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大妞在北京-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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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顺的时候有多少快乐，写不出来的时候就有多少郁闷。
出版社的编辑打电话过来，又按着他的想法同我说了一个小时的话，我听得有气无力。
我生不出一个让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满意的娃，也生不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娃。至于是谁不满意在先已经无所谓了，反正自己的东西就像爱因斯坦的小板凳那样不招人喜欢。
我预感到这次可能真的失败了，有点儿像考研成绩出来前的感觉——虽有一些侥幸，但终究觉得自己考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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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写不下去了。
小心翼翼地给公司打了一个电话，看还要不要我。
公司竟然同意我回去上班了。我像一个迷途知返的出墙少妇，感恩戴德地穿上刚在中友买的套装，打扮得像一个正经人跑回去上班——三轮车、轻轨，公交车。一路上安慰着自己，就做个踏踏实实的上班族吧，全北京的打工族不都是这样活的嘛。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我不过在家待了二十几天，外面已有了葱郁的夏天气息。公司旁边绿草萋萋长了一满坡，抬头看看艳阳天，想起那句名言——蓝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
在公司门口遇到了几个同事，大家亲热地打招呼，一起进了公司。我忽然停了一停，她们问我干嘛，我说好久不来有点儿不好意思了，大家一阵哄笑。的确，竟然有种羞怯的感觉，仿佛全天下都知道我没写出来啥，又小心翼翼又多余地出现在这儿，凭的是当日自己浅薄的卖弄。
这回我的工作是在网上查客户资料，就是在百度上一条条搜索记录。
我身着一千多块钱的套装，神情凝重地坐在电脑前一条一条地查，装模作样得连自己都觉得可笑。要是有一个软件能自动搜索资料，我是不是就得失业？
想起以前的一件事。那时我在一个国营大厂工作，有一个顶头上司说他以前在销售部做内勤，就是来回跑腿转送电报。那时很落后，传真机没有普及，内勤不如外勤挣得多，他就申请到外去跑外勤。
他的领导最终同意了，然后对厂长说：“那××走了，你得给我们配一台传真机。”
时代变了，这种没意思的工作性质没有变。到处都有这种廉价的机器人，每天复印、打字、来回送文件、到网上搜东西，各个年龄段都有。只要是这种机械的没有创造力的东西，不管你身着几十块钱的衣服还是几千块钱的衣服，同样是低级而没意思的。
三轮车、轻轨、公交车，搜索软件、十三个小时，睡觉。重复N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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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甘心做一个搜索软件，想当个卖命的顺民的时候，公司又把我炒了，这简直岂有此理。当时我正在认认真真地给他们跑客户团旅游的事，大热的天，到处联系住宿与旅游的地方。那天在走廊上还看见了大脑袋老总，他特意含笑而立在那儿瞅了我很久，我还以为是因为我穿了一套新衣服。
我气急败坏，羞愤难当。想炒就别让我回来，回来傻乎乎地表完了忠，又被他们一脚踢开，简直拿老子当猴耍。
我不能原谅宋江，这事应该由他来告诉我，我多次向他打听公司对我的意见，如不合适我就走人，他却选择了一个这么让我难堪的形式。忍受半天的难堪到各个部门签完了字，在走廊上看见宋江，他竟然没有同我打招呼。我冷漠地瞅着他那张李雪健一样的老脸，心里觉得没意思极了，这就是前两天在酒桌上还同我谈笑的一个人——一个号称我朋友的人。
走之后他一直没给我打电话，意料之中。
来的那天，我下作地与老总坐而论道地卖弄风情。
走时宋江在走廊上阴沉着李雪健一样的老脸。
大脑袋老总在走廊上露出看猴一样的笑容。
我晃了晃头，不愿再想了。
要不是他们还欠着我的工资，我真的不想与这个公司发生任何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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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之后，我沉沉睡去，什么也不想。去他妈的狗屎书！去他妈的十三个小时！去他妈的什么大脑袋宋江！
天天上网与“三文鱼”等男人胡扯，这些男人给我发好多表情符号，一会儿是害羞的，一会儿又是惊叹的，这种现象让我匪夷所思。越是年龄大的男人越愿意整这个，很多男人经常找红脸娇羞的，或者是用手捂住嘴像小女孩窃笑的那个。他们有时根本就不同你说话，全是一串串的表情符号，最后还要送你个铁锤锤头。
不知是我太强悍，逼出了他们的童真，还是他们全体都有童年缺失症。
不再想自己腹中月份不够的娃，想也没有用，还是写不出来。
纳兰孑孓发来一句：“你就这样堕落吧。”看完后腹中一阵抽痛，定是那娃在踢我。我没脸回他话，他给我出的主意我一个也没有用，他甚至给我想好一个长篇，连名字都想好了，我就是不想写。我对他说不想当什么林徽因，不想装什么女贵族。我的高明在于我的想法，而不是压扁了声线的女真丝睡衣！其实我受不了的是他公事公办的口气，这与他谈那些二十五岁的女娇客时是多么的不同。对女人的爱慕是对女人最大的尊重，他就这样在我面前尊重别人而忽略我，枉将我气煞也么哥，也么哥。
那就这样吧，这样堕落吧。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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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场一点儿一点儿地从城北转移到城南。在北京，与文字沾边的东西大都在城南，就连那些酒吧和迪厅也都集中在城南一带。偌大的北部海淀区连一个迪厅都没有，五道口的“杰克逊”本来就不咋地，现在还倒掉了。只因学生太穷，没人去。
外国俗语有云：Don't trouble ruouble till trouble trouble u。 直译过来就是：不要麻烦“麻烦”直到“麻烦”麻烦你。相当于中国的“不要自找麻烦”。
我与“三文鱼”都是爱找麻烦的人，很快就见了几次面。
每次等“三文鱼”的时候，都是在建国门旁边的麦当劳。耳旁听得麦当劳里特有的躁动不安的音乐，一个自恋自爱的男人HIP－HOP的宣言——
啊，我就是这样！
会玩的男人才有种！
啊，我就是这样！
会玩的男人才有种！
对“三文鱼”的印象就是那个HIP－HOP宣言的男人。
“三文鱼”很奇怪，每次与我见面都领着一两个男人。这些男人中有厨师、有卖木材的、有做电视的，有写文章的。实在找不到人，宁可把酒吧老板叫过来一起瞎聊，让我怀疑他是不是有群P的倾向。
“三文鱼”虽长了一张破布脸，倒是很有趣，能说能笑，多才多艺。他还很自恋，一起唱歌的时候话筒想不起来给别人——这种人被称为“麦霸”，麦克风霸王的意思。
“三文鱼”就凭那一点儿有趣，很招我喜欢。
喜欢别人是一件麻烦事，但不找麻烦，又能干什么呢？
每次与“三文鱼”见面回来，都有一种游戏一样的不真实感，感觉空落落的，过后又盼望着他的电话，因为总算是找到了点儿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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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当你想一帆风顺地干点儿什么的时候，它总是千方百计地跳出来骚扰你；当你无聊至极想找它搞些刺激的时候，它又装得像一个性欲低下的无知少女，让你找不到下手的门路。
失业之后，想找“麻烦”都找不到了。
我天天赖在沙发上看电视，要么上网看一些无聊的帖子。我盼望着电话响起，能有一点儿“麻烦”。
麻烦，麻烦，谁能给我点儿麻烦？
没有，什么也没有。
当电话第七天没有响起的时候，我删掉了所有的电话号码。我不能容忍自己到处给人打电话找“麻烦”时的那副贱样。
路越走越窄，人越长越肥。生活到最后已绷成了一根弦，“丁丁嗡嗡”弹几声，终汇不成一首曲子，更别提什么华丽的乐章。
纳兰孑孓不再催我写东西了。他这次给我发的消息说他干了一炮，很爽。
我问他同谁。
他回答：“这同你没关系。”
这同你没关系，说得多好。
我一声不吭，看他还能说出什么来伤这段感情。
隔了一会儿，他又发来了一句：“你骨子里是农民的东西，不知不觉中会流露出来，你要时刻注意。”
他以为他是谁，一个高级的贵族？
五分钟后，我闭上眼叹了口气，把他从我的电脑里彻底删除！接着又把电脑里所有的人都删除了，我已不期待从他们那里找“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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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来了，邻居家门上都插满了艾蒿。马路上到处都打着卖粽子的广告。
上午到海淀区黄庄中关村大厦一家公司面试。去了才发现那公司是卖几千块钱小软件的小作坊，公司连老板带员工都挤在一间屋子里，老板竟然开口闭口地问我有多少客户。放屁，我要是有那么多客户我来给你打工？我无法想像该怎么与这头蠢猪打交道。
定定说晚上不回来了，要与同学吃饭。我什么也没说，放下电话，电话里的小人不停地追问，听到了吗？听到了吗？
天阴沉沉的，像要下一场大雨。
一个人趴在窗前看着外面，黑沉沉的天空、邻居家疯长的蔬菜，绿得不怀好意的树叶。一切就像俄罗斯阴郁的油画，只差条条狂斜的暴雨。
待到晚上，没有一个电话，心里郁闷至极。想给“三文鱼”打电话，才发现，电话号码早删了。凭记忆拨了过去，里面有一个中年女人粗声问找谁，我忽然发现我连“三文鱼”的真名都不知道，于是小声地说了一句：“三文鱼。”
“找谁？”
“三文鱼。”
“有病！”
然后便是忙音。
我有病？是，我是有病，我病得还不轻。
窗外已完全黑了，但是雨一直没下。
挑了一件桃红色吊带上衣穿上，找出一个两年前的口红。出门打了一辆车，对司机说我想去一个人多热闹的地方，司机说那就去“芭娜娜”吧？我说好。
路过药店的时候，我去买了一瓶安定，或许能用上。
到了里面，为时尚早，只有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在舞池。那个男人又高又壮，笨拙别扭地一个人独舞。我觉得这个男人就像我，年岁不小了，却没有舞伴，只能傻逼一样独自跳着最难看的舞步。
生活一直是狼狈不堪、乱七八糟的，却拼命在用试错法努力，结果不过就是从一种狼狈不堪走向另外一种狼狈不堪，不知试到什么时候是一个尽头。
我看见一个飘在空中的我同一个躺着的我谈话。就像《色情男女》里死后的尔冬升宽慰一个要死的人一样。
空中飘着的说：“喂，伙计，为什么不振作一下呢。只要往好处想一下，挺一挺就过来了嘛，失败了可以重来嘛！”
躺着的回答也同尔冬升一样：“我是人呀，是人总得要体面，有情绪嘛。”
飘在空中的立即明白了，打了一个响指，道：“嗯，这就是做人的弱点。”
这样想像着，又觉得不对。飘在空中的我头上应该再有一个光环，这样形象会好一些，只好又重新想一遍。
当我第n次想像着这个场面的时候，舞池里已充满了人，我再也没找到刚才那个独舞的傻逼。
或许，这个晚上我不会回去了。定定再也找不到我，他也不必悲伤，也许我找到了更好的存在方式。
我也许就是他走路时抬头看见的一朵肥白的玉兰，或者是角落里他踩到的一片墨绿的苔藓，或者是在小河边拣到的一块石头，再或者是窜过他身旁的一条糊糊涂涂的土狗。
总之，我并没有离他远去，只是不再以人的形式出现。
（完）
《二○○三，二十八岁大妞在北航的考研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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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年，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考研。如果你那时去过北航，见过一个白白胖胖的姑娘，穿着破烂，背个被太阳晒褪色的书包，无论春夏秋冬，都戴一顶帽子，有时还戴着一个口罩，像个神秘的克格勃，风风火火来往于学校之间，那就是我——北航考研大军里的一员。
刚来时我还只有一百一十几斤，还算是可以吧。可是万恶的考研事业，把我摧残成一个一百三十斤的胖妞。我穿的是五道口十块二十块的地摊货，脸上擦着一块五一瓶的甘油，洗面奶根本就省了，睡的是每月二百块钱的床铺，天天同一群成人自考的小姑娘在一起。
没有娱乐，没有打扮，没有交际，也没有性生活。因为考研，我和男友没钱出去租房，也不想去西门开房，认为又脏又不安全。
现在，我自我介绍一下。女，二十八岁，计算机专业毕业。由于大学的学校太糗，加上本人又懒，所以什么也没学会。毕业后靠卖东西为生，在一个国营大厂里混了几年，想起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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