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第11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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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北京当局的发展提案没有得到中央支持。
排除政治因素之外，当时赵润东否定“北京方案”的主要原因还是这种通过横向扩张来扩大城市范围、以增强城市容纳能力的发展方式需要需要巨大的基础建设投入，而这也正是地方政府的目的。问题是，基础建设需要占用海量社会资源，除了不符合自纪佑国时代就以扩大国民消费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之外，还与当时的大背景冲突。要知道，2019年的时候共和国刚刚在南海地区教训了一帮不听话的邻国，正在为解决东北亚问题做准备，而且赵润东最热衷的军事改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那有那么多的资源去搞基础建设？再说了，共和国的基础建设已经足够扎实了，没有必要继续增大投入。
2022年的时候，北京市政府又一次向中央提出了城市发展改革方案。
当时王元庆已经回到中央，而且以国家副元首的身份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北京市长肯定希望在王元庆那里获得支持。非常可惜的是，王元庆比赵润东还要直接，不但否决了北京政府的方案，还在第二年把北京市长送上了法庭，理由是涉嫌在数个民生工程项目上收受高达2。7亿元的巨额贿赂。当然，王元庆没有冤枉好人，在2012年到2022年期间，北京市长收受贿金高达4。74亿元，另外还收受了价值近4000万美元的艺术品与奢侈品，而其所做的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让行贿的3家开发企业从政府的公共项目中牟利数十亿元，给国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到这个时候，“北京方案”才销声匿迹。
问题是，要不要迁都的问题却没有因此而沉寂下来。
事实上，到2022年，北京作为首都而产生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别的不说，因为交通过于拥堵，为了保证政府官员、特别是部委领导级的高级官员能够更有效率的参加政府的日常工作，国务院在2021年的时候就提议购买一批直升机，专门用来接送部委领导，以及重要外宾。
当时王元庆也很重视这些问题，只是没有急于讨论是否应该迁都。
归根结底，王元庆作为“炎黄计划”的直接参与者，非常清楚电力革命会给社会与人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变化，也清楚科学技术肯定能够改变城市的面貌。要知道，人类城市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史，随着科学进步，城市的人口密度越来越大，因此在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都不再是问题。
毋庸置疑，王元庆的眼光是不能否认的。
到了20年代末，随着可控聚变核电站在共和国大范围推广，加上国家骨干电网的改造工作全面完成，电能全面取代化石能，成为生活与生产的主要动力，这个时候，电动汽车已经在共和国普及，由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污染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导致城市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大难题也得到了解决。
当然，谁也阻挡不了科学技术的前进步伐。
30年代中叶，第一辆完全依靠地球磁场效应的磁悬浮轿车问世。虽然在当时，那辆由中科院在实验室里弄出来的，只能坐一个人，而且充电一次只能行驶10千米的磁悬浮轿车的造价高达750万元人民币，几乎没有量产的可能性，也不会有多少市场需求，但是当时就有人预言，10年之内，这种完全不依靠道路的飞行轿车就将普及，而且肯定能在21世纪进入千家万户，成为最普遍的代步工具。这个预言还是保守了一点，2038年的时候，磁悬浮轿车就在上海汽车公司与吉祥汽车公司量产，当年就销售了100万辆，到2040年，磁悬浮轿车的市场保有量超过了1000万辆，并且很有可能在2050年之前取代普通车辆，占据车辆市场9成以上的份额。也就是说，在2050年之前，磁悬浮轿车就将在共和国普及，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人们的代步工具。
磁悬浮轿车的出现，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城市面貌。
实际上，在2033年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了“城市综合发展概念”，喊出了“向天空要土地”的口号。因为高强度合金与轻质复合材料的量产工作不存在技术上的难题，需要的只是相应的市场，所以像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的科幻电影那样，出现上千米的高楼大厦，轿车在空中飞行的“立体城市”将不再是幻想，很有可能在21世纪后半叶变成现实。
虽然向天空“生长”的城市会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光照问题就很难解决，但是科技进步能让轿车不再依靠道路，自然能够解决其他问题。如此一来，再也没有人怀疑城市的容纳能力。从技术上讲，只要能够解决粮食生产问题，在大约400平方千米的北京市区内，至少可以容纳1亿市民。
由此可见，迁都不再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问题是，迁都不仅仅是因为城市容纳能力有限，还涉及到地区发展平衡问题。
作为首都，自然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享受到了各种优越条件，不但自身的发展不会存在任何资源上问题，还能带动周边地区。
事实上，2042年的时候，国家综合发展委员会在提交给全体代表大会的迁都调查报告中提到的主要理由就是全国发展不平衡，将首都迁往内地，有助于改变这种不均衡的发展方式，为内地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
问题前面已经提到，2042年的局势太复杂，迁都不是主要话题。
2044年，全体代羔大会再次开始商议迁都话题，并且由此引出了要不要通过从有到无的建设一个新首都来推动国家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也就是推动“青山绿水工程”。
毫无疑问，这样的话题对顾卫民有足够的吸引力。
事实上，当时共和国也需要积极探索未来城市发展方向。别的不说，10多年前，支持军情局在首都北郊建立新的基地，就是对城市发展的一次探索。问题是，军情局的基地最多相当于一座只有几万人的小城镇，而未来城市的人口肯定上百万，也就是说，共和国的城市规划人员需要一次更大规模的探索。
正是如此，在2044财年度，顾卫民专门批准了一项大约170亿元的科研项目，集中力量解决现代化城市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麻烦。全体代表大会也在当年年底再次委托社科院与地质学院对全国进行考察，为迁都选址。也就是说，在决定是否迁都之前，共和国高层就开始为迁都做准备了。
由此可见，迁都与否的关键不是在于能否得到权力机关的批准，而是时机是否成熟。
要知道，即便按照最低标准，也就是新首都只是共和国的行政、立法与司法中心，不再承担其他社会职责，也会是一座人口超过20万，占地面积超过100平方千米，拥有上万栋建筑物，以及包括配电中心、供水中心、废物处理厂、交通中心、机场、火车站、医院与学校等基础设施在内的巨型“人造设施综合体”。大不大没关系，重要的是，这么一座城市的初期投入肯定以万亿元为单位进行计算。也就是说，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而且会不会因为这项工程对国家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才是决策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显然，在顾卫民执政时期，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正是如此，2044年到2047年，一直在做基础工作。
直到2047年换届选举，趁颜靖宇刚上台，全体代表大会再次提出了迁都提案，并且在私下向颜靖宇施压，希望能够得到元首的支持。
事实上，积极推动迁都的，正是国内的大型企业。
要知道，修建一座城市，能够给很多企业带来难以估量的利润。以三坚集团来说，全体代表大会每次提出迁都提案之后，该集团的股票就会暴涨好几天，因为投资者都知道，只要修建新的首都，作为资源类企业，三坚集团肯定能够赚得盆满钵满。当然，除了资源企业之外，设备制造业、能源业、建筑业等等行业都能从中获益。
问题是，颜靖宇的注意力根本不在迁都上，甚至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当然，颜靖宇也不会在刚上任的时候让全体代表大会感到失望。
如此一来，就出现了前面提到的事情，即将元首府从市区搬到郊区，让几家大型企业从中获益。
因为迁都只是迟早的事情，而且元首府肯定会跟着搬迁，所以新的元首府是按照城市综台公园的标准修建的，也就是说，今后可以用最低的成本改建为供平民百姓休息娱乐的好去处。
正是如此，这座占地近2000亩的元首府被共和国公民称为世界上最豪华的元首府。
与之相比，美国的白宫简直就是乡下的茅草屋。
事实上，元首府的建筑物并不多，真正使用的面积不到20亩。不是拨款没有到位，而是颜靖宇不喜欢铺张浪费，为了减少日常维护开支，将其他近2000亩的园区围了起来。由此也可知道，颜靖宇并不反对迁都，甚至有过这样的想法，只是时机还不成熟，不然也不会在规划妙峰山元首府的时候要求开发工作一步到位。也就是说，最迟在再次当选国家元首之后，颜靖宇就会正式考虑迁都的事情，并且采取行动。
不管怎么说，迁都只是迟早的事情。
作为国防部长，裴承毅也不反对迁都，因为北京的地理位置并不理想，从军事战略学上讲，华北平原不是设立首都的理想之地。
卷十三 道义之争 第20章 重大消息
见到颜靖宇，裴承毅直奔主题，将军情局提供的情报交给了元首。
“刘晓宾怎么不亲自送过来？”
“他去巴格达了，过几天才能回来。”
颜靖宇皱起眉头，翻开文件看了起来。
裴承毅没多罗嗦，在元首翻看文件的时候，去泡了杯咖啡。
前面已经提到，李存勋之后，刘晓宾最多只有守成的能耐，不可能再像当初的李存勋那样，把军情局带到一个崭新的高度。随着林啸雷在2047年底退役，总参谋长与国防部长的争斗宣告结束，军情局理所当然的重回国防部治下。实际上，早在纪佑国推行的第一次军事改革中，军情局就的接受国防部领导，而在赵润东推行的第二次军事改革后，军情局的上级机构已经是国防部，而不是总参谋部，只是在日常工作中得听从总参谋部调遣，而且总参谋部通过控制军队人事权，控制了军情局重要职位的任免大权。第三次军事改革时，王元庆再次强调军情局隶属于国防部，以此来提高军情局的独立性，毕竟在王元庆执政期间，国防部基本上没有什么实权。随着裴承毅在2042年出任国防部长，并且在2045年的时候夺回了预算大权，在2047年夺回了人事大权，刘晓宾领导的军情局也分两个阶段，逐步回归到国防部治下。
2047年下半年，裴承毅授权刘晓宾整合国防部、公安部、国安部等各个与安全工作有关的部委下的情报资源。虽然为了避免军情局专权，颜靖宇没有在安全以外的情报机构上做出让步，并且让阎尚隆与帅永康分别对外交情报资源与经济情报资源进行整合，最终由军情局、外情局（外交资源情报局）与经情局（经济与商业事务情报局）形成了三足鼎立，各有所专、各司其职的情报系统。
但是军情局的地位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大大提高。因为在这套情报系统中，军情局是唯一负责国家战略安全与军事安全的情报部门，在三大情报机构中排名第一。
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
在第一届任期中，刘晓宾的表现远不如李存勋，别的不说，仅在用人方面，刘晓宾就比李存勋差了许多。在军情局某些“三朝元老”、比如曹雪华等人眼里，李存勋是军情局历史上最“开明”的局长，就连王元庆都认为，李存勋是一个非常懂得用人，而且知道该怎么用好人的领导人。当局长的前5年，刘晓宾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事无巨细，什么问题都要管上一管，很少给手下表现发挥的机会。直到2047年，大概是精力确实不够，加上年龄越来越大的缘故，刘晓宾才逐渐放手，只扮演决策者的角色，把需要出力的事情交给手下的人去做。可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至少在很多人看来，2047年之后，刘晓宾的身上有了一些李存勋的模样。当然，比起李存勋，刘晓宾还是没有那么洒脱，只要涉及到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他都会不辞辛苦的亲自负责。要不然，在这个紧要关头，他也不会把向元首汇报情况的任务丢给裴承毅，自己去了巴格达。
换个角度看，也能发现刘晓宾与裴承毅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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