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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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说：“每逢七日，申才小爹带着我们上坟烧纸，奶奶在家里炕上哭。”
奶奶说：“你急得还人家棉布哩，可是就把你的命给搭上啦。你大妈这一走，咱家的娃儿们就都变成没有妈的娃儿啦。”
大哥十一岁，二哥六岁，三哥三岁，四哥一岁，我十个月。
不久之后，家里商量着把四哥多多送人，选择的结果，是官道庄西北七里地辛村的一户姓李的人家。选择的过程里，有很多人上门来看多多，所以我的几个堂兄也就知道是要把多多送人了。
奶奶说：“你大哥和二哥老是坐在咱家门口，看见人出去，就翻人家带的布袋看人家有没有把咱多多带走啊。真是憨娃儿啊，一个馍布袋，哪里就能把咱多多给装进去呀。”
1970年农历二月里的一天，辛村李姓夫妻上门抱走了多多。
申才小爹负责管理几个试图阻挡的堂兄，整整十八年前，他也曾经历了目睹自己不满周岁的妹妹———我的茵玲姑姑被人抱走的一幕。
三爷爷负责和辛村李家签署了收养协议，协议规定：在多多主动访问官道庄王家之前，王家人不可以引诱或暗示多多；只有三爷爷一人有探望多多的权利，探望时，以远房亲戚的身份出现；多多不能被邀请，也没有义务出席官道庄王家诸如婚丧嫁娶等重大场合。
奶奶说：“到底是人家家的人啦，就是要割你的心头肉哩。”
李老师记住了我母亲的邀请，恰好发发哥哥当时在天津接受再教育，李老师便顺理成章如约前往天津喇叭厂和我母亲见面。除了通报我和家里的情况，他们夫妻俩还扮演了配送员的角色，背着一提包的炼乳和糖从天津带回官道庄转交给我奶奶。
李老师说：“那个厂子还是挺大的，也没有看出来有人欺负你妈，你妈的精神还是挺不错的，她还惦记着你爸赶快离婚，这样他们才能结婚啊。”
奶奶说：“人家芳芳放出话啦，我就是不和他南南离婚，什么时候你爹和你妈分开啦，人家芳芳才离婚哩。人家芳芳就是要拿这个报仇哩，这就苦了你妈啦。”
为了报仇，芳芳阿姨和她姐夫也去了天津喇叭厂。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们向天津喇叭厂的革命群众们宣布了我母亲不道德的行为，谴责我母亲伤天害理破坏别人的家庭和婚姻。有知情者告诉我，当时也有聪明人给芳芳阿姨出点子，希望她能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批判我母亲，但被芳芳阿姨拒绝了。大学生出身的芳芳拒绝的理由是：“她不仁咱不能不义。”芳芳阿姨认定的天理就是：“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她坚持认为“不管他什么人的女儿也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芳芳阿姨他们旋风般的天津之行后不久，发发哥哥和李老师去看望我母亲。
李老师说：“想起来可笑哩，你妈还是托我们带东西给你，临走的时候却对我们说，你们以后不要来看我了。人家你妈的意思是，她已经决定啦，已经下了决心了，要和你爸决裂啦，所以也要和我们断了来往。可我当时想不明白，你怎么能这样呢？那官道庄你的孩子你还要不要啊？和你爸断了来往，要是我们还能来往着，怎么说也还牵着一条你和你孩子的线啊，就是想起来又气又可笑哩。”
李老师判断，芳芳和她姐夫来闹，我母亲的心是彻底碎了，同时，也气糊涂了。
归去来 第三章（6）
很多年以后我知道了当时李老师他们不知道的，那就是芳芳阿姨他们的天津之行，使得天津喇叭厂的领导以生活作风有问题的名义，给了我母亲一个处分，处分之后，我母亲就从一个接受再教育的技术员，转业去烧锅炉了。
奶奶说：“人家金枝回来说，你妈不要他们再去啦，我就知道，这是你妈和咱家也有仇啦。我对不起人家芳芳，也对不起人家你妈。这可真是羞先人哩！我前世到底作的什么孽啊？给我留下这么多没有妈的娃儿。你们这些没有妈的娃儿啊，就只有跟上我受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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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 第四章（1）
“奶奶，我饿啦。”
“奶奶，我困啦。”
“奶奶，我肚子疼哩。”
“奶奶，我头疼哩。”
“奶奶，我想吃鸡蛋泡馍哩。”
“奶奶，我想吃石榴哩。”
“奶奶，我想吃核桃哩。”
“奶奶，我想吃桃哩。”
“奶奶，我想吃苹果哩。”
“奶奶，我想吃白馍哩。”
“奶奶，我想吃煮饺哩。”
“奶奶，我想吃豆腐哩。”
“奶奶，我想吃肉哩。”
“奶奶，我爷爷从地里回来啦吗？”
“奶奶，我三爷爷把羊娃儿卖啦吧？”
“奶奶，我小爹回来吃饭吗？”
“奶奶，我三哥打我哩。”
“奶奶，我三哥不带我。”
……
呼唤奶奶的声音，伴随着此刻我的喃喃自语渐次来临，交集着仿佛无穷无尽如数家珍的诉求，唤醒我那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童年。
我最初的记忆是两岁前吃土。先是抠窑洞墙上的土，或者掀起席子抠炕上的土。所以，当时四岁的三哥人生中第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监视我防止我吃土。这个工作搞得他疲累不堪，因为尽职尽责的唯一办法，就是坐在炕上紧紧地抱住我。这样的日常生活简直就是要他发疯，他不能忍受自己上小学前的美好时光，就这样抱着一个喜欢吃土的弟弟一天天付诸东流。
据说我两岁左右才学会走路，之前行动的方式就是坐着使用大腿蹭着移动，这意味着三哥即使借口带我出门放风，也不会得到奶奶的批准。注视着这样一个毫无美感蹭来蹭去找土吃的弟弟，三哥的心情一定绝望透顶。他试图用一条腰带捆住我，最好能把我捆在炕中间，但他又无法说服奶奶在炕中间支起木桩，所以只好把我捆在炕头和锅灶间的木头扶手上。出于好心，他没有对我进行结实的捆绑，还是给了我大概半径一尺的活动范围。
所以我最早的记忆，就是我趴在炕头处，探身炕头下去抠土，然后听到三哥气喘吁吁气急败坏地说：“日他妈的，这可怎么办啊？”
显然他经过权衡，放弃了人权，进一步缩小了我活动的范围，基本上等于把我捆在了那个扶手上。只要掌握好出门玩耍的时间，不让奶奶发现，这就是他能够探索到的最优选择了。我孜孜以求地发现了另外一个吃土的方法，抠鞋底上的土吃。被他发现之后，解决起来比较简单。他脱掉了我的鞋，把鞋放到了距离墙根一米高处搁置杂物的木板上，我就只好像个吸毒者一样，仰望着高不可攀的我的小鞋子，抽着鼻涕被迫戒土。
1971年初，大哥接到了太原伯父的召唤。不久前伯父刚刚娶了新伯母，新伯母是太原当地人。奶奶说：“后妈也是妈，人家你大哥哭的，说奶奶啊，我就要在你跟前哩，我说你真是憨娃儿啊，你已经长大啦，你不能一辈子都跟着你奶奶啊，人家太原比咱们家好，你只要记住你奶奶就行啦。”
千里之行展现在我三哥的前方，就在大哥刚去太原不久，1971年春天接受我父亲的邀请，奶奶携带三哥和我前往大连。一年前我父亲结束了武汉的再教育，被正式分配到了大连的一个实验所。
这是说来稍嫌神秘的一次行程。我们三人先和二哥一起到太原，把二哥留在了太原。然后找了个太原铝厂的北京人，由这个被伯父安排回家探亲的北京人，陪我们坐到北京火车站。出车站后奶奶叫了一辆黄包车，去赵阿姨家。赵阿姨是我父亲的一个好朋友，更加确切地说是我母亲的好朋友。
奶奶说：“我给你们买了油饼和油条，坐在三轮车上吃，人家骑三轮车的说，你是要我骑快点还是骑慢点，我说不着急你慢慢骑别累着了。人家骑三轮车的说，你这个老人家真是个好人。人家骑三轮车的还说，老人家你真能干，带着两个孙子就来了北京啦。”到了赵阿姨的家门口，门口有解放军站岗，三轮车师傅不免大吃一惊。我奶奶说：“人家骑三轮车的说，老人家你怎么不告诉我，你的亲戚是大官。”其实奶奶也搞不清楚赵阿姨的来历，更没想到赵阿姨的家居然是自成院落的二层小楼。糖果和水果堆满了一楼客厅的茶几，奶奶说：“你三哥和你都懂事，嗫嗫的站在一边什么也不拿。”嗫嗫的，是方言，意思是：悄悄的。
赵阿姨的父亲官居高位，资料说明他当时刚刚结束五七干校的生活回京担负重要的工作，他和我奶奶认真交谈，还安排工作人员给我奶奶做了她平生的第一次体检，体检结果说明她身体状况良好。
奶奶说：“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人家赵部长，人家赵部长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家赵部长对我说老人家，你有什么难处告诉我，我一定帮你解决。我说赵部长谢谢你，我没有什么难处，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共产党的干部，我一定让他们好好向你学习哩。我还对人家赵部长说，我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的孙子们也都长大了，我一定要让他们好好学习哩，当共产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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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 第四章（2）
我们在赵家住了三天，奶奶感觉到有什么事情在发生，但她又不能确认。
奶奶说：“人家赵部长的女儿把你带出去了一天，过了一天，又把你带出去了一天。人家赵部长的女儿就说是带你出去玩耍了，你回来了我问你都干什么了，你也说不清楚。”
奶奶的直觉是我母亲在这一切背后。
奶奶说：“就是人家你妈想把你要回去哩，也告诉我一声啊。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妈，可是你要把你娃儿要回去，你也不能不告诉我一声吧？你就是再恨我，也不能就把你娃儿偷偷地抢走吧？娃儿是你的娃儿，是你生的就是你的，我又不和你抢。娃儿啊，人家赵部长的女儿把你抱走了两天，我哭了两天，我就怕人家赵部长的女儿一个人回来，娃儿啊，我就怕我再也见不上你啦。”
离开赵家时，赵阿姨的父亲坚持送我们去火车站。奶奶说：“人家赵部长说我一定要送送你，我说赵部长你那么忙，别送我啦，你的恩情我已经记下啦。可人家赵部长还是把咱们送到了火车站门口，又要他的警卫员和司机送咱们上火车。人家赵部长可真是好人啊，我一辈子也没有碰上几个人家赵部长那样的好人。”
有知情者后来告诉我，北京之行的确经过了精心策划。我母亲试图将我留在北京，赵部长的女儿积极配合。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发誓不再和我父亲说话了，赵阿姨就承担了联络人的角色，是她部署了整个事件的进程，她们甚至商量好了寄养我的地方。但最后关头，有人出面阻止了她们的计划。———是赵部长吗？
那么赵阿姨带我出门的两天里，见了谁做了什么？我的记忆一片空白。
我三哥三娃是兄弟中最漂亮的小孩，照片里他明眸亮齿健康生动。他在实验所用于革命宣传的黑板报上胡写乱画，在海边的山上树木草丛里探险把裤子划得稀巴烂，为了摆脱我的追随蹦跳着下楼导致我滚下楼梯磕破了头等等，这些上天入地的行为，给我父亲实验所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余年后还有一些叔叔阿姨向我感叹，那之前他们似乎没有见过像我三哥那样淘气的孩子。他们的孩子和我差不多大小，只能在实验所大院里被爷爷奶奶带着东张西望，顶多奔跑大概不到十米方圆，就会被大人逮住，完全不具备搞出大动静的能力。
除了去旁边的海校看电影，以及参观鲸鱼这些集体活动，三哥日常的个人活动，是跟着一位爷爷去海里划小船，那时实验所和海滩之间有个门洞，于是他在某天门洞被一辆大吊车撞垮的时候，便恰好出现在门洞下。这不过是有惊无险的一幕，聪明的他在“注意有个小孩”的叫声里胜利逃脱，回家后挨了一顿奶奶的打了事。
某天我父亲带我奶奶和我去医院，给奶奶镶牙，留下三哥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他是出于何种实验的目的，先是反锁上门，然后打开了煤气……后来他被熏得喘不过气来，就开始拍窗户，这个拍窗户的行动说明五岁的他不是试图自杀。有大人发现了，要他开门，但他已经没有力气去开门了，这时我们恰好回来了，用钥匙也开不了门，就赶快找梯子上楼外面砸开了窗玻璃。三哥没事，又挨了奶奶的一顿打了事。
我还记得当时的一张照片上，我抱着一只玩具机关枪傻呵呵地乐，旁边站着三哥志存高远地看着镜头笑。这样的场面，从侧面说明我们在大连度过的半年是快乐的，甚至有点无忧无虑的样子。
奶奶说：“人家实验场的人都说，老人家你可真是了不起，培养出了这么好的一个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