行文学创作。”我也笑起来，“我这人很少写错别字，就是废话多，话痨。”
武彤彤说：“废话也得有才行啊，看得出来你有强烈的倾诉欲。我就没那么多想说的。我尽量吧，不过出版有三审，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前功尽弃。”
“太感谢了，武老师。”
“别客气。嗨——，怎么又叫我老师了？”武彤彤笑着责备道，稍作停顿，说，“顺便问个愚蠢的问题，别见怪呵。——写的都是你自己吧？”
我愣了一下：“瞎写，不过第一人称而已，我喜欢这个角度，特真诚，当然驾驭全局有技术缺陷。呵呵，我是当成自供状来写的。”
“难怪够感人的。——你现在干嘛呢？”
“正呛水呢——市场经济之水。”我傻笑。
“你够乐观的啊，折腾折腾也挺有意思。行了，我今天就说这些，本月内我会再和你联系。”她顿了一下，“忘了一件事，你能不能寄张照片来？”
“要这个干啥？”我一愣。
“作者投稿时大都给一张，当作者简介。”
我心想八字还没一撇呢，还是很高兴：“是不是做诗人或哲人状——以手托腮目光如炬或眼神迷离那种？这样矫情（注：矫情，北京方言，指不自然，矫揉造作，全书同。）的没有，逃犯状的倒有几张。”
“哈哈，那就更有意思了。”她笑，说，“记一个我的呼机号，邮寄后通知我一下。”
逃犯状的毕竟羞于示人，我选了大学毕业照。一寸，黑白，惟一一张穿西服的照片，嘴上一毛不拔，油头粉面中没由来的一脸正气，颇有五四时期留学生风采。在我最自恋时，恬不知耻地觉得堪比少年周恩来青年汪精卫东北张少帅啥的，四大天王滚一边去。
不久晨歌来电，说如果五万块基本没问题，或者给版税，百分之八，首印两万，我大约能够拿到三万多，如果加印再另算。我装腔作势说考虑一下。我就像捡了个大钱包的菜农，迫不及待地谋划这笔钱咋花。那时候，虽然一部手机要六七千，当地房价只要五百一平米，卖它五万，正好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管它的，住下来再说。即使按版税算，三万多也可以添点钱买套大的或不添钱买套小的。我还想到股市补仓自救，一解套就出来，这绞肉机可把哥们弄痛了。
版税这玩意儿也挺好，涓涓溪流源源不断，没准我就可以像塞林格（注：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 1919~2010）美国著名作家，作品《麦田守望者》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经典之一。）那样，靠一本书——退休啦。一切似乎好转起来，久违的阳光投射进我阴霭的胸腔，食物渐渐有了滋味，睡觉也少了梦魇。我开始出门游荡，会见朋友，还第一次主动约雪儿吃饭，以致于她在电话里说是外星人给她的电话。尽管我和她的关系始终无法确立起来，愈发成为没任何目的的好朋友，这样也挺好。
9
生活时刻处于失控状态。我回复答应版税条件后，晨歌非常抱歉地说，书稿终审时被盯上了。此人不在出版社工作，文化不高，级别也不高，却是他们的太上皇，拥有对任何稿件生杀予夺之权。我小心翼翼地问我犯啥事了，他说，你不太走运，他们送去书稿，那人恰恰看了我写局长进澡堂子洗桑拿的情节。
我笑笑，小小处级局长，花几百块钱洗个澡也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嘛。晨歌说，不在于多少钱，而在于你写的那种手法，觉得这干部太龌龊，引起联想了。我说改改吧，晨歌说改了就不好看啦，再说你改了这一段，他还会找出另一段，盯上了就麻烦了。我惊慌失措地问，那可如何是好。晨歌也叹气，过一段再试试吧。
我陆续给出版社打电话。给他们打电话是麻烦事，那时长途话费一分钟一块钱。这还不算什么，常常是打过去，要么没人接，要么是传真，要么总机转分机，常忙音或掉线，这都要收费。再打，常常重蹈覆辙。即使分机接了，很可能打错了，或者人不在。出版社不坐班，又重新来一回。你是新人，编辑的手机号码不给你，家里电话更别想拿到。好不容易找到你要找的人，三言两语又说不清。要是遇到一个热心编辑，就在电话里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谈起，半小时是常有的事，别人不放电话，你就乖乖陪聊吧。那几个月的话费单把我妈吓坏了，比生活费还贵呢。我赶紧去股市割肉卖掉少量股票，维持一段时间。
我得弄点钱来。我牌技极差，屡战屡败。台球技术还行，就通宵达旦地和一帮社会闲杂赌球，屡有斩获，也累个半死；遇到泼皮，还引起斗殴事件，我的眼镜就被打坏过一次，差点伤及眼睛。
我六神无主。我想无论如何不能自费出书，这是我的底线，既出力又出钱还讨骂，跟TMD嫖客似的。我又不评职称，社会活动家不需要狗娘养的职称。
我再次笼罩在无处逃遁的“怎么办”梦魇下。靀城算是混不下去了，我的前景和这个城市一样不明朗。给李皓和杨星辰打电话，问像我这样跨世纪复合型不可多得的人才，在京城能混成啥样。他们唧唧歪歪半天，总算说了一句正确的废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