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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9章

重生之抗战悍将-第2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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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日,史迪威向最高统帅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备忘录,明确指出:“第一,本人作为美国代表出席在中国举行的所有军事会议。在这种场合之内,我必须代表和维护美国的政策,本人的其他地位一概无效。第二,本人负责指挥中国、缅甸和印度的美国军队,因此其职权超出了中国战区之外。第三,本人代表美国总统负责监督和管理租借物资,并决定移交这些物资的时间和地点。此项物资移交之前,美国总统随时可以根据法律予以收回,移交之后,由大元帅负责支配,本人有权确保这些物资只能用于有效的对日作战。第四,本人是大元帅之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负责有关计划、组织、训练和作战方面的事宜,没有采购物资的任务。第五,本人是一名宣誓要维护美国利益的美国军官,这是我的基本立场。第六,在上述职责范围内,我的唯一目标就是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有效地进行对日作战。
  史迪威的这份备忘录,大大触怒了最高统帅。他马上致电宋部长,要他转告美国政府,由于史迪威既在中国战区任职又代表美国利益的双重身分,使他无法下达命令,亦无法协调关系,因此,宋部长向美方交涉,将史迪威“自动召回”。同时,他拒绝再见史迪威,对史迪威递交的任何文件,提出的任何问题都置之不理,把他冷冷地晾在了一边。
  最高统帅的政治手腕和故意冷落,使史迪威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在写给夫人的一封信中谈到:“这是我一生中所从事的最枯燥无味的工作。我试图劝导和说服的人,是一个顽固、无知、满脑子偏见和自负的专制暴君。他只能从我这里得到真实情况,但又认为这些都难以置信。”疾病又一次向他袭来,腹部压痛,连续的呕吐。经过化验,发现体内有寄生虫。他在36小时之内,接连服用了8种药物,终于好起来了。这时家里又传来不幸的消息,年近80岁的老母因病去世。史迪威作为长子,既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也未能参加老人的葬礼。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动摇史迪威的工作热情,父亲从小向他灌输的道德观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不工作就是罪过。”他继续向最高统帅呈交各种备忘录、形势分析、整编方案、训练计划,用一份又一份文件来“轰炸最高统帅”。
  7月7日,为纪念中国抗战5周年,史迪威应邀发表了1分钟的广播讲话,他满腔热情地称赞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士兵的战斗精神。他说:“在中国人民坚持了5年抗战后的今天,我非常荣幸地在这里向那些肩负着重任,经受了战火考验的中国士兵表达我的敬意。我认为,中国士兵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吃苦耐劳、诚实正直、坚忍不拔的伟大品格。他们备受艰辛,而从无怨言;他们听从调遣,而毫不犹豫。在他们质朴而坦诚的头脑里,从未想到过自己正在创造着一项英雄伟业。中国士兵所求甚微,却随时准备奉献自己的一切。”史迪威的这些赞美之词并不是言不由衷的客套,他始终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士兵抱有美好的朴素的感情。正是出于这一点,他才更加痛恨他所看到的中国统治者和军队高级指挥官的自私、专横、贪婪和昏庸。
  7月19日,史迪威通过军委办公厅主任商上将,向最高统帅转交了他精心拟定的关于夺回缅甸的作战计划。其主要设想是;以英军3个师、华军2个师、美军1个师为第1路,从印度阿萨姆邦向曼德勒出击;以华军20个师为第2路,从中国云南进攻腊戍;两路会合之后,挥师南下,攻取仰光;以英国海空军为第3路,进攻孟加拉湾的安达曼群岛,并在仰光登陆。为实现这一计划,他还要求最高统帅立即向云南集中30个师的中国部队,以便进行整编、更换装备和组织训练。
  美国政府得知史迪威与最高统帅发生冲突的情况之后,采取了支持史迪威的立场。罗斯福总统授权马歇尔起*了给最高统帅的回电,电报由当时在美的宋部长负责转交。回电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召回史迪威,即使换人,任何继任者都将具有和史迪威相同的权力。根据美中双方换文达成的协议,史迪威既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又是美国总统的代表,因此,“要史迪威将军全部按照你的命令来行使职权是不切实际的”。
  宋部长被罗斯福回电中的强硬态度惊呆了,他不敢把这封电报如实地转交最高统帅,竟擅自对电文的内容、措辞和G言作了修改,而马歇尔却把原件的副本直接发给了史迪威。这样,史迪威从总统回电的原件中,看到的是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支持;而最高统帅却从宋子文删改的回电里,误以为罗斯福对他作出了让步,两个人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了。
  在华盛顿的总统办公室里,罗斯福面对着史迪威和最高统帅分别发来的充满火药味的电报,心里感到忧虑和不安。史迪威作为美国代表的地位和职权必须坚持,因为这关系到美国的根本利益。他从许多不同的渠道得到报告,指责最高统帅把大量的租借物资中饱私囊或囤积起来,用以对付国内的反对势力和其他政治对手。只有严密地监督美国租借物资的分配和使用,才能保证这些对华援助全部用于对日作战。但是,他也不同意史迪威提出的以租借物资为手段,向最高统帅施加压力的办法,担心这会彻底地激怒最高统帅,使他真的脱离同盟国阵营,与倭国单独媾和,这当然也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利益。为了协调史迪威和最高统帅的关系,罗斯福决定派他的经济顾问劳克林·柯里博士到中国去。
  7月20日晚,柯里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到达重庆。他分别向史迪威和最高统帅了解了情况,并同双方进行了多次谈话。
  问题的症结十分明显,造成双方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最高统帅,他拒绝承认史迪威作为美国代表的地位和职权。最高统帅声称,他根本不知道宋部长和史汀生就史迪威赴华使命达成的换文;柯里还发现了宋部长在罗斯福回电上做的手脚。他就此向最高统帅作了详细的说明,指出:“史迪威来华的双重身份和任务,以及管理美国租借物资的权力,是由史汀生和宋子文共同商定的,并且有正式换文可据。宋部长不将换文的内容向最高统帅报明,又不将罗斯福总统支持史迪威立场的电函如实转交,使得最高统帅不了解美方对史迪威职权的基本态度,这些并不是史迪威的责任。”最高统帅听后,不得不表示他“不反对”史迪威的双重地位和任务。
  关于撤换史迪威的问题,柯里对最高统帅说:“史迪威将军在美军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是马歇尔参谋长最信任的将领之一。如果最高统帅认为史迪威没有在华的必要,马歇尔可以把他调往别处,担任其他的指挥任务。不过,这必然会影响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和美国的对华援助。同时,任何继任者都将享有和史迪威相同的职权。”最高统帅表示,是否调回史迪威,全由罗斯福总统定夺,他本人没有任何意见。
  接着,柯里要求最高统帅对史迪威夺回缅甸的作战计划表明态度。他认为,只有收复缅甸,重新打开滇缅路,美国的租借物资才能大量地运往中国;同时,只有中国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才能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并且有更充足的理由要求美国扩大对华援助。柯里保证,如果中国能参加收复缅甸的作战,他将说服罗斯福总统满足关于提供500架飞机和每月空运5000吨物资的要求。8月1日,中国军委会根据最高统帅的命令,正式通知史迪威,“中国政府完全同意收复缅甸的计划”,并答应在滇西和滇南部署20个师的中国军队。
  最后,柯里建议最高统帅重新召见史迪威,言归于好,并同意让史迪威和他一道去印度,以便安排中国驻印度部队的训练事宜,同时,与英军商讨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蒋介石欣然表示同意。8月3日,史迪威和最高统帅在僵持了整整一个月之后,终于又坐到了一起。
  柯里调解的成功,暂时缓和了史迪威和最高统帅的矛盾,但却也使这位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产生了一种错觉。在他看来,最高统帅并不是那么顽固和不可理喻,只要耐心地说服和劝导,他还是可以做出妥协的。这种错觉使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两人冲突的看法。他更多地把这场冲突的责任归咎于史迪威刚烈的性格、暴躁的脾气、孤傲的态度和尖刻的G言。柯里是常在罗斯福左右,并且深得信任的人物,他的这种看法不能不对美国总统产生重要影响,这无疑给史迪威埋下了一个潜在的危险。
  8月4日,最高统帅夫妇在黄山别墅举行宴会,为柯里和史迪威离华赴印饯行。孔院长夫妇和被称为民国国母的孙夫人出席作陪。
  宋氏三姐妹非常难得地聚在一起,史迪威在日记里生动地记下了他对这三位著名女性的印象。“孙夫人是三姐妹中最令人愉快的,可能也是最深沉的。她非常敏锐,亲切和蔼,文雅嫡静,沉着自信,细心周到,穿着十分得体。”“蒋夫人聪明伶俐,行动果敢,总想把事情赶快做完,希望自己是个男人。思想不深刻,但理解问题很快。非常直率、开放,但是……易于冲动,急躁鲁莽。”“孔夫人灵活圆滑,但缺乏个性。对目前发生的情况不置可否,这正是最糟糕的地方。只想让别人为所有的事情操心。”
  史迪威并不是一个粗心的武夫,他对交往对象的观察十分细致而深刻,并且总能比较迅速地作出自己的评价和判断。他对宋氏三姐妹的描述是很贴切的。同样,最高统帅暂时作出的缓和姿态,也无法改变他在史迪威心目中的形象:“他可以超越逻辑和理性,凭着自己的”直觉‘随心所欲;他无视通常的规则和程序,却大谈什么中国人的心理特点;他被表面现象和过时的经验所迷惑,突然地变来变去;他顽固至极,拒绝和别人讨论问题。……他不肯前进一步,也不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提高中国的地位,这样,他自己的地位也无法得到加强。“很明显,最高统帅在史迪威心里的印象是越来越差了。
  两天之后,史迪威和柯里一同离开重庆飞往印度。柯里为他“成功”的调解洋洋得意,而史迪威却无法相信最高统帅的那些口头允诺。他担心说不定哪一天最高统帅又会突然变卦,但他完全没有料到,接踵而来的危险并不是来自最高统帅,而是来自他的本国同胞。
  史迪威离开重庆来到印度,送走劳克林·柯里,便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新德里有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由赛伯特准将负责这里的日常事务。在中缅印战区任职期间,史迪威经常来往于新德里至重庆之间,有时还要视察卡拉奇的后勤港口、阿萨姆邦的第10航空队和陈纳德在昆明的空军司令部。这个战区虽然没有多少美军部队,但从东到西竟分布在长达4500多公里的战线上。
  8月15日,史迪威处理完新德里司令部积压的各种文件之后,立即赶往为中国军队建立的兰姆加尔训练中心。
  兰姆加尔位于加尔各答以西约300多公里处,是印度比哈尔邦兰契市郊的一个小镇。那里有一座旧兵营,原来曾用作关押从非洲战场捕获的意大利战俘的战俘营。整个营地面积有20多平方公里,营房可供大约2万人居住,还建有各种训练场、两个轻武器射击场和1个炮兵射击场。
  经过同英方的反复交涉,韦威尔终于答应把这里用作装备和训练中国军队的基地。双方还达成协议,由英国人负责这个营地的食品供应,并提供印度卢比作为受训官兵的军饷;美国人负责提供武器装备和组织训练。
  当时,从缅甸撤打退的中国远征军新38师和新22师,已经先后集中入营,番号也改成了“中国驻印军”。经过最高统帅同意,史迪威担任这支部队的总指挥,罗尤青为副总指挥。赴印之前,史迪威听说这支部队共有1。2万人,但实地点验却只有9000多人。孙仲伦的新38师有7000人,廖建楚的新22师只有2000多人。这9000多中国官兵成为兰姆加尔训练中心的第一批受训部队。
  到达兰姆加尔之后,史迪威视察了营区部队和训练场地,第二天便召集美军负责各门课程的主任教官召开会议,健全了训练机构,制定了训练计划。这些对具有丰富的军事教育经验、被称作“训练天才”的史迪威来说,完全是轻车熟路。他任命博特纳上校担任驻印军参谋长,麦凯布上校担任训练中心主任,并抽调一批优秀军官担任步兵、炮兵、装甲兵、战术、后勤等课程的教官,其他美军人员派到驻印军营以上单位担任联络工作,中国军官负责部队的行政管理。
  8月23日,训练中心举行了隆重的开训典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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