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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帝国崛起-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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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革夏命(1)

  夏朝自建立后,商族就一直臣服于夏,成了夏的一个属国。夏朝末年,商的势力由黄河下游发展到中游,渗透到夏的统治地区,建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开始向奴隶制过渡,便积极准备灭夏。
  商族的部落首领成汤,在夏朝为方伯(一方诸侯之长),与其他诸侯不同,有权征讨邻近的诸侯。商汤由于治国有术,又是一个有远见又十分仁义的人,在诸侯中威望大增。虽然商汤对夏桀恭顺,但夏桀仍感到商汤对夏王朝构成了威胁,因此对汤戒心十足,借口商有反叛之心,将汤召到首都,囚禁在夏台。夏台是夏桀设置的高级监狱,专门关押诸侯或方国之君。而一般的则称圜土,就是挖一个圆形土坑,把犯人扔下去了事。
  伊尹是汤新任命的相,他在投奔成汤的途中,被俘为奴。但是成汤并没有因此而小看他,而是大加重用,把他破格提拔为右相。商部落的族人在伊尹的组织下不惜血本去救人,在朝廷上下打点。用重金买通了夏桀的两个嬖妾和大臣。接受贿赂的大臣向夏桀汇报说,经过缜密的侦查,认为商汤谋反证据不足,因此建议夏桀放人。夏桀一时发昏,释放了商汤。孰不知,商汤正是灭夏之人,这一放啊,无异于纵虎归山。
  夏桀暴虐残忍,喜好淫乐,民心渐失,商汤认为是灭夏的好时机,便在伊尹的帮助下积蓄实力。伊尹劝说成汤,要做一个“以德服人”的君王,即使对小的诸侯,也要恩威并施。成汤因此采取了拉拢与攻打两手策略。即一手用仁德感召诸侯,一手又用武力剪除夏王朝的羽翼,以达到强商弱夏的目的。
  为此,他将居住地从商迁至西亳(今河南郑州商城遗址)。成汤定居于亳,一是为了追随先王帝喾,重回故地。为此他写了《帝诰》,向帝喾报告迁都的情况。二是从商至夏,多为平川之地,便于以后的军事行动。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
  商部落的南方有个忠于夏桀的葛国(今河南长葛县),国君葛伯不祭祀以时。汤派人去责问,并送了一批牛羊给葛伯作牺牲,但葛伯却把牛羊杀掉吃了。汤就又派年轻人帮助葛伯耕田,派老弱幼给耕作之人送酒送饭。不料葛伯残暴,在半路上把这些酒饭全都抢走,还杀死了一个送饭的小孩。
  那时候,人们十分迷信鬼神,把祭祀天地祖宗看作是部落和国家的头等大事。《尚书》里的《汤征》篇,就详细记载了成汤征葛的情况。
  人们对成汤出兵征伐葛伯,并不认为成汤怀有私心,而普遍认为是为天下人报仇。就这样,成汤通过宗教祭祀,名正言顺地吞灭了葛国。从此,成汤的名声越来越大,远者怀之,近者来之,投奔他的人络绎于道。此后,成汤又陆续灭掉夏的盟国韦(在今河南滑县)、顾(在今河南范县)、昆吾(在今河南许昌)等11个诸侯国,一跃成为当时的强国。
  伊尹遂建议成汤停止向夏桀进贡,以试探夏桀的实力。夏桀怒征“九夷”之师伐汤。伊尹一看夏桀还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认为灭夏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劝成汤向夏桀谢罪。一年后,夏桀的横征暴敛更逾于从前,百姓怨望,诸侯离心。九夷中的一些部落也派人向成汤暗通款曲。成汤再次停止向夏桀进贡。夏桀又怒征九夷之师,但九夷之师多数都拒绝征召。至此,成汤和伊尹终于等来了伐桀的良机。

殷革夏命(2)
公元前1600年,成汤誓师###夏桀。流传于今的《尚书》中的《汤誓》篇,就是成汤当时所发布的###夏桀的檄文。其中说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成汤和当时人的观念里,商及其盟军对于夏桀的征伐是奉上帝之命,是替天行道来的,是为宗教神鬼所驱使的,是非常正当的行为。借用上帝和宗教的力量来作战争动员,也说明宗教祭祀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誓师后,成汤选良车70乘,勇士6000人,以及各部联军3万,采取迂回包抄战略,绕道夏都以西,从背后突袭夏都,很快便占领了夏朝的首都斟鄩(今伊洛地区)。夏军仓促应战,双方大战于鸣条之野(今河南封丘附近)。夏桀登山督战,但天不作美,骤雨忽至,夏桀带领众多扈从便从山上跑回营帐避雨。成汤安插在夏桀身边的间谍趁机大喊:“夏军败了!”夏军不明就里,遂惊恐四散纷纷奔逃。兵败如山倒,夏桀再也组织不起有效地反击了,只得仓皇逃入城内。商军在后,穷追不舍。夏桀无奈,只得携带宠妃妹喜和许多珍宝,乘舟向南巢(今安徽巢县)逃窜。商军又很快包围了他在南巢的行宫,达一月之久,夏桀等人被活活饿死在里面。临死时,夏桀还不醒悟,后悔地说:“当初要是把汤处死在夏台里,哪有今日之羞!”
  成汤班师回到国都,废除了夏的政令,作《汤诰》号令天下。在3000诸侯的拥护下,告祭上天,宣布了商王朝的建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汤武革命”。亳邑遂成为商王朝的第一个都城,成为统治全国的中心。商建立后,有人主张换掉夏的社神,而汤对这些亡了国的夏民,则仍主张保留夏社,并封其后人。因为夏的社神是远古共工氏之子句龙,能平水土,还没有谁比他更合适,于是汤写下《夏社》,说明夏社不可换的道理。
  商汤临政之后,修改历法,把夏历的寅月为岁首改为丑月为岁首,又改变了器物服饰的颜色,崇尚白色,在白天举行朝会。
  商汤汲取夏朝灭亡的深刻教训,在于残民以逞。于是,他整治朝纲,擢升贤良之臣,斥黜奸佞之人。废除了夏桀的暴政,采用了“宽以治民”的政策,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很快便使商王国内部的矛盾和缓下来,政治局面也趋于稳定。
  商朝建立不久,便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整整五年天上没有落一滴雨,庄稼没有收成。成汤便在桑林中设立祭坛,他剃掉了自己的头发,把手反缚于背后,向天祈祷,瓢泼大雨这才倾盆而下。商汤这一系列的亲民举动深受各地诸侯的欢迎。其后,成汤开始大规模的对外征伐,商王朝的统治地区日益扩展。《诗·商颂·殷武》就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的记载。说明不仅黄河中下游地区处于商王朝的统治之下,连远在西方秦陇以外的氐羌部落,也向商王朝臣服朝贡。由此可见,在汤的统治下,商王朝已经成为强盛的国家。
  可以说,商朝的建立和兴旺,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古代华夏文明的进步和繁荣,又获得一次向前发展的良机,也使中国成为伟大的文明古国之一。
  

刑名从商

  商朝的政治理念是神权观念笼罩下的政治思想,商代统治者“尚鬼”、“尊神”。当时的王权是通过神权来表现的,就是商王通过卜问祖先和上帝、自然神祇来行事的。这就是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所奉行的最高政治原则,就在于依据鬼神的意志治理国家。商王统治的世界是由王一人来体现的,这从卜辞中商王自称“余一人”就可看出,在商的王权中,集中有族权、军权和宗教祭祀权。
  当初,王畿内发生旱灾,成汤在山上设坛向上天祈雨时,占卜的史官们说:“拜祭时除了要用牛羊作牺牲外,还要用人牲。”成汤听了以后,生气地说:“我祭祀占卜祈雨原本就是为了百姓,怎么能再把无辜的人作为牺牲?”这段记载,一方面说明成汤仁义,另一方面,也说明宗教祭祀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奴隶社会人殉的普遍和残酷。
  的确,在商朝,奴隶主对奴隶的惨无人道,集中体现在人殉制度和人祭制度上。商人崇尚鬼神,极为迷信。用人殉葬是为了使贵族们死后,能够继续驱使其生前的妻妾、亲信、仆从为其服役,妄图在冥世继续享有人间的幸福生活,因此在墓葬中随葬大批的人畜以及战车、器物等。这就是人殉制度。
  至于殉葬的动物和人数的多少,则是根据贵族的等级及其对财产占有的多少而定。
  “人殉”是自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开始出现的一种残酷的杀殉制度,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是对享有崇高威望家长的“从死”义务的习俗遗留,并非奴隶制社会的特征。因为殉葬者生前的社会身份不一定是最下等的,其中不少是墓主人生前喜欢的亲信、侍从或妻妾,当然奴隶占有多数了。在商代,人殉制度发展到了极点,可说是最盛行的朝代。直至明清封建时期,这种现象还偶有发生。
  在商代,奴隶丝毫不具有人的意义,他们被奴隶主当作一种财物对待。商人特别崇拜祖先,祭祀的次数既多且繁,所用牺牲甚多,人殉有时即多达百千人,由此可见残酷的阶级压迫。奴隶主是握有威权的人,他们威权的来源是天命,天命的直接表现是求得鬼神的启示。
  殷商统治者事无大小,都要占卜。不仅祭祀祖先时用“人牲”,而且在他们营造宫殿时,从奠基到落成,甚至安装门窗,都要在其四周埋上若干奴隶和牛、马、狗等作“牺牲”进行祭祀,以保佑宫室的坚固和居室的吉利。
  甲骨文中就记载有各种人祭的方式,如用火烧死女奴以求雨的,称为“焦妾”;把女奴投于水中以祭神的,称为“沉妾”;杀死羌俘以祭祖的,称为“伐羌”。在甲骨卜辞中还发现有许多关于残杀人牲祭祀的记载。光记有人数的就有1992条,共用人牲13050人,没记人数的也有1445条。从这些记载看,商朝时期人牲祭祀的数量和规模,是多么庞大和频繁,其残暴程度让人不寒而栗。
  以人殉葬或以人祭祀,表现了殷代贵族残忍和贪婪的本性。
  而殷商贵族们为了防止奴隶们的反抗、怠工和逃亡,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利益,就相应制定了极端残酷苛刻的刑法。《左传·昭公五年》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商朝统治者的刑法是非常残酷的。五刑俱全,五刑有劓、刖、宫、黥、辟等。除此以外,还有统治者随心所欲制定的酷刑。包括车裂、剖腹、活埋和剁成肉酱等各种酷刑。其中,刖足是商朝最流行的刑罚之一,是用铜锯从踝骨处锯断双脚,以示惩戒,警示他人。商王朝的刑法保留了原始社会的落后性、野蛮性和残酷性。他们就是以这种残酷的刑法来强化自己的残暴统治的。
  商的刑法直到春秋时期还在沿用,后世的所有刑法在商代已大体具备,故后代有“刑名从商”之说。
  

殷商文字

  殷商王朝留给我们民族最大的遗产,就是甲骨文。正是因为有了甲骨文,我国才有了确切的文字可考的历史,可以说,我国的信史时代是从商朝开始的。
  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早在夏代之前的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甲骨文就是一种将文字刻在龟甲、兽骨上面的原始文字,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殷墟。甲骨文被普通认为是商时代的文字,这是我们今天可以识别的最早的中国象形文字,为研究商文化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殷商贵族非常迷信,他们无论出行、打猎、作战,或者在农作、收成、祭祀等活动中,皆要进行占卜。其方法就是用火在龟甲上烧灼,现出裂纹,再根据裂纹来判断吉凶。然后在甲骨上刻上文字,记载占卜的内容。从甲骨卜辞的内容可以看出,商代王室、贵族对祖先的祭祀极为重视。他们用五种祀典对上甲微以后的祖先轮番地、周而复始地进行祭祀。
  甲骨文的发现,是我国史学研究划时代的大事件。
  据说,19世纪末,安阳小屯村农民在田地耕作时,发现了一种带有符号的龟甲和兽骨。当地农民认为这是“龙骨”,就陆续拿到中药店去出售。有时为了卖个好价钱,还把“符号”(即文字)刮掉。这样,历代甲骨文字毁坏不在少数。
  1899 年,古文字学家王懿荣有病,偶然从药材中发现“龙骨”上有字,于是开始多方搜集购买,甲骨文才为世人所重,逐渐地汇集到研究者手中了。
  甲骨文兼有象形、会意、形声、假借、指事等多种造字方法,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因刻写材料坚硬,故字体为方形。今天的汉字,就是从甲骨文发展来的。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总共发现有4672字,学者认识的已有1072字,不足四分之一。
  随后,我国历代考古工作者对殷墟先后进行了15 次考古发掘,共发现10多万片甲骨文字,它详细记载了殷人的礼俗、农业和战争等事迹。甲骨卜辞记载的商王世系与《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大致相同,从而使殷史成为信史。甲骨文字的研究遂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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