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能够改变什么-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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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才华横溢，但并不像其亲友所说是一个诚实和善良的人，倒好像有点人格分裂。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要随身带着刀，也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在那个夜晚的冷酷行为。其实发生这种恶性事件，不是没有根源的。正如法官的指控，两年前他就在校园内贩卖过毒品，青少年时期还有一些不良行为记录。尤其是犯案之后，虽然他没有逃离现场，并用手机报了警，但是他企图伪装成目击者，告诉前来的警察他看到事件发生，而不是参与者之一；他后来又给朋友打了电话，叙述了事件真相，可是一再叮嘱千万不要告发。这也许就是亲友为他出庭作证的原因。这些行为不由得让人相信他的人格可能有问题。
而且此案疑点重重，科罗拉多大学去年一桩未破的凶杀案也可能将他牵扯进去。至于这些疑点就留给当地警方去调查吧，我这里不想多说。但愿这个案例能够减少一些我们对于哈佛才子的盲目崇拜，改变一下我们的固有印象。
进了一流学府不见得就是真正合格的人才，人格健全才是成才的基础。人才的内涵在于创造，而不是索取，即使进了哈佛，也不过是获得了一些荣誉和光环。他到底为这个社会创造了什么呢，以后他又能够创造出什么呢，这种创造是否就一定有益呢？都还是个未知数。
我们没必要过早地下结论，更不能盲目地崇拜和效仿。什么是人才，什么是成功？就是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做些有益的事。而有益于社会和他人只能建立在健康的人格之上。考上大学尚未成才，关键得看以后的人生创造。
所以需要奉劝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和一心飞黄腾达的学子们，不要被虚无的光环迷惑了视线。不管是什么样的追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位哈佛才子的个案也有其典型意义，他给我们上的这一课也许会让人清醒些。0507（原载《检察日报》）
为人才揭去“标签”
上海市出台居住证制度两个月以来，已有1100多名境内人才获得上海市居住证。其中20％的获证者是专科以下学历，既有高中学历的美工，也有中专学历的演员，更多的是职称学历都不高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以前人才引进条例中的“本科以上学历、中级以上职称”不再成为限制，人才不再与职称学历划等号。同期，山东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坚决打破了干部、工人身份界限，符合条件的农民也可报考县级机关公务员。济南地区报名首日就有40名农民获准填写了应考登记表，三个月后济南有5位农民考取了国家公务员。
这两大喜讯昭示了我们社会人才观念的悄然变革。这和去年以来深圳、杭州等城市出现的“技师身价高于硕士”现象，同样值得欣喜，耐人寻味。
“人才”这个概念，应该是指内在的东西，而不是表面的学历、职称或身份，它主要是指解决实际问题和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这种能力和学历职称没有必然联系，它只能在实践中培养和检验，而学历却不是在实践中获得的。
需要即人才，实用即人才，创造即人才。有人也许会批判这是“实用主义”，可是，不实用的“人才”有什么价值？即使是只具有美学欣赏价值，那也是一种实用。学历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价值只能体现在人的行为和创造中。一个人是不是“才”，成没成“才”，不是看你拿到了多高级多名牌的学历，而是看你为这个社会做过什么，创造过什么，付出过什么，拿学历还只是对社会的一种索取。
人才应该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能做什么，而不是你有什么学历。也就是说，“能不能”是判断人才的一个标准。其次，还有个“做不做”的问题，这既是检验你到底“能不能”的可靠方式，也是让你的能力产生实际价值的惟一途径。一个人即使拥有再高的学历，若是经不起“能”与“做”这两个标准的考验，他的学历就只是“一纸空文”，他就不是人才。
那些表面的东西只是贴在脸上的“标签”而已，然而这些“标签”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和误导。比如高级技术工人在全国都普遍紧缺，这是因为他们学历不高，社会没有承认这些人才的地位，没有给予他们应得的工资待遇。结果就导致了严峻的局面，技工奇缺已成为现代制造业发展的瓶颈。
观念的变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现在依然有人鼓吹学历至上，依然有人看不惯“高级钳工身价高于硕士”的事情，指责“有误导之嫌”。其实这绝不是人为的误导，而是市场的定价。包括北京在内许多城市都奇缺高级技工，物以稀为贵嘛。真正的人才都稀缺到这份儿上了，那脸上的“标签”还有什么不能揭去的？该是还人才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0831（原载《羊城晚报》）
北大、人大还人才本来面目
今年可自主录取5％新生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将首次向“怪才”、“偏才”敞开校门。作为自主招生五类重点考虑对象之一，“怪才”不要求每门功课都非常好，但在某一方面要特别优秀。
如果真能照此实施，则可以说是高考改革和人才培养机制变革迈出的实质性一步。虽然这还只是两所名校的试点工作，但这项举措透露出来的改革信息意义深远。它预示着惟分数论的考试制度将发生变化，人才培养方式将走向多元。
同时，此举还将引发人才观念的变革。“偏才”这个片面和相对概念，是在现代教育体制下产生的，古代根本就没有这一说。虽然也出现了像吴晗、钱钟书等优秀的“偏才”，但我国现行以分数取人才的教育制度，对这样的“偏才”、“怪才”实质上是不予承认的。很多这样的人才甚至奇才，都因不能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而被无情地埋没了。这是非常可惜的，是现行教育制度的弊端，也是人才培养和人才观念的误区。
如果说近几年高考科目摇摆不定更偏重于形式上的变化，那么像公开招“怪才”这样的改革举措就更具根本性。真正开始对现行教育体制“伤筋动骨”，进行触及本质的手术。应该说，这样的动作是令人鼓舞的，让人看到了新的动向和希望。实施的难度肯定存在，但真正的改革者岂能畏难而退？
在这样一个激烈变革和广泛竞争的时代，早该还人才以本来面目了。只要在某一方面成绩突出，这样的所谓“偏才”就是人才，谁也无权剥夺他们的继续受教育权和平等竞争的权利。虽然“全面发展”是一个培养目标，但实质意义上的“全面发展”很难达到。有道是“术业有专攻”，任何人的发展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全面发展”的是人才，在某一方面有所建树的也是人才，人才有权要求平等对待，不应偏废。不可因为其他方面的“欠缺”就剥夺在其专长方面继续发展的权利。
因此，完全有理由支持北大人大招“怪才”，有理由期待我国的教育改革进一步引向深入。当然，拥有自主招生权的高校为了确保招生的公正性，应该采取公开透明的操作方式，招生标准和招生程序都须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0313（原载《周末》）
袖珍女孩迈出消除残疾的第一步
患有“先天性矮小症”、身高一米二五、现年23岁的“袖珍女孩”蒋聪伶，积极勇敢地面对生活，不断求索上进，正式成为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节目主持人。她的人生翻开新的一页。
“只有残疾的人，没有残疾的心。”袖珍女孩的人生态度给人启迪。她从心里已经消除了“残疾”，把自己作为一个健全人来平等看待。但是消除对残疾人的歧视，还他们一个平等的人生机会和竞争舞台，却不是只靠他们自己就能实现的。个人歧视是一种心灵的残疾，以制度等形式剥夺竞争机会则是一种社会的残疾。这两种残疾都是我们应该致力消除的。
如何看待身体有“缺陷”的人？所谓“残疾”只是一种普通标准和相对概念，是一个以谁为参照的结果。其实正如罗素所言：“参差不齐是幸福之源。”大千世界，无所不有，没有完全相同的任何两个事物。人，本来就是千差万别的，永远不可能都完全“正常”，不可能都符合一个标准。所以说，出现“残疾”是完全正常的。从这个角度看，残疾人也是正常人。
既然残疾也是正常的，作为一般的肢体健全人和整个社会都应该将残疾人当正常人来对待，消除对他们的歧视。然而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差。比如这位袖珍女孩，从小就没少被人歧视和欺负，到了中考体检时，竟然被认为不能上正常的高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剥夺了她的继续受教育权。残疾人不能上普通高中，这依据的是什么制度，这合理合法吗？与那些招考招聘中的不合理制度相比，教育阶段的一些歧视性规定危害更大。因为工作可以有很多选择，但一个人一旦被变相剥夺了受教育权，其人生道路还能有什么选择？
这种社会歧视可能危及一个人的权利、前途和命运，也在实质上引发和加剧对特殊人群的个人歧视。消除社会歧视不能总是就事论事，而应从法律制度上加以规范和避免，违法的歧视性规定就是无效的。
残疾人的身心已然遭到了巨大戕害，如果社会不是给予他们更多实质性的机会和关爱，而总是通过种种歧视性规定造成他们权利的残缺，那么他们面临的打击将是双重的，这样的社会氛围也是缺乏人道的。
最终上了残疾人职业高中，对这位袖珍女孩来说也许是合适的，但她本应有更多的选择权。学历不高、个子不高的她能够和别人同台竞技，并战胜对手成为央视主持人，可喜可贺之处就在于歧视的消除。消除歧视才有真正的平等竞争。人的差异性是一个客观前提，但是社会应该能够给予不同人群以机会的平等。千万不要让差异性成为人为制造的恶果，这才是真正的不平等。身体残疾的群体，作为人的权利一样儿不能少，他们有权要求平等对待。机会平等成就的是权利平等，请给他们同等的受教育权和工作机会。从这个普遍意义上说，袖珍女孩蒋聪伶的成功还只是消除“社会残疾”的第一步。1208（原载《京华时报》）
人世沧桑各不同（1）
海城豆奶案换不回任何教训
造成3000名学生入院、1名学生死亡的辽宁海城豆奶案近日“公开审理”，然而受害学生家长对开庭消息均不知情。豆奶事件中惟一死亡的女生李洋的母亲，也因对女儿的离去无法释怀而于当年6月服毒身亡。
导致如此严重的生命和健康损失已然令人痛心，但更加令人失望的是，我们并没有能够从这个事件中获取任何教训。酿成惨剧的难道仅仅是一个豆奶厂家及其产品吗？如果真是这样，当地政府当初为什么要对事故瞒报，而且至今相关责任人处理情况都未公示，案件开庭也不通知受害学生监护人。
我们看到，在豆奶事件被披露前后，当地政府的态度没有什么变化。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没有按规定上报国家卫生部，反而对带孩子进京看病的家长作出“后果自负”的警告；海城往北京方向去的火车票停售；一些学校还安排老师“家访”，看“家里有没有人去北京”。这些令人称奇的应对举措说明了什么？
在媒体曝光此事之后，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当地有关部门才展开调查处理工作。鉴定部门对李洋确定为“死于一氧化碳中毒”，这意味着相关部门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免责。从当地政府部门的一系列表现来看，其权力范围之内的鉴定是否可靠呢？只有由独立的第三方来做鉴定才比较可信。这个鉴定结果与李洋母亲的绝望服毒不无关系。然而至今所有的受害人尚未获得任何赔偿，刑事诉讼案亦未附带民事赔偿。难道没有人为此事承担责任，受害学生及其家长的惨重代价就白白付出了吗？
这样的惨重代价到底能够换回什么，起码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进展和希望，没有看到当地政府的态度明朗化。我们只看到，这个事件换来的竟是国家“学生奶”计划的重创和瘫痪，受损的仍然是学生利益。是国家“学生奶”计划本身有问题吗？不是的，问题的要害在于地方保护伞之下的“隐性腐败”。为了地方利益，可以违规使用非定点的本地企业生产学生奶，不合格的产品竟然可以畅通无阻地大规模流入学校，这其中应有的监管监督环节是如何被省略掉的？不针对实质性问题，却将责任转嫁到国家“学生奶”计划身上，这只能说明当地政府对这一关键问题的回避。
到底谁该为此事承担主要责任，究竟哪些人受到了相应处理，相关行政责任人的处理又是按照怎样的程序进行的？对于这些关键性问题，公众目前都一无所知。当地政府的态度和当初一样，依然是暧昧和回避。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正视，而仅仅“公而不开”地起诉一个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