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第1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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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朱敦儒确如名可秀所言，是个清高的君子，却也不迂腐。
他曾求学于苏学。苏学在政治上属于调和派，既直言抨击王安石新法之弊，却也肯定国家兴盛必行变革。在学术上强调务实，苏学的开创者苏东坡就是制举状元，其弟苏辙也是制举出身，并长于会计，曾亲自主持改革神宗朝的税赋会计帐目——和儒学其他学派相比，苏学更长于经济民生。
丁起知道，朱敦儒出身苏门，不会反对制举，但对其中一些条款必有疑虑。是以，被封驳后，他并不气怒。
官袍轻飘、颇有山野贤士之风的都给事中—朱敦儒迈着方步，不疾不徐走进都堂。
众属官一见，均起身见礼，心道：丁相公又约朱都事“喝茶”了！
这一道茶足足饮了两个多时辰。
直到下午申时三刻，都给事中大人方迈出内堂，依然紫袍飘飘，丁相公亲送至都堂大门。两人谈笑风生，极为热络。
众都堂官员却面无喜色，对望一眼，均暗叹摇头，心道：事未成矣。
——根据众人经验，丁相公若亲送朱都事出门，必是事不成！
果然第二日，都给事中再度被请入都堂“喝茶”。
内堂，时而传出激烈的语声……间中，似乎还有茶盏重重落桌的声音。
看来情况激烈！
——诸官却面露喜色，暗道：事成有望。
依这位朱大人的行事风格，心下越认同，越会诘词激烈；若断然否决，必语声温雅，谦廉有礼。
大半时辰后，朱敦儒徐步行出内堂，面上端严，看不出任何喜色，拂袖冷然自去。
丁起未送。
众官均抚额笑庆。
——相公不送，事成矣！
次日，制举诏令门下省审核通过。
但这道诏命下发后，又在台谏中引起了风潮。
左右谏议大夫和御史台官均上言反对，道：“太祖诏命，官员不可从事商易，以防与民争利。今朝廷制举允许商人报考，岂非开了‘与民争利’的祸头？”
紫宸殿朝议上，两位谏议大夫愤言疾色，唾沫星子几乎喷到当朝宰相的脸上。御史台的一干侍御史因赵鼎的谨慎态度，虽有驳论，出语尚还温和。
丁起一反平日圆融，对台谏一一驳斥。吏部、礼部、户部、工部均站在宰相一边，兵部中立，刑部和翰林学士却支持台谏。以卫希颜为首的枢府则直接抽身事外，不予置词，任得朝堂上吵吵嚷嚷闹去。
如此这般吵了三天，政事堂终于退了一步。
台谏的建言被部分采纳，朝廷又下一道诏命，限定：商人报考科举必须脱离商事——或变卖商产于他家，或传子传戚——总之本人勿得再从商事；若是海商报考，则必须完全脱离海贸，并且其家人亲戚者也不得从事海外贸易。
“其家人亲戚也不得从事海贸，这太苛刻了吧？”
“希颜，这一条不是台谏的创举。”
名可秀笑着对卫希颜解释，“太宗曾下诏：文武官僚敢遣亲信于化外贩鬻（yu）者，以姓名闻。”
皇帝当初发这道诏令，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海贸，防止官员与民争利……
不仅明令禁止官员本人参与外贸，并且禁止官员的亲戚、亲信参与海外贸易，否则官员的姓名将登在邸报上通报各州。
卫希颜啧啧叹了一阵，心忖这宋朝皇帝在廉政上倒是比后世的政治官僚更有觉悟，制订的法则也更严厉。
名可秀对太宗此举也颇为赞许，道：“当年，即使是蔡京这样的权相，从海贸收得贿赂不下千万贯，却也不敢遣出亲信经营海贸，否则必被史官们狠狠记上一笔，作为归入“奸臣”的有力证笔。”
卫希颜撇撇唇。这古代官员好歹还怕遗臭万年，行事尚有几分顾忌，后世的贪官却是已经无耻到“大无畏”的地步。
当然，宋太宗一道诏命杜绝不了官员们的“暗箱操作”。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海商禁令”自然阻止不了官员们从海贸中获利。
然而，因惧官商勾结，从而禁止商人入仕，以此保护商贸的公正，却是因噎废食，不足为取。
说到被台谏们攻击，名可秀笑道：“要想取之，必先予之。”
诏令就要留一个“漏洞”让言官们揪住，这叫授人以柄。
——若诏令一出台就是完美无失，谏官们抓不着漏子，反而会将注意力集中到诏令的深层，一通“不合祖宗家法”的争论便会耗去时日良久，倒不如丢个空子给他们钻，台谏们进言成事，逼得政事堂退步，自会功成收手，不再穷追不舍。
否则，政事堂硬起来，相持下去台谏们也落不得好。更何况，名可秀既让赵鼎把持御史台，也不会让这种状况恶化下去。
果然，第二道诏令下去后，言官们消停了。
但，朝堂上的反对声音小了，来自儒林的议论却如滚水般沸腾不止。
科考改革第一诏，遭到了儒学大家的激烈反对。
朝中也暗潮涌动，并不顺当。
制举风潮
朝廷制举诏令传播极快。
由于名花流不惜成本，在南廷各路的治所和繁华城邑均设了报坊，借助千机阁的信鸽传讯系统，几乎可在一天内实现南廷十三路的同一时事见报。
但是，千机阁毕竟属于名花流的情报系统，以机密和安全为首要，其讯鸽系统不能长久为报递使用；因此，宋之意在名可秀授命下，因势利导，充分利用各州的地理条件，建立起一条驿马加舟船的水陆连网系统，可以在两天内实现同一新闻的全国见报。
不久后，因宋之意入朝任礼部员外郎，不宜过多负责宗派事务，这一报递系统遂被名可秀指给原河北路堂主夏九尘接手。
名可秀又将一部分漕运剥离出来，交给夏九尘统一整合，组成专门的信递行，不仅用于报递信息的传递，更成为名花流各堂、各行间资讯流通的统一渠道——各堂口、各商会委托驿递行传讯，均按驿递资费实行内部结算。于是，原本属于花钱行当的驿递行渐渐成为宗派内一个赚钱的行当，乐得夏九尘合不拢嘴，喜滋滋地向宗主汇报业绩。
正巧卫希颜在枫阁内，她想起后世的邮政系统，随口提了几句有关物流整合和商业化的建议。夏九尘外豪内细，脑袋转了几圈就意识到其中蕴含的商机，大喜下缠着国师不放，一直将卫希颜所知的现代邮递理念和运营方式问了个遍方手舞足蹈地离去。
随后，取名为“天下通”的驿递行正式推向市场，凭借幕后大佬名花流的威望，以“保密、安全、快捷”为宗旨，很快打开局面，赢得了大片中小商户的青睐，随着市场推广的深入，又逐渐获得了普通百姓和士子文人的欢迎。
古代的讯息传递极为不便，没有现代的邮政快递、也没有电报电话、更无网络通讯电子邮件啥的，普通人家要想传个家书，多是要等正好有亲戚朋友将去往那方城市，方能委托代信；富足的人家还好，家里雇有仆厮，可随时派出传信，但并非所有人家都养得起良马，多是一路牛车舟船辗转，百里内的来回至少也得耗个十天半月，花钱废力不说，真遇上个十万火急的事，多半就耽搁在一来一回的路上了。
但有了“天下通”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专业的信递系统，有着一条贯通东南西十三路一百九十四州的水陆连网快递路线，有着七百名经训练的快递员昼夜不停地接续传递，这速度和效率自然非单门单户的仆厮能比！
以前耗时耗力还花钱的家书传信，现在有了“天下通”，只需花上几十文到百文钱不等就可随时随地传递，且能保证您的书信及时安全抵达，既便利、又快捷，还能省钱，就算是普通的小民百姓也承担使用得起。
有着诸多这般的好处，“天下通”的信递业务很快在南廷开展得风生水起。
到得后来，就连朝廷非机密性的官寄、邸报、法令和诏命等也渐渐交给“天下通”传递，不但时间、安全上有保证，并且还将官府的驿递人员和花费开支节省了近一半。年终结算时户部侍郎叶梦得抱着账簿直眯眼，当即将朝廷的花钱大户——驿政的明年预算砍了三成下去。
“天下通”的出现，不仅促进了民间、官方的信息传递，更在无形中促进了南方思想文化的交流。
在宋代，文人的诗词文章，多半是借助士人的宴会、青楼瓦子的伎乐吟唱传播开去；当报纸兴起后，由于登报传播的速度快、范围广，还有稿酬可拿，比起传统的渠道更受文人欢迎。但书信与诗词文章不同，多是私下的讨论，不能登载到报纸上去公之于众，因此各地文人之间的交流依然受到空间距离的局限。
当“天下通”出现后，各地的书信往来不过是几天或十来天的时间，使人们之间的交流变得更方便，专业的快递业务缩短了大宋文人的空间阻隔，促使思想文化交流变得空前活跃起来。
***
朝廷的制举诏令借助“天下通”的快递系统，在两天之内，南廷十三路二十州邑的报纸就先后刊载出诏令全文；十数天后，即使最遥远偏僻的矩州府和儋州（海南），也接到了“天下通”从京城临安传递过来的朝廷诏令。
果然如丁起所预料般，儒学大家——龟山先生杨时对制诏的反应激烈。借助“天下通”的快捷信递系统，他反对诏令的书信在三天后就从福建镛州传到隐居罗浮山的学生罗从彦手中。
罗从彦看过老师的书信后，忖思良久，提笔写了一道呈给皇帝的奏书，又分别给私交深厚的礼部郎中宋藻和户科给事中胡安国写了一封信函，交给他的一名学生送到惠州城的“天下通”驿栈，快递送到京城临安。
罗从彦给宋藻和胡安国的私信中极言他和老师龟山先生的担忧，希望宋、胡二人以儒学正统为道，劝谏皇帝废除制举的变革举措。
他在给皇帝的奏书中道：“制举非为弊，然提升到常科与进士科同等，又允商技杂户大肆入举，日久恐流弊深远、危害正朔……”
显然，这位豫章先生和他的老师杨时反对的并非制科本身，而是担忧朝廷对制科的改革之举将会招致恶劣影响。
杨时和罗从彦，这两位继承二程理学的当世集大成者，其思想嗅觉无疑是极其敏锐的，虽然此刻还没完全意识到这道诏令将会给儒学带来怎样的冲击，但已从新制举的十五科目中隐隐感觉到方技商工等杂学或会被抬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使两位儒学大家产生了某种不安。
如果任制举扩大发展下去，或许将会悖乱道统，让读书人不再以经义科考为“清贵”，更多去选择制科出身，甚至走向背离孔孟经学的“歧路”……
这是杨时和罗从彦师徒强烈反对制举变革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他们两人的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
在制举诏令下达后，士子们初始是惊诧疑虑，但回过味来后却是暗自欢喜多于明面的抨击。
这起因于朝廷制诏曰：制举及第，其名载入《进士录》。
在这道诏令前，“制举”只所以不被士子们青睐，很大原因在于制举的及第者虽有着进士名份，却不能载入《进士录》。因为《进士录》是按年份记，而制举是临时应诏，不在正常的科举年，所以对及第者不作专门录册。
但读书人对科举趋之若鹜，除了图做官的地位利益外，更渴望的是留名千古、光宗耀祖，而《进士录》就是留名千古的一个机会，是以一般士子除非考贡举没了希望，否则不会舍贡举而去应“制科”。
就以苏轼、苏辙兄弟俩言，当年苦读的目标也是奔着进士科而去，两人在仁宗嘉祐二年同时高中进士科并入《进士录》，却因母亲突然病逝，不得不回蜀服丧而错过了进士授官，当服丧完恰遇仁宗诏开制举，兄弟俩遂应诏报考其中的“直言极谏科”，在中进士后再考制科当属更上一层楼。
二苏若非中进士科在前，以兄弟俩的志向才华，断不会舍进士科而考制举这类“恩科”。二苏尚以进士科为重，更遑论一般士子？
但南廷的改革却将制举纳入了常科，即与贡举一样，三年为一大考。
如此，制举成为常科，则制举出身与贡举出身一致，都将载入《进士录》，留名千古。
这相当于在贡举外又给读书人开辟了一条金光大道。由于贡举的进士科和明经科竞争皆极其激烈，可以想见，更多的士子宁愿选择相对不激烈的制科。这也正是杨时和罗从彦所担心的。
然而，对士子们来讲，摆在眼前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是以，尽管儒学大家们担忧并反对，跃跃欲试奔赴临安的读书人却是一波接着一波。
当然，对于多数士子来讲，新制举的十五科目中，有一些科目——如“商科”、“水利土建科”、“农科”、“算科”等——他们多是白眼相向，但对“直言极谏科”、“博通籍典科”、“才识兼茂体用科”这类科目却青眼相加——士子选报的也多是这几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