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北大-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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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累计下来，他每个学期都能多争取到一次课的时间。另外就是他对学生论文的批改。我们只交过一次三千字的读书报告。事隔一个月以后，作业发下来，我们惊奇地发现每个人的文章后面都有一串长长的评语，多则两三百字，少的也有七八十字，文章中还有红笔的勾画和随文点评，想来是看得十分细致。最难得的一点就是，不管分数高低，张先生评语的大部分篇幅是在称赞这篇文章的好处，缺点也很鲜明地指出但并不占太大分量，这是一种以鼓励为主而非以教训为先的方式——张先生不仅负责，也是很懂得为人师之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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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舒：先生（8）
张先生是个趣人。他最有名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好玩”。他课堂容量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据他自己说就是：“这个东西讲起来太长，不讲呢，又太可惜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好玩……”有时候说起一段好玩的故事或者念一段好玩的文章，我们下面还没反应过来呢，他自己先大笑起来，因为他觉得“好玩”。但这种心态并不妨害他的学术研究，反倒增添了不少乐趣。他总穿着一袭布衫来给我们上课，有人戏称之为“长衫”，张先生很快做出澄清，说我穿的不是“长衫”，为什么呢，鲁迅先生的《孔乙己》里面说了，“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点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而他自己是“没有这样阔绰”的“短衣帮”，最后特别声明，阶级一定要划分明确。这一番解释把大家都逗乐了。但这身衣服确实给张先生添加了不少古雅的气息，包括那几次唱词表演，实在让我们觉得张先生就是一地地道道的“宋人”。有时候我会去试着想象张先生“细雨骑驴入剑门”或是“晴窗细乳戏分茶”的情景，一定也是特别“好玩”的。
　　但张先生也并非一个把自己封闭在书斋里的学者，甚至觉得他与现代生活方式是有些格格不入的，有时候也会“愤”，但也“愤”得十分可爱。他会在课堂上批评现在的辩论赛是搞“人格分裂”，批评有些老师在研究生面试的时候跑出去接电话，批评有些茶楼酒店附庸风雅乱用繁体字把“余秋雨”写成“馀秋雨”……如此等等。有人说他身上有不少文人的“臭毛病”，比如听说他这个学期给03级本科生开课，其中一次课用的是一个多媒体教室，他拿着话筒在台上讲了一个多钟头，一边讲一边埋怨这个话筒有多么多么不好，多么多么不方便，结果快到下课了才发现那个话筒根本没打开。每周的另一次课本来安排在一个很大的报告厅上，但才上了一次他就不干了，说这么大的屋子根本就不是上课的地方，硬是给换了个小教室。这次课本来是只有单周上，换了之后就变成双周了，这样一来他又多争取了一次课的时间，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笑着跟03级的同学说，你们又让张先生“阴谋得逞”了。
　　据说张先生是极少发表论文更不愿意写书的。确实，我在书店里只见过他选编的一本《宋诗选》，再无其他。和很多整天靠着论文数评职称、靠着出畅销书和四处讲课赚外快的所谓“学者”来说，张先生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学者，一个不求名利、一心一意做学术的学者。可以说，他已经把学术和自己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了。有人半开玩笑地跟我说，三十年后，你大概就和现在的张先生一个样儿。我摇摇头说，张先生的境界是我这辈子都无法企及的。
　　陈恒舒，1984年5月24日生于湖北十堰，2002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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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一个迷局（1）
对北大，我一直感觉可说不可写。人生百年，八十多万个小时的光阴，究竟有多少已经和将要消耗在对它的谈论上？四个月前我们中文83级毕业二十年聚会，一天一夜都在谈论它，那样的谈论，无论具体或抽象，兴奋或感伤，都可以夸张地称作盛宴，的确是享受，但要把它们写下来，却甚无趣，没有多少可读性。这些谈论，和我们更多时候在另一些场合被偶然触发的对北大的回忆、今非昔比的感慨是一样的，都是貌似个人经验的大众经验，装在相似的道德容器和情感容器中，略无孤立性可言。可以推想一条巷子、一个家族、一座城市，乃至一个祖国，在两个以上相关者之间引发的回忆和喟叹概莫如是。所以我想，要写，就写点突兀的吧。
　　1987年6月底或7月初的一天上午，我送走了32楼416同屋中的最后一位。阳光强烈，校园依旧，我是否马上回到宿舍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当时一个极其猛烈的念头是：只剩我一个人了，我要在32楼416待到被赶走。我还有比较多的米票、面票、粮票、菜票，不够还可以去换，换多用不了还可以去退，我也还有足够多的钱去海淀镇上的良友书店租武侠看。最让我一想起就兴奋的是，我从此彻底自由了，就我一个人了，晚上可以通宵不关灯了，可以想唱就唱，想不起床就不起床了。虽然北大四年一直很自由，至少比别的学校的学生要自由不知多少倍，但再多的自由上面总还顶着一棵更自由的草，现在我可以把这棵草拔下来了。第二天早上，或者中午醒来，我一下傻了，那种突然由熟悉转为陌生的感觉，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和描述，我只能说接近凄凉，惶恐，怀疑，惊悚，“怎么回事？人呢？”……现在能比较清楚地记起来的有两点：一，不真实的感觉。好像不是刚过去一天一夜，而是被人蒙了眼睛，下了迷药，施了魔法，变了戏法，反正是时间被抽走了多少完全不知道，不知所措，但这感觉消失的速度非常快，快到来不及在记忆里扎根，快到我现在写下这种感觉时心里很虚，像是在传播别人的谎言时又加进了自己的谎言，对这些描述的真实性一点把握也没有，却还要别人去相信，可谓“不真实的不真实”。二，微笑。迅速之后，必定是一个停顿。其实我回忆中记得最清楚的还是这个停顿的微笑，它出现在我脸上就像演戏一样。这是对那种无法再现的感觉的本能反抗，非常有力量，比童年时独自卧病在床因恐惧而攥在手里的《毛主席语录》还要有力量。我一个人在北大的最后十几天黑户口生涯就从这个微笑开始了，它担当的是救世主的角色：我刚抓住头顶那棵更自由的草，还来不及拔出来，还来不及使上劲，整个身子就突然陷入了泥淖，而它一伸手就将我从泥淖中拔了出来。此后二十年，它成了我最称手的家伙，无往而不利。
　　无论如何，这北大四年旧生活的尾声，这短暂的新生活，“一个人的32楼416”，应该是值得好好写一写的。
　　然而，我写不了。这十几天是怎么过的，干过什么、没干过什么，我完全记不起来了，仿佛“微笑的救世主”拉了我一把之后，顺手带走了记忆。果真是这样，我应该感谢他。二十年来，我不时会做一个经典的梦：好不容易等到下课，想着要吃某道菜，拼命赶去学三，但排到我时发现自己没带饭盆，急忙赶回去拿饭盆，却找不到我住的宿舍了，几经打听，被告知我找错了地方，我的宿舍在另一个楼里，赶去那楼，找到印象中的自己的宿舍，发现已经没空铺位了，而住着的，是一堆早已毕业又赖着不走的人，我在幽暗的楼道里找来找去，总算在一间宿舍找到一个空铺位，刚刚放下行李，有一个人过来问我，嗳，你也来了啊，你是哪年毕业的？我开始拼命回忆，一会儿觉得自己好像是1886年毕业的，一会儿又恍然大悟，我哪里毕业了啊，是1978年想毕业，但后来又改主意读研究生，因为突然的社会变故，耽误了几年，那么，我应该到1976年才毕业，而现在才1992年啊，我正这样想，忽然听见隔壁一个熟悉的声音，是徐永那带点羞涩的骄傲的声调，我一下兴奋起来，站起来就往外冲，差点和一人撞个满怀，这人摆着手，带着大男孩的招牌坏笑说，干吗这么急急忙忙，我们这不都来了么，我一看，是东子……这个梦，和我大部分梦不同的一点，是我在梦里完全没有警惕过这是不是只是一个梦，而我一般在梦里，无论噩梦还是美梦，都会想，这是不是一个梦？或者对自己说，这是梦。非常肯定。我相信这个让我永远待在北大的梦，是“微笑的救世主”带走记忆所造就的，是他深刻理解了往事的意义，把缅怀的半成品拿走，做成成品再还给了我。这个无比虚假而又极具真实迷惑性的梦让我恒久地享有北大生活，并使我知晓，往事是用来缅怀的，真实的记忆并不比虚假的梦更有意义，因为在记忆的努力中，作为历史真相的往事的细节早已无法重现了。这个梦每次做都会略有不同，但其中包含的焦急、庆幸、疑惑、惊喜、感伤、得意等情绪却始终如一。奇怪的是，不管这梦如何变化，其中的场景总不是真实的北大，熟悉的学三食堂、32楼、三角地、未名湖都从未在这个“北大之梦”中出现过——北大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不和这个“北大之梦”发生联系！二十年来，我在一个无中生有的陌生之地反复地做着“北大之梦”，以至这个因为反复出现而变得异常熟悉的地方仿佛变成了另一个北大，这的确太小说，也太心理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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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一个迷局（2）
这个梦，我从未对人说过，而我那十几天“一个人的32楼416”却曾讲给很多人听，那是因为我自以为记得清那段日子的生活。正是因为讲得多了，我开始怀疑我讲述的真实性。我独自一遍又一遍回忆，发现每次回忆的细节都有出入，很多我所得意的细节在时间和地点上有冲突：我怎么可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干不同的几件事？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我对那一段生活知之甚少，至少比我的讲述要少得多。再后来，我发现除了第一天的兴奋和激越，第二天醒来时的惊愕、茫然和微笑之外，几乎再没什么是我能够确定的了。我甚至不能肯定，我最后一位同屋走的时候，我去送过他——当我写下“我送走了32楼416同屋中的最后一位”时，我忽然觉得我好象是想去送他又怕伤感，而并没去送他，我是在宿舍还有人的时候主动独自离开了宿舍，等我回来时宿舍才真正剩了我一个人，而当我这么觉得的时候，头脑中却偏偏出现了送走最后一位同屋回北大时一路上的阳光。显然，那短暂的十几天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迷局，一段只堪缅怀、不可讲述的往事。这个迷局有一个惊人的秘密，那就是：
　　从1984年到1996年我每天都记日记！
　　我敢保证这个事实和天空的行云、大地的流水一样真实。
　　我同样敢保证，二十年来我从未翻阅过那十几天的日记。
　　但是，我不敢保证我永远不去翻阅那一段日记——那是一个多么大的诱惑！
　　然而，不翻阅，是一个更大的诱惑。
　　2008，1，5
　　清平，本名王清平，1962年3月出生于苏州市。北大中文系1983级文学专业。1987年至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至今。著有诗集《一类人》。
　　

侯桂新：底气（1）
一
　　十八岁，出门远行。
　　1995年金秋的一天，我背负行李，一边是铺盖，一边是皮箱，一半是兴奋，一半是忐忑，“心里颇不宁静”，仿佛朝圣一般，去追寻自己的梦。
　　从一个偏僻的山村，鲤鱼跳龙门，一下子来到京城。这一跳的幅度太大了，其间的落差，需要不少时日才能消化。从仰望到融入，其间有一条漫漫长路。
　　走出北京站，熙熙攘攘。嘈杂的广场上，到处散落着人群，无数小商贩在其中不住穿行。那时的北京，喧嚣浮躁而充满生机，貌似无序中，要比现在多几分乡土气息。
　　从火车站到学校的路程是漫长的。103路电车在市中心左弯右拐，到了终点站动物园后，再换乘332路公共汽车，在狭窄的望不到头的白颐路上颠簸。路的两边是整齐粗壮的大杨树，骑车的行人遇见大车，几乎没有容身的空间，只能往树底下闪避。1995年的中关村还是偏僻的郊区，除了刚刚兴起的电子一条街，似乎和市场经济、现代商务等沾不上边。随着离学校越来越近，我脑海中一些不着边际的想像受到了冲击。原本以为北大会处在北京的中心，不管是地理、政治还是学术文化方面；现在看路旁的景观，甚至有马车在缓缓行走，真疑心是到了另一个乡下。
　　直到下车，找到了南门，抬头望见毛泽东题写的校名，一切想像才慢慢找到了附着的载体。校门并不高大雄伟，向里边看去，水泥道路两边的建筑也都灰灰的，古色古香中显出几分简朴。迎面走来的学生，衣着大多并不鲜艳，却都带着怡然自得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