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忧郁-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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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我问道。
格林他们几个王八蛋总怀疑我的老婆红杏出墙，所以才这么写，洪荒说。
我想说，要不是你自己告诉他们，他们的怀疑又是从何而来？但是终于没说。
至于那个乡村教师，是我体验生活时结识的，她追我，我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在他说这些闲言碎语的时候，我不时的看表，估算着翩翩即将到达的时间。
可能是说累了吧，洪荒总算要走了，偏巧在门口与翩翩撞了个满怀，我只好简单地给他们作个介绍。也许是因为翩翩穿了连衣裙的缘故，她显得更加的亭亭玉立，皮肤也白得透明，洪荒显然被她所吸引，刚刚迈出门的腿又褪了回来，我硬是把他推出去了，然后，砰地关上了门。
当病房只剩下我们两个的时候，我们反倒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面面相觑了好一阵子。我们那样做是不是太草率了？翩翩羞答答地垂着眼皮说。
我喃喃低语道：是，是草率了些。
但是一秒钟之后，我们就吻了起来。
刚才还腼腆得要命的她，竟一下子变得热情奔放起来……后来，许多的细节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我们仿佛像是分别了一百年似的，如饥似渴，我们相互的激｜情电流一般地通过皮肤传来传去，结果演变成一场接力，当我停止的时候，她要继续；当她慢跑的时候，我又加速。见证过无数的生离死别的病床，这时候成了战场，肉搏战中我们都把对方整得伤痕累累，她甚至在我的肩膀上咬了一个月牙，怕是十天半个月也下不去了。等我们平静下来了，我把脸枕在她松软的｜乳壕里，我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那是一种酷似新鲜荞麦的香味。
我们拥抱着躺了许久，好像两只泄了气的皮球，连一点弹性都没有了。你太滑头了，我说。
她撅着嘴巴问道：我怎么滑头了？我捏了捏她胸前的小蓓蕾说：你不是说你喜欢Zuo爱时做驭手吗？
她说，我现在更喜欢在下面看着你策马扬鞭，你知道吗，那时侯，你特像一个蓝色的轻骑兵，她的声音轻柔得像水蛭，一直钻进你的内心深处去。
为什么我是蓝色轻骑兵，而不是别的颜色呢？我问她。她嘻嘻笑着说：谁叫你穿了一身蓝色病号服的！
第一本打开的书
出了一点不大不小的麻烦。摇篮说，印刷厂可能要拖延一个星期才能交活，因为有的书中加了彩色插图，给装订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而且厂里还有期刊要印，那个是不能耽误的。
我不急，我其实一点都不急，急的是几何他们，他们说再有十天就要公布群众创作大奖赛的获奖名单，如果不及时把样书交到评委的手里，就失去了参赛资格。那天，几何说这些的时候，眼泪都快急出来了。
我把这些也都跟摇篮说了，叫他与印刷厂再去交涉。他凝视了我半天，那眼神仿佛是在说：哥们儿，骑士时代早就过去，现在已是毫无诗意的二十一世纪了。
快去吧，还磨蹭什么呀，我催促他道。
我知道了，就去，摇篮转身就走，匆忙中把我床头挂着的病员卡都给碰掉了。
冒失鬼，我骂了一句，弯腰把病员卡拾起来。病员卡上写着我的姓名、性别和床位号，最后一项居然是婚姻状况。婚姻状况填的是已婚。
我跟堇子结婚是一个突发事件，在此之前，我们始终没有涉及到这个话题，不知道堇子是怎么想的，但是我总觉得娶妻生子对我来说还是十分遥远十分遥远的事情呢。那时侯，我正在写一篇报告文学。一度，报告文学很是吃香，是报刊杂志上的重头戏。我准备去河南去采访。堇子问我要去多久。我说半个月。她倒吸了一口冷气说，要那么久啊！我随口说道：我们又不是夫妻，要是夫妻的话，你就可以跟我一起去了，你们家也不会拦着了。透过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我看见堇子神秘地笑了。
我们去登记吧，转天我还没睡醒，堇子就闯进我的屋里来。登什么记呀？半梦半醒之间的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我们登记结婚呀，你看，我把家里的户口本偷出来了，她说。可是，我除了这么一间9平米的小房，连橱柜、双人床和电饭煲都没有，不仅如此，你叫我摆两桌酒席我甚至也摆不起，我感到一种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惶恐。没有怕什么，将来我们可以置办呀，她说。看来，她是心甘情愿地要喝干酒杯里面的最后一滴苦酒了。
我们的洞房花烛夜是在地板上过的，地板上只铺了一个凉席。为此，我一直觉得我欠下了堇子一笔债，一笔永远还不了的债。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没干过别的，光他妈的欠债玩了，我欠的债要是记录下来，够写成厚厚一本书的，而堇子是厚厚的这本书打开来的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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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么愣在那，回想着这些往事，仿佛在做梦，而且是那种在做梦的时候还不住地提醒自己我是不是在做梦的梦。直到迢迢进来半天，我才清醒——
想什么心事了，看来，有心事的不光只有我一个，迢迢对我做了个怪相说。
我也冲着她做了个鬼脸，我知道我做鬼脸，呲牙咧嘴的特像仍然活在上古原始森林里的猿猴：你是稀客呀，这么久不见你来陪我说说话了？
我懒得说话，懒得说一句话，只想一个人冷静地待着，她说，显然她正被痛苦折磨着，看她那表情，要是有一座敞开的墓｜穴，她会径直走进去，躺下，自己给自己举办一次葬礼。
喂，你那个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到现在还没有个结果吗？我问道。
唉，说来话长啊，迢迢满目沧桑地说。
讲故事者的故事
只要你活着，你的烦恼就会像飞来飞去的苍蝇，撵也撵不走，迢迢说，最近我一直在研究，研究怎样才能摆脱掉烦恼。
研究的结果呢？我问她。
除了死，没有其他选择，她说。
要是那样，放下尘世的生活，去给造物主做伴，从此与烦恼绝缘，岂不很简单吗？去做就是了，我说。
哪有这么简单啊，要叫我服毒或投河，我可不干，要找一种既不痛苦又不破坏形象的死法难着呢，，反正到目前为止，我没找到，她做出一副很伤脑筋的样子。
我告诉她，在亚马勋河流域生活的土著，有这样一种风俗，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活也活腻了，就摆下盛宴，一通畅饮，在沉醉中让人把他浑身涂上最甜的蜜，抬到一个茅草屋里，就不管他了。转天，人们再去的时候，茅草屋里就只剩下一堆白骨了，血肉都叫当地的一种叫阿南戈的蚂蚁吃了……
哎呀，别说了，简直是太可怕了，她像一匹受了惊的小马驹，嘶鸣着尥着蹶子阻止我，不让我说下去。
那么好，我住口，你来说，我举双手投降。
我说？我说什么呀？我有什么可说的？迢迢撅着嘴巴，装模作样地反问我。
说说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当然，如果你认为你可以对我说的话，我眯起眼睛瞧着她。我始终把她作为智力相等的伙伴来对待，从来没觉得年龄和性别有什么差异。
迢迢说：我爱的那个人，比我大十岁，是一家渔具商店的经理；那个爱我的人，则比我小两岁，是一个出租汽车司机。
你跟他们俩是等距外交，还是均保持零距离接触？我问她。
她说：我倒是想跟我爱的人多亲近点，可是不能，他有妻子，有一纸法律文书制约着，只有周末的时候，他才招呼我一起去泡吧。你知道，我不会喝酒，就托着腮坐一边看他喝……
我都能想象得出，迢迢坐在那个卖钓鱼杆的家伙旁边，痴情地凝望着他的表情。我跟堇子刚结婚那会儿，我写作的时候，堇子也是那样痴情地凝望着我的。那时侯，她已经怀孕了，一边抚着自己的肚子，一边笑眯眯地端详着我的一举一动。我们有过很和谐的一段快乐时光。唯一不和谐的地方，就是她有洁癖，我要是哪天没洗澡就睡了，她一定要把我叫醒，洗过才行。我写作的那群哥们儿来侃大山，谁不小心把烟灰弹落在地下，她总是不等人走，就用墩布去擦干净，弄得人家很尴尬。不管怎样，我们的那间小屋，在堇子的精心呵护下，永远是窗明几净，被街道评为卫生之家，还在门楣上挂个小锦旗。
每次从某个作家家里串门回来，无论对方多么知名，她都说：你写你的，早晚你会超过他，我相信。我常常被她的话所感动，感动的结果是，熬更多的夜，写更多的字，却并未像她所期待的那样，知名到茅盾或张天翼那种程度。茅盾和张天翼是她最喜欢的作家。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堇子变了，这种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以至于等到我发现了，已经晚了……
就在我的思绪四处飘荡找不到地址停留的时候，迢迢又讲起爱她的那个人：那天，从酒吧出来，已经很晚了，她爱着的那个人怕他老婆跟他翻脸，就匆匆地告辞了。我醉了，摇摇晃晃地爬上了一辆出租车，由于喝得太多了，她几乎连自己的住处都说不清楚。等她第二天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早有人给她准备好了洗澡水、浓咖啡和挂面汤，那个人就是开车的司机，也正是爱着我的那个人。我们就是这么相识的。
不单单是靠面包
我的脸，据说，从生下来的那天起，就这么沧桑。十二的时候，就跟二十差不多。不过，教授说，这样的脸孔一般来说，不显老，到六十岁上，也还是现在这个模样，顶多会头发白一点而已。
究竟到六十岁，我的光辉形象会怎样，我不知道，但是我起码知道，截止到目前，我这个配备了五官的椭圆形的玩艺儿，给人的第一印象虽谈不上纯洁天真，却也没有发育成对龌龊都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地步。
所以，当我再一次走进教授的心理诊所的时候，又面对着那些跟我一样的病人们审视的目光，那目光锐利而警觉，锐利而警觉得让被审视的人手脚都无处放，尽管我紧张，紧张得几乎喘不过气，但是我故意摆出一副地下工作者打进敌人内部时通常有的那种表情，那种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的表情。
西西去跟教授接洽，而我一个人只好孤零零地站在那，座位已经没有了，整个客厅就跟春运期间的火车车厢一样拥挤。一个打扮得像修女一样的女孩过来，问我：你也忧郁？她的舌头似乎不太灵光，含糊得嘴里好像含了一颗话梅。我也忧郁，我说。“修女”死死地端详了我半天，仿佛我这张脸生来不配忧郁似的。所以，我赶紧补充了一句：我总想从二十层楼上跳下去。哎呀，你竟然都有自杀倾向了！“修女”的惊叫吸引了差不多所有人的眼球。但是，我发现他们注视我的眼神发生了化学反应，柔和了，甚至亲切了，这让我觉得客厅里的氧气充足多了，可以做深呼吸了。
又过来几个人跟我握手，做自我介绍，可惜我一个都没记住他们的名字，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因为他们显然已经把我当成“自己人”了。这时候，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那是一张乜斜着眼睛的脸：你总想从二十层楼上跳下去，却从来没跳过是不是？他个头很矮，嗓音却很高亢，遗憾的是，声调稍微死板一点，他是那种能把朗诵《红楼梦》里的“枉凝眉”整出车间主任竞选时唱票的效果来，也能把车间主任竞选时的唱票整出朗诵《红楼梦》里的“枉凝眉”的效果来。后来，我才知道，他以前是电台DJ。我对他说：我只是想想而已，从没真正地跳过，否则就不会站在这里跟你扯淡了。他拍着胸脯说：我虽然现在站在这里跟你扯淡，可是我确实跳过楼，不过是在五层跳的。“修女”悄悄咬着我的耳朵说：他在这里很有权威，因为他跳过楼，而且不止一次，而是两次。
这里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显然与众不同，谁的病情重，谁就是老大，谁就可以气使颐指地指手画划，而轻微的焦虑或抑郁的人，在这里只能做唯唯诺诺的可怜虫，不管你是英国某公司住中国的总代理，还是歌舞团领唱——这是我后来知道的。
“修女”的职称是图书馆馆员，相当于大学教授，在这里就只能垂着黑黑的眼睫毛，很乖的样子。也许，是因为穿了一身黑衣的缘故，她的皮肤显得又白又嫩。她告诉我，她对黑色有歇斯底里似的酷爱，不光着装是黑的，家里的所有家具甚至墙壁的颜色也都涂得是黑色的。
西西过来招呼我去见教授，电台DJ叫住了我，问道：你信服我们教授的医术吗？我只好实话实说：半信半疑吧。那不行，你要我们的教授给你治病，你就得拿他当上帝来崇拜，他才能施展他的魅力，让我们不再忧郁，他说。我发现这里所有的人都称呼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