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第8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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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直选”并不是说句话那么简单。
早在2033年，也就是王元庆第二届任期的第二年，就有代表提出，应该尽快强化共和国的“两级议会”，为加大民主政治改革打下基础。随后就有代表提出了扩大协商大会权限范围的法案，想借此提高协商大会的政治地位。当时让外界不太理解的是，在推行“两级议会制”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情况下，王元庆竟然无动于衷，没有把代表的意见放在眼里，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随后进行了几项非常重要的改革，所以关于“两级议会制”的讨论也在当年偃旗息鼓，再也没有人提起。
直到这个时候，王元庆才提出了“直选”的解决方案。
按照他在“宪法修正案”中提到的相关条款，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仍然是全体代表大会，只是将对全体代表大会的组成方式进行全面调整。以往的常务代表大会保留192个席位，其中30个席位归中央，另外162个席位归54个省级行政区，即每个省级行政区拥有3个进入常务代表大会的名额；全体代表大会的规模将大大缩减，代表人数减少到740人，其中270个席位由中央安排，另外470个席位仍然归各个省级行政区。光看这些，会让人觉得王元庆照搬了西方的民主议会制度，只有看到细节，才知道，这是王元庆针对共和国的国情弄出来的议会制度。在所谓的“高院”中，中央的30个名额主要提供给国家领导人与中央政府，而各个省级行政区获得的3个名额中，只有1个名额由该省代表大会推举产生，另外2个名额通过直选产生。在所谓的“普院”中，中央的270个名额除了提供给国家领导人之外，还可以用来平衡地区影响，而提供给54个省级行政区的470个名额则按各省在该届选举中的投票总数中所占份额进行分配。
因为与直选有关的法律需要单独制订，所以以什么方式实现直选，还是个未知数。
当然，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选举问题。
虽然在绝大部分人看来，在共和国这种大国中，不可能通过“纯粹的直选”来决定国家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一个类似的国家采用了“纯粹直选”。比如美国总统选举靠的是“选举人票”，而不是“选票”。但是在已经公布的消息中，老百姓仍然发现了一些端倪，比如“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选举问题关系到国内团结”。按照很多人的猜测，王元庆肯定不会走“直选”的道路，也不会照搬西方国家的方法。
事实上，用什么方法选出国家最高领导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将在共和国的未来政治生活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也就是说，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共和国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将决定其产生方式。
看清这个问题，就不难猜测王元庆的安排了。
在某些“知情人士”看来，王元庆很有可能是共和国最后一任“强势元首”，在他之后“元首”的概念将发生重大改变，至少在和平时期，共和国不会再次出现能够决定整个国家命运的“超级领导人”，国家权力交给由选举产生的“议员”，集体政治代替寡头政治，成为新的政治风向标。
果真如此的话，国家元首肯定不会直选产生，而是间接产生。
很多人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即在王元庆描绘的“民主政治”蓝图下，作为精髓的党派竞争将如何产生？
实际上，这也是外界猜测的圭要话题之一。
因为王元庆没有在“宪法修正案”中给出答案，共和国官方也没有公布相关信息，所以按照外界的猜测，王元庆很有可能选择性的忽视了这个问题，降低改革的难度，等到时机成熟之后再提出解决方案。
到此，“宪法修正案”的第三点与第四点，也就是权力分配问题、以及最高领导人与中央政府的产生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在普通民众看来，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实际上，在10年政治改革期间，王元庆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传达出了调整中央集权制度的信号，或者说承认了中央集权制度存在的致命缺陷。用纪佑国在其回忆录中提到的话来说，21世纪初，共和国暴露出来的众多问题，几乎都中央同地方的矛盾有关；作为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与上千万平方千米国土的大国，虽然中央集权能够最大限度的确保共和国的主权、以及中华民族的完整性，但是也将极大限度的限制共和国的发展，制造众多难以解决的国内矛盾。
“放权”成为了“中央地方关系改革”的代名词。
如果看远一点就能发现，10年来，王元庆已经为此做了很多准备。别的不说，“精兵简政”就为统治体制改革打下了基础。随着中央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裁减公务员数量，缩减烦琐的政府机构，很多权力已经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并且逐步取消了以往那种从中央到达地方的垂直管理方式。
对王元庆来说，最后要做的，就是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新制度的合法性。
当然，在普通民众看来，新的统治制度肯定会成为推动共和国发展的新动力，因为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力，等于解放了地方发展受到的束缚，让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与需要确定发展方向。
不管怎么说，“宪法修正案”描绘的未来值得所有人期待。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放松了警惕。
在举国沸腾的时候，仍然有不少人保持了冷静。23日夜间，一批社会学家就联合致电元首府、全体代表大会与国务院，希望元首能够慎重考虑修宪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修宪的做法过于激进，很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更有一些学者直言不讳的提到，如果在修宪问题上出现错误，共和国将重蹈覆辙，王元庆将成为共和国的“锅巴”，将共和国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虽然将此时的共和国与半个世纪前的苏联相比有点牛头不对马嘴，毕竟共和国的改革已经持续了近60年，“新世纪改革”也进行了20多年，不但民意基础非常牢固，统治集团也比较团结，不大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天，但是有所担忧并没错，要知道，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改革，更重要的是，这场改革将产生什么结果，别说王元庆说不清楚，恐怕连纪佑国都说不清楚。
虽然作为“知情者”，李存勋没有杞人忧天的担忧，但是在他看来，并不是所有担忧都是空穴来风。对于王元庆的举措，李存勋也非常震惊。当天晚上，见过王元庆之后，在返回军情局的路上，李存勋仍然有点恍惚，觉得白天发生的事情像是在做梦一样。
只有一点很清楚，暴风骤雨即将到来。
卷十一 重新洗牌 第22章 局外人
共和国的政冶局势将何去何从？
全球新闻媒体都在寻找答案的时候，远在地球另外一边的裴承毅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虽然裴承毅不是政治家，也没有进入共和国的决策圈，但是作为军人，他比其他人更能明白王元庆的处境，因为在他看来，元首在这个时候抛出“修宪理论”想用修改宪法的方式完成离任前的最后一轮改革就是一场必须战胜众多强敌、只能胜不能败、没有第二条出路的“总决战”。更重要的是，身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裴承毅算得上半个局外人，不但能够更加方便的了解境外媒体的新闻报道，还能以不同的视角观察共和国的局势，从而得出独到的结论。
在裴承毅看来，1年多前发生的事情就为现在的局势埋下了伏笔。
追根溯源的话，印度战争中的东线决战后期，王元庆采纳裴承毅的建议，对总体战争计划做出全面调整就是整个事件的根源。要知道，按照最初的战争计划，印度战争最快也只能在2036年下半年结束，最晚，则有可能拖到2036年底。因为王元庆不会将战争交给下一任国家元首，所以印度战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拖到2037年。如果按照最初的计划进行，王元庆将在2037年初将政权移交给颜靖宇，由这个“理想接班人”继续推进政治改革，再用10年实现政治改革的宏伟目标。虽然裴承毅从来没有仔细考虑过，但是以当时的局势，如果上台的是颜靖宇，出任总参谋长的肯定是裴承毅。
原因很简单，颜靖宇深受王元庆影响，不但锐意改革，而且拥有推进改革的胆识与魄力。在所有必要因素中，颜靖宇只缺少来自军队的支持，因此需要一名在军队中拥有崇高威望，又具有一定政治头脑的总参谋长。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裴承毅都是最佳选择。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裴承毅在印度战争中的绝佳表现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但是裴承毅从来没有后悔过，原因很简单，裴承毅的理想并不是成为总参谋长，或者说，不是在这个时候成为总参谋长。
在半年内打赢印度战争，既有好处，又有坏处。
古话说得好，欲速则不达。
制订战争计划的时候，把整场战争的持续时间订在1年左右，既不是王元庆心血来潮的决定，也不是裴承毅无中生有的臆测，而是经过周密演算与反复推演后得出的结果。也就是说，战争到底打多久，不仅仅由对手的实力决定，还得由共和国的实力决定。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斗争，还是战场外的斗争。对共和国来说，击败印度军队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维护印度的战后局势。用1年左右的时间进行大规模作战，是各种因素叠加的折中结果，也是各种因素相互妥协的最佳选择。当裴承毅把这个时间缩短一半以上的时候，虽然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战争伤亡、减少战争开支，但是在其他方面却造成了许多难以预料、也无法控制的严重后果。别的不说，2036年，共和国的最大一笔开支就是对印援助。虽然无法准确统计出共和国在战后投入印度的援助资金，但是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因为准备不充分，共和国在战后的对印援助规模肯定比最初计划的增加了30％以上，对共和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在5万亿元以上。
除了经济上的影响，对政治改革造成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按照裴承毅的猜测，因为战后开支之远超过预算，所以王元庆不得不在2036年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以求获得更多拥护政治改革的利益集团、特别是民族资本家与民营企业集团的支持。改革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经济与政治又相互影响，王元庆不可能只在经济领域做文章。更重要的是，政治改革走到这一步，既得利益者要求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更加渴望获得政治利益。
别说裴承毅是过有政治头脑的军人，就连普通军人都能感受到国内斗争有多么激烈。
通过纪佑国发起的“产业结构调整”，共和国的民族资本家与民营企业飞速崛起，特别是蔺彦博、李成文、叶永畿等一大批华矫华商带在在海外积累的财富回到国内之后，民间经济利益集团迅速发展壮大。虽然在赵润东执政期间，共和国的改革一度限于停滞状态，但是赵润东很好的继承了纪佑国的改革路线，并且以“休养生息”的方式巩固了纪佑国的改革成果，让一大批在控制了社会公共资源的国营企业面前还略显稚嫩的民营企业得到了发展壮大的宝贵机会，包括“中重集团”在内的数十家在王元庆执政期间进入全球500强行列的民营企业就是在这个时候打下基础的。到了王元庆开始推行“政治改革”的时候，共和国的民族资本家与民营企业家追求的不再是经济利益，而是政治权利。问题是，没有任何一个利益集团愿意心甘情愿的让出既得利益。站在2027年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既的利益集团绝对不是民族资本家与民营企业家，而是国营企业，特别是那些把控着国营企业，利用掌握的公共资源与公共权力牟取利益的高层管理者。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政治改革的10年，就是利益集团斗争的10年。
作为军人，裴承毅非常清楚这10年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初在总参谋部担任作战处处长的时候，裴承毅参加过J…16与J…17两种战斗机的基础研发工作。虽然这两种第五代战斗机的研制与生产工作最终都交给了民营企业，但是就裴承毅所知，在竞标阶段，几家国营企业不但占尽了优势，还拿到了更加丰厚的预研合同，如果不是国营企业太不争气，笑到最后的肯定不是民营企业。
当然，受集团斗争牵连的个人也不在少数。
日本战争后，在裴承毅离开总参谋部去进修之前，光是被移交给司法机构依法量刑的总参谋部高官就超过了10人，而这些人中至少有一半与利益斗争有关。
就裴承毅所知，至少有2人是在军队常备物资采购的问题上，因为收受贿烙而锒铛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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