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书-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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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利用母语的优势完全可以在某些方面超过原作者。许先生很自信，认为他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高于傅译。另一位译者韩沪麟先生比较谦虚，他说自己的译文未必超过傅译，但是将是另一种味道。如果傅译是大米饭，他的译文是籼米饭，请读者换换口味。
韩先生其实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傅雷的文学语言，是半个世纪以前被认可的高雅的书面语言（对话的翻译又作别论）。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在发展，读者在语言上的欣赏趣味有所改变。西方有一派翻译理论认为每隔几十年就需要产生新的译本。我们这代人喜欢的地道的中国化的译文，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嫌其烂熟，他们读外国小说时更乐意同时读到外国的句法和表达方式，认为这才是原汁原味。好比上西餐馆吃牛排，他们宁可要带血的。近年来的文学翻译，就其总体趋势而言，似乎走的是这条路子。

《傅雷散文》编后…作者：　陈子善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傅雷（1908—1966）的名字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作为翻译家，他向国人译介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深深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他翻译的巴尔扎克，也被誉为“信达雅”的完美楷模。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作为音乐鉴赏家，他不但写下了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萧邦的优美的赏析，还为国人培养了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钢琴家傅聪。最后，他的悲壮的弃世，不但是对上世纪60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强烈的控诉，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
上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傅雷冤案的彻底平反昭雪，随着《傅雷家书》、《傅雷译文集》、《傅雷文集》和傅雷多种译著插图本的相继问世，傅雷的人品文品已为越来越多的海内外读者所知晓，所认同。
本书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奉献给新世纪的年青读者的一部新的傅雷散文精选本。
相对于世所公认的傅雷的译笔而言，他的散文创作的成就常为翻译家的荣光所掩却，这当然是很可遗憾的。其实，傅雷学贯中西，厚积薄发，无论是早年的《法行通信》，还是晚年致傅聪的家书，都能毫不逊色地列入当代优秀散文之列。傅雷家书更是自1981年初版至今累计印数突破百万册大关，脍炙人口，影响极为深远。傅雷其他许多文学批评、美术音乐评述和译著序跋也完全可以当作文化散文来赏读，文笔之典雅晓畅，见解之独特精到，同样散发着作者全部的人格魅力。傅雷的散文是卓然自成一大家的。
本书分为“旅途鳞爪”、“艺苑留痕”、“文坛春秋”和“书札浓情”四个部分，以展示傅雷散文多方面的神采风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没有灾情的“灾情画”》和《〈上海美专新制第九届毕业同学录〉序》两篇是新发现的傅雷佚文，系首次编集。傅雷60年代致国际小提琴大师、著名音乐教育家梅纽因（YehudiMenuhin）的十四书简也在去年被发现，现请香港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从中遴选两封先期译成中文，收入本书与读者见面。
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编者又在香港《明报月刊》1968年3月号上意外的查到傅雷致傅聪前妻弥拉（ZamiraMenuhin）英文书信一封。此信未收入《傅雷家书》，也未署写信时间，但从信的内容推断，应作于1966年8月间，即傅雷夫妇9月3日饮恨弃世前夕，很可能是傅雷最后的家书，弥足珍贵。信中情真意切，对孙儿的深爱溢于言表，又隐含对“文革”的不满和反抗。现把中译转录如下，供读者体会和反思：
……任何有关临霄的事都使我们大为兴奋，特别是妈妈，自七月以来她就一直计算着日子。再有一个月就是临霄的生日了；再过三个星期就是临霄的生日了……昨晚她说：“就只有三天了。”就像孩子真的跟她在一起生活似的。
你看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是多么高兴呵！想着我们的孙儿在你的客厅，厨房，看着我们的照片，认识他遥远的祖父母，又是多么动人的情景！
可是，我看绝无希望有一天会见到他，拥抱他，把他抱在膝上了……
妈妈倒是相信会有这样的日子，但我却不这样想。
不必多谢我们的编织物，妈妈总是感到歉仄，祗能以这样的小东西来表达对孩子和你的深爱……。
我们等待着临霄两岁生日会的照片。如果我们能收到他的面圆圆的照片，我们会多高兴呀！
生活到处都困难，我们要不断地“改造”自己，要克服每一点一滴传统的、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的思想、情感及积习。我们必须消灭一切古老的生活哲学，古旧的社会规范。
对于一个在旧社会生活过四十年以上的人，满脑子“反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观念”，他（毛泽东的）所行的“自我改造”自然会困难重重。我们在艰辛与痛苦之中尽了最大努力，以求达成目前“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要求。
我只能每次阅读五分钟。报纸上的长文章都是妈妈给我读的。这封信是经我口述由她打的……非常想念你们。
爸爸妈妈

傅雷的内心之死…作者：刘鹏凯
早在80年代初，一册《傅雷家书》曾经风靡中国的大学校园，几乎所有人为那些家书中充满谆谆教诲、真诚交流感动。我不知道感动之余，剩下的奢侈是如何打发的，是被感动所感动了，还是被欲望所欲望了。我只知道历史的伤疤一旦被强硬地揭开，依然会令人产生长久的灼痛感。
有一种目光和善良总让人感激不尽，这是人们天然的对睿智的崇敬和期待，是对可能出现的坐标和参照系不断的追寻，它对于充满爱和力量的艺术飞行以及着陆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由于生计或者生计以外其它形式的忙碌，我相信很多人或许已经将傅雷这个人淡忘了，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来就不知道傅雷是谁？当然，知道或不知道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活，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傅雷是一个高尚的人。试想一下，要做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然而傅雷做到了，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高尚的人，我们都应该怀有敬重之心，虽然我们的生活和命运时常会发生这样抑或那样的不平和不测。
傅雷作为文学翻译家和文艺评论家，一生译著丰富，翻译的名著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制《约翰·克利斯朵夫》；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邦斯舅舅》；等等，译作约五百万言。他的遗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家书》等也深受读者喜爱。此外，还有翻译的传记作品《贝多芬传》、《罗丹艺术论》也一直畅销不衰。
在这些译著中，影响最为直接和广泛的，当属《傅雷家书》。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养的读物，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书。傅雷的艺术造诣非常深厚，对无论占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的各个领域，都有极其渊博的知识。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艺术理论，回国后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但时间都非常短促，因为他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是在半途中绝裾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
傅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心灵，他同样不能违反自己的逻辑，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所以他选择了死。1966年9月3日凌晨，为人坦荡、禀性刚毅的傅雷与夫人朱梅馥双双饮愤弃世，悲壮地走完了本不该走完的一生。
傅雷的谢幕是那么悄然无声，又是那么震撼人心。他说：“我素来对死看得极淡，只有鞠躬尽瘁，活一天就做…天的工作，只到有一天，死神来叫我放下笔的时候才休息。”
人们曾对傅雷夫妇是否应该双双自尽争论不休。有的说虽然悲壮但不值得，有的说只要悲壮就值得。傅雷是一位博爱人类、渴望和平的学者，“他的理想是接近贝多芬与罗曼·罗兰的，就是顽强地追求人类的爱，设想爱最终能化解仇恨使人们走到一起。”但有些人“会编、会写、会添油加醋、会偷换概念、会混淆视听、会欲擒故纵”的本领。傅雷认为这些“不是个人的胆识，是人类的堕落”，他不希望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人类相爱的理想”，在这一代青年身上破灭，而且将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幻梦。
傅雷是一个悲剧吗？我不知道。所有的人好像都不知道。
余华说：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因为我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当一个强大起来时，另…个必然会衰落下去。于是，当我现实的人生越来越贫乏之时，我虚构的人生已经异常丰富了。
某日，当我读到这段话语时，十分吃惊地发现，傅雷的两个人生在我眼前栩栩如生地展开了，内心和现实同时折磨着他。躲避有时候就是逃跑。傅雷躲避了残酷的现实，却最终没有挽回内心的冲撞。这是知识分子最后的良知所引发的极限行为，悲剧在他的内心发生了。
我当然相信，这一切绝对不是傅雷的错。

重写篇：一本爱读也怕读的书……评《傅雷家书》…沈敏特
＇一点说明＇2001年7月，《同舟共进》发表了我的《一本爱读也怕读的书》；之后，几个刊物转载了这篇文章，也有读者来函或友人来电，表示大体认同。原因大概是因为：一、我对《傅雷家书》的评论，着眼于展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二、我对傅雷先生的分析，着眼于中国知识分子这一个特殊群体的命运；三、我对傅雷先生及夫人的悲剧的描述，着眼于中国文化这一个特殊文化类型的能量。2003年1月，傅雷先生的二子傅敏先生重编的《傅雷家书》，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将它称之为“重编本”。关于这个本子与原编本的区别，新增多少，调整和改正了哪些误植之处，傅敏先生已在《编辑说明》中说明了。与“重编本”相比，我的文章就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唯一的“出路”是重写；使这篇文章能够反映“重编本”的全貌。为此，我两次与傅敏先生通话。他十分谦逊，除一处与背景的事实错位，他指出了，其他的，他也许更愿意尊重评论者的自由发挥。重编本《傅雷家书》的责任编辑邵丹女士，也对重写评文表示了希望和支持。
（一）
《傅雷家书》是我爱读，也怕读的一本图书。
爱读，是因为它是一本使人获益匪浅的难得的图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它一印再印；当第五版时，又编入十四封新发现的信函；据1998年的统计，已累计发行一百万册，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而2003年1月出版的重编本，据说第1次印刷，全数被发行部门订购。这说明《傅雷家书》依然是读者十分关注的读物。我想，这是因为，尽管中国涉及家庭教育的图书数不胜数，名人家书见诸公开出版物的也难以统计，但像这样一本内容丰富、细致入微、文化品位甚高的“教子篇”仍属罕见。
怕读，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一位博学、睿智、正直的学者，连同他温厚善良的夫人，不明不白地走向了毁灭。我说“不明不白”是因为当他们写下遗书时，十分清醒地执守着自己的每一项责任，交还友人委托代修的手表，赠给保姆的生活费，赔偿亲戚寄存而被红卫兵抄家没收的饰物，甚至留下了自己的火葬费53。30元。但他们却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活下去的原因；既非“畏罪自杀”，也非“以死抗争”，总之是“不明不白”。对此我不忍卒读。
二十多年来我反复阅读，此次重编本我又再次阅读，也许正是为了探寻这“不明不白”之谜。这绝不是个人生死之谜，而是一代（也许不止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死之谜，它连接着我们民族的盛衰。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谜早已解开，不值得罗哩八嗦，旧事重提。我却以为，万勿过分乐观。每一个民族的严重挫折都连接着它整个文化历史土壤和世界的风云变幻，一下子能够闹明白是不符合规律的；即使闹明白了，能否深入人心，化为整个民族的发展动力，依然千山万水，岂能一蹴而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大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前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总理代表整个日耳曼民族跪在犹太人的墓前虔诚地忏悔，至今却还有新纳粹主义者时时兴风作浪；后者至今不愿反思，死不认账，震惊世界的“教科书事件”一闹再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