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中华-第3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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飧龉遥徒凹溆兴鹩谖颐堑睦妗薄�1881年10月，赫德在给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的信中提到，李鸿章可能任命美国海军提督薛斐尔担任北洋海军的总司令，法国人则在推荐戈威因和努瓦康担任这一最高职，而英国领事馆和公使馆则阻挠他控制中国海军的活动。1882年春，金登干密函英国外交部官员庞斯福德和海军上将凯古柏，要求英政府支持向中国派遣海军顾问的请求。外交部请海军部同意这个要求，海军大臣答复说：“中国如有强大海军，对我们是否有利，尚有疑问。”经过争论，海军部给了琅威理三年假期。赫德对英国政府的拖拉作风很不满意。他抱怨说：为使英国控制中国海军，他已奋斗了25年。假若他是法国人或德国人，早就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中法战争后，赫德更露骨地对金登干说：“法国、德国和美国都想抓到海军领导权，但我保持海军掌握在英国人手中。海军衙门的成立是向前迈出一大步，中国需要琅威理：那么好的开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务必促他来华！”他不厌其烦地强调：“现在领导权是在我们手中，但是为了我们两国的利益，特别是为了我国的利益，我们应当继续将它掌握在我们手中。”
在赫德和金登干的活动下，英国政府对琅威理来华就聘开了绿灯。海军部1885年10月要求琅威理立即动身前往中国，琅威理对通知的“命令”口气感到不快，因为他妻子即将分娩。现在尚无证据证明琅威理本人直接参与了英国政府企图控制中国海军的计划。琅威理更像是一个固执地注重个人名誉和待遇，同时对于工作也极端负责的职业军人。但以上引文，集中表述了英国政府以及赫德等人企图通过琅威理，对中国海防军以及对中国政府产生更大影响的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撤旗事件的处理表明了中国官方的正确立场，在主权问题上决不退让。李鸿章努力保持舰队不受外籍雇员的控制，在必要时不惜采取断然措施，以回答要挟。这一事件也充分表明，外籍雇员同清政府仅仅是雇佣关系，他们没有获得更多权利。
琅威理离去的后果
但是问题并不仅仅在此。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在向近代化转化的艰难征途上，如何一面进行反控制的斗争，一面又努力汲取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始终是一个更为重要又长期没有很好解决的课题。刘步蟾与琅威理的矛盾，除了指挥权之争外，从某种程度上也曲折反映了北洋海军内部对于严格管理的厌烦情绪。
事实上，早在1877年第一批进口炮艇来华后，北洋水师官兵已与外国雇员发生过类似冲突。李鸿章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聘请的外国军官不愿前来，“问其何以不愿，据云仅令教练而不假以节制擢陟之权，弁兵必不听令，断难进益。即以‘龙’、‘虎’两船原募各教习，皆以求退，因兵官以下，毫不虚心受教，炮船机器久恐废坏云云”。琅威理个性强脾气躁，他的管理风格使得一些中国军官难以接受。刘步蟾、林泰曾等在英国多年，深悉交际和交涉的重要，看琅威理不过是客卿，并不是上级领导。所有闽籍管驾，皆拥护刘、林，是以琅威理上书李鸿章，提出“兵船管驾，不应专用闽人”，由此引发撤旗事件。事实上，确实有理由作此怀疑。自从《北洋海军章程》颁布后，琅威理岂会不知道舰队只有一个提督，而他自己不过是一个荣誉衔的顾问？如果在1890年2月24日丁汝昌离港到3月5日间，“定远”上依然飘扬着提督旗的话，6日刘步蟾的撤旗举动显然就是故意寻衅发难了。
尤为糟糕的是，琅威理走后，北洋海军的训练和军纪日益松懈，操练尽弛。军官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当北洋封冻，海军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更显得撤旗事件像是一场悲剧的开端。赫德后来幸灾乐祸地对金登干说：“琅威理走后，中国人自己把海军搞得一团糟。琅威理在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没有能好好利用他。”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史上的一个惨痛教训。
作为对比，日本海军也是英国人一手训练起来的。皇家海军的英格斯上校为日本海军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英格斯本人回忆说，他在日本服役时，日本政府曾封赠他以贵族，使他能有足够的权力和地位，以与日本的高级将领接触。日本海军从英国人的教育中得到极大的好处。当他们认为有理由独立行走时，欧洲军官便体面地告退。而日本人“坚持走着他们在英国的指导下踏上的道路，他们不仅使舰队保持着英格斯离开时的面貌，而且更趋完善了。”
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开始为北洋海军重新寻找一位外籍顾问。人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琅威理。琅威理此时在英国得封港担任后备舰队指挥官兼“毁灭”号军舰舰长，统率着皇家海军后备队的38艘军舰。他对于邀请他重返中国大摆架子，公开的理由是英国宣布中立，他不能以现役军人身份前往中国，又不愿辞去现任的海军职务。只有在战后当英国政府许可时才可能前往。但私下却提出了中国政府难以接受的苛刻条件，如必须由皇帝以玺书形式颁给他海军最高职衔等等。他始终不忘撤旗事件之辱。
于是赫德指示金登干另外寻找一个海军顾问。金登干推荐前日本海军顾问，现任英国皇家海军炮厂监督的英格斯。有意思的是，他竟是金登干的表兄。
还在金登干往返于伦敦和得封港之间，为琅威理重返中国进行斡旋交涉的时候，李鸿章已经迫不及待了。11月15日，他任命美国人马格禄为帮办北洋海军提督。通过丁汝昌传谕各管驾以下员弁，谨受指挥。马格禄是天津的一艘拖船“金龙”号的船主，并无海军背景。北洋海军的一位洋员评价他说：“彼已过中年，且以沉湎于酒著名。此老迈之耍手殆视此役为莫大之机会而跃赴之无疑，然以斯人当斯任，实为至残酷、至愚蠢之事；对于丁提督，此事尤为残酷。”自他上任后，并未为海军做出什么积极贡献。聘他任职，实是多此一举。
这又要分析中国人的心理了：李鸿章为什么要给北洋海军找一个并不精通海军的洋顾问呢？是让他来管理，还是仅仅自我安慰一下？
摘自《龙旗飘扬的舰队》
一些资料 甲午前后的英国远东政策
更新时间：2008…10…11 14：14：00 本章字数：3996
中日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但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棗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大大加深，而且对当时世界国际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由于《马关条约》的内容棗尤其是割让辽东半岛棗严重威胁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引起了以俄国为首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从而使日本和俄国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英国改变了它的远东政策，由支持清政府转而开始支持日本以维护其在远东的特殊利益，使英日之间的关系由对立向联合的方向发展。本文试就英国远东政策的转变进行探讨。
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攫取到在华巨大的政治优势和丰厚的经济利益，成为“唯一在远东拥有较大利益的欧洲强国”。然而，自19世纪下半期起，在远东，英国受到来自欧美列强的政治渗透和商业竞争。这引起英国的不安。1872年2月5日，英国《伦敦中国电讯报》发表社论说：“只要把事实摆在议会和公众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很快不再听见那种说英国人对于远东利益冷淡的反复叫喊了”。对此，英国在远东的基本政策是“维护现状”，既维护英国在远东的优势地位，竭力防止出现危及英国既得利益的新的竞争者。在这一政策中，英国支持清政府，把清政府作为执行这一政策的一个有份量的筹码。
英国“既得利益的新的竞争者”之一是俄国。英俄两国是世仇，它们在欧洲、亚洲都存在着利益冲突。英国对俄国的政策，是利用几个老弱的封建帝国来对付俄国，在西边，几十年来英国一直努力把老弱、瓦解的土耳其变成一座坚固的堡垒；在中间的一段，用印度来对付；在大陆的另一端，“我们有另一个病夫”棗中国，英国用了更大的力量来支持中国，“如果中国垮了台，通向印度的道路将在另一边失去了掩护，且不说我们在商业上所蒙受的损失。如果我们对俄国怀有敌意确是颠扑不破的规律，那么，中国似乎就是上帝向英国人所指出的伙伴，这个同盟将把半数的人类联合起来”。由此可见，中国是英国对付俄国的一张“王牌”。
此时，俄国将其扩张锋芒指向了辽东。在侵占中国的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后，它虎视中国东北地区，垂涎朝鲜半岛，由此引发了英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形成了1885年的英俄危机。
这场危机的焦点是巨文岛问题。巨文岛是朝鲜的一对小岛，它象两条手臂一样环抱着一片可以停泊船只的场所，久已引起英国海军界的瞩目，英国海军部对巨文岛估价很高。“假如我们不拿下这个港口，‘别人’就会把它拿下。占领巨文岛是一个进攻性的，而不是一个防守性的战略的构成部分，”“巨文岛将成为我们进攻俄国在远东领土的基地。”1885年5月，英国军舰占领了巨文岛。5月6日，俄国驻北京公使扬言，如果中国默许英国的行动，俄国就要占领朝鲜的另一处地方。
在这场角逐和对抗中，英国推出了承认中国对朝鲜宗主国地位，以此拉拢中国，进而维持现状的策略。这一举措既满足了清政府力图维护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的愿望，又实现了英国的意图，为扼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加固了一道“安全阀”。
在远东，英国的另一重要竞争者，是刚刚崛起的日本。英国作为近代最大的殖民霸主，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市场被瓜分完毕之时，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必须维持现存的国际格局。在远东，就是要继续保持一个软弱的清政府的统治，而且维护清廷在朝鲜事务中的传统的主导地位。恰恰相反，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当它刚走到瓜分世界的餐桌旁时，世界市场就已经基本上被瓜分完毕了。要想满足其扩张野心，就必须挑起事端，重新瓜分世界。因此，在东亚国际舞台上，英日两国的分歧和对抗是不言而喻的。
进入90年代后，远东局势日趋险恶。除俄国仍旧虎视眈眈外，日本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朝鲜问题再度引起各方关注。这无疑对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和利益产生了威胁性影响。所以，英国急于尽力避免冲突（特别是战争）的爆发。在甲午战争前为防止中日就朝鲜问题发生战争所进行的8次调解中，英国起了突出作用。英国告诫日本：“英国对于任何侵犯它自己在中国的利益或朝鲜的完整或独立的行动，十分肯定是不能容忍的”；英国欢迎在朝鲜实行改革，但是它“不能对朝鲜的涉外规章的任何重大变化置诸不问，也不同意把朝鲜国王的任何领土让与日本”。
可见，甲午战争前，英国传统的远东政策，是支持清政府，以平息事端达到维护现状的目的，并且，英国国内许多人也相信，当时的中国实力正在上升。正如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所说：中日战争“如果战争能拖长下来，中国的资源、人力和它经得起磨难的本领，必能胜过日本的勇猛和它的训练、组织能力”。
二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战争的发展大大出乎国际社会的预料，貌似强大的清军连连失败。此事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此时，英国对远东局势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它在华享有特殊利益，因此，它不愿看到战争对英既得利益造成损害，特别害怕俄国混水摸鱼；但另一方面，由于英俄矛盾以及清政府的腐败，英国又想借日本之躯来阻挡俄国的南进。这种矛盾的态度，使英国举棋不定，因而，它转而采取了“恪守善意中立”的立场，将防止战争破坏其在华势力范围和经济利益作为宗旨。7月21日，英国外交大臣金伯理电令驻日使节巴柴特转告日本政府：“……发生战争，日本应对其后果负责。”22日，日本反驳道：“……由日本政府独负责，日本政府敢信为不当。”23日，巴柴特又奉令会晤日本外相陆奥，提出：“今后中日两国若发生战争，中国的上海，为英利益中心，希望取得日本政府不在该地区及其附近作战的保证”。陆奥当即作出保证。平壤和黄海两战役后，英国对日大为刮目相看，《蓓尔梅尔公报》撰文：“只要日本有节制地利用它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