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北大-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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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他理解的鲁迅，有他理解的魏晋文人，有他的老师朱自清。因而，在经历过许多挫折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成熟和尊严，这是他在八十年代留给我们的形象。而我们呢？究竟有些什么？心灵中有哪些东西是稳固的、难以动摇的呢？
对于已走过一百一十年的路的北大，我们个人可能难以讲清楚其间的辉煌与衰败，光荣与耻辱，我们可以说的，是个人亲身感受到的“传统”。在我看来，北大最值得珍惜的“传统”，是在一代一代师生中保存的那样一种素质：用以调节、过滤来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种纷扰变幻的时势中，确立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学术道路的毅力。这种素质的建立和传递，可以肯定地说，不仅来自于成功和光荣，也来自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学术道路给我们所留下的深刻的印记那样。
洪子诚，1939年生于广东揭阳，195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文学史》、《1956：百花时代》、《问题与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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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福辉：融入我的大学（1）
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大生活片断
1978年金秋十月的一天，我在北京站坐上了北京大学派来接新生的车子。驶进长安街的瞬间，我的心少有的蒸腾飞翔起来。记得当时我暗暗立下个心愿：一定要对得起这三年，拼命学好这三年。可是住进了学校29楼，和同届的研究生一接触，我就傻眼了。因为他们的决心能把我衬托得无地自容，有的人的口号竟是：三年不看电视电影！对知识的这种饥渴般的感觉现在想来似乎仍贴在身上，难以忘怀。
这实际不是北京大学的特点，而是1977年、1978年中国所有学校的特点。因为已经十几年全国人民不读书或说只读《毛选》一本书了。王府井新华书店只要传出明早有一本十九世纪的文学名作再版，就会天不亮在门口排起了长龙。这又是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主要不论“政治身份”的学生进了校，77届、78届本科生（当时就知道有陈建功、黄蓓佳、黄子平等），加上78届的研究生，好多年的人才累积，聚于一堂。我后来问过我的同学，多半都是按所谓的家庭出身过去不可能“读研”的人。所以大家有一种解放感，有一种压抑已久的学习冲动存在。我现在还能找到的一张自拟的作息时间表，是早晨5时半起床，去未名湖跑步、读外语；上午7时半和下午2时半和晚上6时半是一日三次进图书馆；晚间12时睡觉。三年中几乎每天如此，周而复始，围绕着一塔（塌）湖（糊）图（涂）。
可是北京大学毕竟有它的特殊之处。 对北大之所以是北大的独特感知，是从入学考试便开始的。当年宣布招考研究生，本来就是个“突发事件”。我决定报考王瑶先生、严家炎老师的研究生，是在这年3月30日见到报上放宽考研年龄到40周岁的新闻之后，4月4日即报名，5月3日获准考证，5月15日、16日、17日三天便到区教育局考场参加考试。哪里有什么复习？相信大家在这个“时间”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而中国现代文学方向需加考古代文学一张卷，要整整比别的学校多准备一门学科，这在全国仅此一家。在考场抽出古代考题时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单是甲题两道，乙题五道，丙题十道，你就能体会到它所包含的广阔程度。到考现代文学那天，看题的刹那间我竟有十几分钟呆在那里没有动笔！时隔三十年，今天回头来看北大的题目，仍然是惊心动魄。比如第一题问：鲁迅对自己的《呐喊》、《彷徨》有不同特色曾说过一些话（题里并不告说了什么话），请按此举出作品实例，谈谈这两个集子在思想上、艺术上有何不同？看似不难，实际不要说必须在鲁迅的话上不卡壳，即便不能将鲁迅小说准确地放入到这两个集子的序列中去，一旦错乱，张冠李戴也就完了。所以我当时在草纸上是先仔细地小心翼翼地一篇一篇还原篇目，再答题的。还有一题也是引用鲁迅的话，总算告诉你了，说鲁迅说过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问同意不同意，然后结合文学史的具体情况，讲出五四散文成就或高于五四小说、戏剧、诗歌，或低于五四小说、戏剧、诗歌的理由来（按照我的理解，还要把握住鲁迅用词这“几乎”两字的分寸）。天哪，这哪里是四道题里的一题，差不多就是要掌握五四断代文学史的基本脉络呀。后来参加在北大图书馆举行的复试，笔试题型和这一般无二，只是风格更深入、更阔大。如第一题是：在二三十年代，曾发生过关于五四文学革命性质的一些流行见解，试从新文学的实际出发，论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指导意义。这是要看你对文学史性质的学术问题有无自己的看法。“流行见解”是什么又没说，是检验你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熟不熟，资料熟不熟。如果前面鲁迅谈《呐喊》、《彷徨》的话大家还有目睹耳闻的话，这个要是不知道可就真不知道了。最后你必得熟读《新民主主义论》，能把新文学的实际和毛泽东的理论对上号。当时的“解放思想”还没有达到后来的水平，此题像五四散文那样作反题自然不行，但那些“流行见解”实际上是胡适、瞿秋白、胡风的，与毛泽东不同，等于在启发你思考历史的本来面目并非起初就是大一统的。至于十个概念小题，竟然是从尼采到显克微支十位外国作家，要分别说明这些作家的国籍、至少一种作品、介绍到中国的大致时期和对哪些中国作家或文学社团产生影响。占一分顶多占两分的小题，却要回答出现代文学接受世界文学影响的如此丰富的内容来。北大的博大精深，可见一斑。难怪后来我们六名被录取的同学到校，互相一碰分数，报纸上披露的全国文科研究生“状元”的钱理群，专业成绩才七十多分。我才六十分。参与判这600多名考生卷子的老师告诉我们，第一天判不出一张五十分以上的卷子，等到判出第一张时，全场轰动，竞相传阅。这张卷纸的答者就是现在的沈从文专家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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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福辉：融入我的大学（2）
等到进了学校，对于北大在学问上的大气便更有了领悟了。我记得第一次与导师见面，王瑶先生指导订学习计划，便告诫要注意读原来的报刊杂志，一可了解作家作品出现的环境、气氛，二可了解原始初刊的版本情况（后来版本有的经过改动），进入作家当初写作的实地实境。要造成“专业敏感”。读书时要思路开阔，觉得脑子里有许多题目，觉得时间不够用，就有希望了。如果总是需别人出题目，那就糟了。这次谈话给我闻所未闻的印象。我们的学习主要是坐图书馆，至于听校内外的讲课、讲演倒还在其次。严家炎老师开出的书单，包括作品单行本、报刊、理论，足有几百部以上，洋洋大观。却并不硬性要求一本本读完。辅之于师生共同参加的“专题讲座与讨论”，倒是经常的。办法是一人准备，讲述，然后师生自由讨论，训练研究问题的方法。还要准备第一年结束时的学科考核，有笔试有口试，请外面专家给你作鉴定。这个比第三年的论文答辩还难。这些做法远不能概括全部，但回想起十多年后学术界逐渐流行起来的说法、做法，北大确乎是先行的。王瑶先生以严格著称，批评起学生来字字声声都砸在你心上，不留含糊。但私下里谈起感兴趣的话题，他会突然用浓重的山西口音丝丝地迸出连珠妙语，真比他的论文生动十倍。而且一句话没等你反应过来，他自己先笑起来。这笑还极富传染性。我还能记得先生的谈吐，比如谈专业的“敏感性”，说像打毛衣，不会织的着眼于好看不好看，会织的可就能看出上七针、下八针的织法来。谈到资料要积累，学术动态也要积累，打的比喻是好比后台不丰富（不妨杂乱点），前台演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还劝我们不要妄自菲薄，说做的学问虽然是历史，不要以为后人、局外人就无从研究。历史往往是没有参加过这段历史的人研究的。因为当事者的经验、感情都太丰富，弄不好反而糊涂，等等，等等。这个学校就是这样迅速地将你推向学术前沿，并从中提高你的求知信心。一个人，大学时期真正学得的知识是有限的，而学习的自信心却终身受用。听着先生的这些话，你身上的一股学术之气和做人之气就陡然升起来了。
什么是北大学风？我觉得系里的一大批老先生，我们的教师，他们的道德文章，就是具体的北大品格所在。不然，这个未名湖校园本来是燕京大学的所在地，凭什么会得沙滩红楼的人气、文气呢？1978年入校的我们有福了。虽然我们已经不能如四五十年代的学长一样，有幸聆听到那么多前辈的声音，但这批“国宝”一部分还健在，我们是最后一批听到他们教诲的学生了。我们进校时，沉钟社的剧作家、五四火烧赵家楼的先锋杨晦先生还是中文系主任，等毕业时系主任才是王瑶先生的同学季镇淮先生。毕业照相，还有杨晦、王力、朱德熙、周祖谟、林庚各位先生前来正襟危坐。吴组缃先生那天去社科院讲课，结果没有和我们留下合影，是学生的终生憾事。吴先生在系里声望高，他既是我们心仪的三十年代小说家，又是著名学者、研究《红楼梦》、《儒林外史》的专家。他也以严格闻名。系里流传他和王瑶先生讨论学位论文的字数，吴先生说只需写一万字，写多了谁看？他的名言之一是：说吴组缃是人，这没有新东西，虽然正确；说吴组缃是司机，可能是错的，但能引起讨论，最后才得出吴组缃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的结论。可叹我们许多论文都是先生批评的“吴组缃是人”模式的。我至今后悔，当年乐黛云先生加入辅导我们的教师队伍之后，她曾经问我们谁愿意研究吴先生小说。可我怕挨他，不敢报名。直到一次听他讲小说史，阶梯教室里满坑满谷，盛况空前，系里资深职员深恐校内学生抢不着座位，出来要求限制旁听，吴先生毫不客气地加以阻止道：“在北大，从来没有拒绝旁听生的历史，我们今天也不能！这是北大的校风，北大的传统！”我后来在散文《一株遒劲独立的老树》中回忆了当年的情景，说：我心里一热，顿时觉得吴先生的“铁面”在眼前融化了。以至这些年下来，先生讲的小说史课已经淡忘，惟独这几句话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越加鲜明。我自认是那天，才走入北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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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福辉：融入我的大学（3）
其他引领我们认识北大的老先生，还有如林庚。林先生讲课最有风采，观点深刻，吟诵动情，连板书的书法都堪称达到化境。林先生的住所就在我们29楼之北，每日去图书馆穿行燕南园，林宅是必经之地。有时我们路过，忽听得一声高亢、苍凉之音破窗而出，我们凝神伫立，不敢有任何侵扰，同学间互相递着眼色：这是先生在唱歌哩。非中文系而引人注目的老教授是朱光潜。朱先生天天在燕南园附近路上跑步。他人瘦且小，跑动时一条腿拖在后面，颇费力。这样一个跑步的老人我们早就见到，却不以为意，他太普通太朴素了。直到乐黛云先生指点我们，才知道就是《西方美学史》的作者、哲学系的朱先生。我还有更意想不到的遭遇。因校内淋浴太过拥挤，一个喷头下面恨不得有五六个头在等待，我有时就跑到海淀镇的澡堂去。这样，一次我就以最童贞的方式遇见了朱先生。先生其时已是耄耋之年，并没有家人陪同，他就这样毫无声息地来到公共浴池。他自然不认识我。我就这样无声息地享受着与先生共泡一池春水的幸福。后来我听说他的海外学生因朱先生八十高龄还挤公交车去参加政协会而愤愤不平。每次我都想，他们还没有见过先生在滑滑的浴池里是如何清洁自己的呢。抛开应不应该如此不论，我由此悟到金子是不必像玻璃那样发光的道理。我亲眼看到了越是大学者越是朴素无华的一道风景。
我的进入北大，纯是“高攀”。同学都具名校本科学历，两个北大，两个人大（有一个是北大新闻系进，人大新闻系出的），一个华东师大，只有我压根没有读过正规大学。那年中文系收了两个特殊生，古代文学有个工学院毕业的，现代文学就是我。年龄我又较长。宿舍202室四个人，两个1939年生属兔，两个1945 年生属鸡，大家自我解嘲说是“鸡兔同笼”。后来有人将这一届中文系的三十多名研究生按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