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第5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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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使共和国成功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由只能生产他国产品的‘世界工厂’变成了能够生产各类自主品牌高端产品的‘世界中心’。但是我们更应该认识到，纪老的初衷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而是为今后的全面改革奠定基础。没有雄厚的基础，没有强大的国家实力，任何改革都是空谈。纪老离任前。推出的数项法律为我们指明了全面改革的主要方向。虽然赵老在任期间，没有在国内改革上下多少功夫，主要是在消化纪老留下的政治任务，但是我们都知道，赵老非常支持纪老的改革方针，只是苦于应付外界威胁，没有能力加强国内改革。”
“今后的国际局势，不见得多么有利。”
“确实如此，但是在几年之内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必然大为改观。”王元庆没有直接反驳顾卫民的观点，说道，“这场战事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外界威胁。按照我的估计，三到五年之内，不管是美国还是印度，都不会对我们构成真正的威胁，只耍我们不主动制造冲突，矛盾就不会激化。更重要的是，随着国家实力提升，我们能够在保证国内稳定的情况下应付小规模局部冲突，不再需要集中力量打大仗。至少在2030年、甚至2035年之前，我们也不会打大仗。”
顾卫民微微点了点头，承认了王元庆的分析。
“我的想法是，战争结束之后、或者说在基本确保赢得战争胜利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把重点转移到国内，加快改革进程。”
“元首，你的意思是……”顾卫民是明知故问。
“改革走到现在，仅仅在经济领域做文章，效果已经不明显了。”王元庆拿起香烟，先给顾卫民散了一根。”去年，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了十万元，约合两万美元，已经迈入了发达国家行列。可是经济总量再大，平均产值再高，也无法掩盖现实问题。过大的贫富差距、较低的社会福利、沉重的赋税压力，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拦路虎。这些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归根结底甚至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顾卫民微微皱了下眉头，听出了王元庆这番话的严重性。
“改革之初，订下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全体致富’的基本改革方针。实际情况真是如此吗，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王元庆看了顾卫民一眼，说道，“问题就在政治制度上，我们的政治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甚至不能满足国民日益提高的生活品质需要。”
“政治制度改革，可不是小事。”
“肯定不是小事，搞不好，我们会成为民族罪人！”王元庆的话斩钉截铁，没有丝毫犹豫。”政治改革怎么改，由下至上，还是由上至下？很多人认为，由上至下，只能起到换汤不换药的效果。还有人认为，由下至上，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在我看来，改草的动力不在我们这些决策者的手中，而在广大的国手中。”
顾卫民朝冉王元庆看了过去，似乎没有明白王元庆的意思。
“半个世纪前，我们搞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是广大老百姓希望过上更好的日子。”王元庆灭掉烟头，说道，“老百姓的需要，就是改革的根本动力。现在老百姓需要什么？不再是简单的物质生活，而是成为国家主人翁的精神需求。换句话说，老百姓需要的是参与国家事务，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这些需要是什么？毫无疑问，这是老百姓思想观念的根本转变，是由普通的社会劳动者转变为国家公民的根本性变化。谁都知道，蚂蚁是群体性最强的生物，但是人不是蚂蚁，人也不能通过生物激素控制其他人，人更不可能只为了生存与繁衍后代付出一切。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人天生具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拥有主宰自身命运的权利。在广西工作的时候我就认识到，我们不缺乏卓越人才、不缺乏勤奋的劳动者、更不缺乏积极向上的精神，我们缺少的，只是让千千万万国民按照自身的意愿参与社会劳动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就是老百姓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条件，是老百姓在国家活动中发挥作用的条件！”
“公民意识。”顾卫民用4个字总结了王元庆这番话的意思。
“对，就是公民意识。”王元庆长出口气，喝了两口茶，说道：“十年前，也许绝大部分国民还不具备公民意识，可是现在，几乎所有国民都认识到不但有交纳赋税的义务，还年参与国家活动的权利。不管谁坐在统治者的位置上，只能顺应民意，背离民意的，迟早会被民众推翻。老百姓有了公民意识，我们就要跟上时代步伐，满足老百姓的需求，让更多的人发挥积极贡献。”
“元首，你的意思，通过公民意识推动政冶改革？”
王元庆点了点头，说道：“方法我想了很多，但是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可行。
“什么办法？”顾卫民立即问了出来。”由下至上，从根本上改变代表大会制度，让更多的公民参政议政。”王元庆又拿起一根香烟，点上抽了两口，说道，“直到现在，我才明白纪老当初的意图，也万分佩服纪老的长远眼光。与纪老相比，我们的眼界都差了许多。纪老已经为我们打下了基础，让我们能够在适当的时候改变代表大会制度。”
，怎么改？”顾卫民没有王元庆这么乐观。
作为前任国务院总理，顾卫民更擅长处理具体事务，而不是战略谋划。
在他看来，改革本身不是问题，推出几项改革方案也不是问题，难的是如何落实改革方案，如何保证改革不在执行如过程中变味。
“这就是我请你留下来的原因。”
顾卫民愣了一下，随即苦笑着摇了摇头。
说了大半天，王元庆才带入主要话题。顾卫艮也不得不佩服王元庆的口才，至少在说服别人的能力上，王元庆不比纪佑国差。
卷八 百年积怨 第140章 千秋功业
让焦魃山换了2杯茶，王元庆与顾卫民谈到了主要话题。
“代表夫会制度”是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除了掌握最高立法权的全体代表大会之外，还有各级地方代表大会。
任何一种制度，都有优秀的一面与不良的一面。
“代表大会制度”优弄的一面是，在共和国成立后的数十年内，保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也让共和国在建国后的艰难时期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从无到有的建立了包括核能、电子、钢铁、化工在内的工业基础，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与共和国几乎同时建国的印度，因为没能在建国初期打下重工业基础，数十年来，一直没有能够迈入工业国的门槛，至今仍然是三流国家。
“代表大会制度”不良的一面是，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导致政府职权无限扩大，限制了民间力量的发展与进步。虽然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受到束缚的民营生产力，为国家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不可纸估，政治层面上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经济迟早要出问题。随着经济实力增长、特别是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政治结构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已经非常显著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数十年来，共和国领袖没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原因非常复杂。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共和国老百姓的“公民意识”。
“公民”这个概念来自西方，与共和国传统上的“人民”、“居民”、“国民”有根本上的区别。真正的“公民”是具有社会责任感，愿意为社会做贡献，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渴望获得社会权利的民众。
“公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共和国推行政治改革的时间。
毫无疑问，没有公民意识，政治改革不可能获得成功。
在广西干了5年，王元庆把这个问题看得非常清楚。
政治改革的动力不可能来自“统治阶层”。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统治阶层是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作为掌握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与全部国家权力的利益集团，没有任何人愿意放弃已经得到的利益与手中的权力，也就不会积极支持政治改革，甚至会想方设法破坏政治改革。
能够为政治改革提供动力的，只有希望获得更多利益的民众。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自私性”决定了每个人都希望获得更多的好处。不管是经济上的好处、还是政治上的好处，谁都不愿意成为别人剥削的对象。问题是，民众渴望获得利益的根本动力不是来自低下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在共和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中华文明能够延续5000年，没有像其他古老文明那样被新生文明征服与消灭，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农耕时代的先进劳动力之外，中华民族“逆来顺受”的传统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简单的话说，只要吃得起饭，没人愿意‘自上粱山’。毫无疑问，民众对国家过于低下的要求、甚至是毫无要求，不可能成为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只有当民众得到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权力，也就是当民众产生了“公民意识”的时候，才会积极主动的推进政治改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共和国民众产生“公民意识”的是一项来自美国的技术。
网络的全面普及，使世界进入了“信息时代”。对那些不愿意放弃已得利益与手中大权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办法从根本上阻止由网络带来的新思潮。道理很简单，如果利用权力全面封杀网络，共和国将重蹈覆辙，走上“闭关锁国”的老路，再次沦落为被西方国家任意宰害的“东亚病夫”，不仅纪佑国、赵润东与王元庆这样的国家领袖不会同意，千千万万的中华民族儿女也不会同意。
半岛战争之后，共和国国内对战争意义的大讨论，充分显示了“公民意识”的觉醒。
当时，还是国家副元首的王元庆力排众议，说服赵润东，让民众自发讨论，只要不危害国家根本利益，就不要阻止民众的言论。由此可见，半岛战争之后，王元庆就已经产生了政治改革的想法。
不得不承认，纪佑国看得比谁都远。
离任前，纪佑国推行的几项法案，都在为后面的政治改革打基础。
到王元庆执政的时候，政治改革既是必须，又是必然。更重要的是，纪佑国通过实际行动，为后面的领袖指明了政治改革的方向。
国民产生“公民意识”，必然让国民参与国家政治活动。
重大决策上，受普通国民的认识限制，不可能成为主导力量。只有在基本国家事务方面，国民才有充分的参与权与影响力。
当然，共和国的政治改革绝对不能走西方国家的老路。
从严格的意头上讲，政治的基础是文化。西方世界能够推行民主政治，与其历史文化有着必然关系。早在古希腊时期，民主政治就已深入人心。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世界逐步摆脱了教廷的控制，文化思想迅速传播，民主政治获得了肥沃的土壤，最终生根发芽，几百年来逐步形成了现在的局面。
共和国没有西方文化基础，也就不可能采用西方的政治模式。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摸索着前进，没有任何经验可谈。”王元庆在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显得格外小心谨慎。”我的想法是从基层做起，先在几个省市搞试点，找到可行的办法之后，再在全国推广。”
“如何做？”
“基层代表直选。”
“直选！？”顾卫民暗暗一惊，迅速思考一番，问道，“在多大的范围内搞直选，如何保证直选的客观性？”
“客观性的问题不需要考虑，资讯这么发达，让民众参与监督，问题就能解决。”王元庆稍微停顿了一下，“直选范围，先在县级试行，一年之后推广到市级，如果可行，最终推广到省级。”
“是不是太快了？”“并不快，有民意基础，缺的只是具体实行办法。”
顾卫民微微点了点头，说道：“直选只是一个问题，另外的问题同样重要，比如代表大会的权限。”
“权限必须搞清楚，幸运的是我们有法可依。”王元庆淡淡一笑，说道，“纪老为我们留下了很大一笔财产，按照相关法律，我们可以在代表大会建立更加全面的监督体系，赋予代表大会更加强大的监督权力。当然，我们可以参考某些西方国家的制度，在代表大会成立各种委员会，由其履行基本监督权。”
“监督只是代表大会的权力之一，还有立法。”
“立法更重要，代表大会的主要权力就是立法。”王元庆长出口气，说道，“我们的问题也在这里，行政立法在很大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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