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非正常生活-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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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几个摩登女郎精心培养的服饰美容意识大概在半年内就被彻底革命化
了。在我学会用蹲坑后的不久，就开始改变我所有的服装。要穿军装，要白衬衫蓝
裤子，要穿解放鞋和军鞋。1973年，我妈妈再一次为了我的前程，把我送到纽约。
就这样，在短短12年里，我的“时尚观念”从30年代上海摩登到“文革”的无产阶
级专政又到了70年代纽约嬉皮。从此以后我彻底乱了，也就不想了。
第九章
纽约空降红小兵（一）
我12岁那年，北京外语附校的期中考试提前了，考得好的学生被拉到离学校挺
远的医院去体检。大概过了两个月，学校才宣布有十几个被外交部选中做小留学生，
将被派到国外去学外语。我真的不记得我当时是不是特别兴奋，但是我想即使是高
兴得要跳楼，在当时情况下也要压着点情绪。这跟旧社会女孩子出嫁差不多，越喜
欢这男人越要哭得伤心，真流露出愿意嫁出去，说不定这门“亲事”就黄了。
人定下来之后，外交部好像给我们开过一个学习班，讲了什么我真一点儿也想
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告诉我们出国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
这使我们28个孩子立刻感到我们像二战时空投到敌区的先遣部队，任务非常艰巨，
但绝对光荣。
临走之前，外交部发给每人700 元人民币服装费，在1973年，这简直是一笔财
富。我们一起来到只给高干做衣服的红都服装店。28个孩子挑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料
子，全是蓝的、灰的、黑的，每人做了一模一样的衣服。我们协商要穿一样的衣服，
为的是将来我们分手到了美洲、欧洲资本主义大本营，也会想到在另外一个遥远的
战壕里，有一个小战友，穿着一样的衣服，代表中国儿童正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
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而奋斗，心里一定非常温暖。
就这样，我和三个去美国的小朋友在上海登上了法航，路过巴黎去纽约。法航
的空姐微笑地欢迎我们，我们克制住强烈的好奇和兴奋，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迎接
新的生活。
在巴黎我们住在大使馆，到了纽约我们被接到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三天没出
门，讲外事纪律。第四天学校开学了，我们早早地起来，穿好笔挺的制服，喝了一
大碗豆浆，坐着代表团的一辆黑色林肯去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小红房子学校就读。
一进学校我们就呆了，这美国人怎么这样！所有学生都穿破破烂烂的蓝色劳动
布裤子（后来才知道这叫牛仔裤），上身就是一件小衬衫，都印着英文字（后来才
知道这叫T 恤衫），不三不四的。老师比学生还糟糕，老跟学生嘻嘻哈哈，成何体
统！开学典礼在一个大礼堂里，所有学生都席地而坐，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说
话、打闹、嘴里还老嚼着跟橡皮差不多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叫泡泡糖）。
最可怕的是所谓的典礼上，就只有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拿着把破吉他、破口
琴，没音没调，在台上大声哼唧了十分钟，台下的美国孩子跟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
似的那么激动，后来才知道这人叫鲍勃·迪伦，他女儿是我的同班同学。
在学校里的头三个月一晃就过去了，我们4 个孩子的英文一点长进都没有，每
天早上“林肯”把我们送到学校，老师开始讲课，我们就开始打呼噜，小红房子学
校属于那种进步学校，很随便，学生上课可以爬在地上，把脚放在桌子上，还可以
吃糖，所以睡觉根本算不了什么。何况老师知道我们听不懂，怪可怜的，睡就睡吧。
可是代表团的领导们不干了，每个学期中国政府为我们交2000多美元的学费，
真是学不好，大概有不少大人的乌纱帽要搬家。那时候主管我们的是张希生，唐闻
生的母亲，老太太年已花甲，但非常灵，她想出个鬼点子，让4 个孩子全住到美国
人家里去。我是第一个被送出去的。我住的那家叫加恩，父亲是美国一家医药公司
的职员，母亲是自由职业者，专给杂志和图书画插画。家中有3 个孩子，吕贝卡、
维多利亚和克里斯托弗。两个大的是女孩，最小的是个男孩才5 岁。大女儿吕贝卡
是我的同班同学。选家庭时，代表团也使用了“文革”手段，查三代。这家被选中
是因为加恩先生的父亲老早老早当过美国共产党，在美国查三代不能要求太高，沾
点“红”就可以了。
我住进美国人家的第一个感觉是美国人真不把外宾当回事儿！我进了美国佬的
家门，刚刚安顿下来，头一件事就是学着干家务。这家人喜欢动物，养了一条狗、
两只猫、一只鸽子。我在那儿住了3 年，每年动物人口都有递增，一直到三条狗、
两只猫、一窝子老鼠、一条蛇和一只二尺多长的南美蝎子。孩子们负责管理这些动
物的日常生活，遛狗，一日三次，上学前一次，放学后一次，睡觉前一次。换猫粪
箱，每日一次。换鸽子笼子，每周一次。还有其他与动物无关的家务：洗碗、倒垃
圾、做中午吃的三明治。我本着学雷锋的精神，积极抢干比较脏、累的活儿，比如
上学前遛狗和换猫粪箱。吕贝卡和她妹妹拍手叫好，说没想到家里来了个大傻瓜，
专干没人愿意干的活。
第十章
纽约空降红小兵（二）
吕贝卡告诉我，刚开始她们觉得我傻，挺好欺负，后来看见我“不怕脏、不怕
臭”换猫粪箱时那种先进工作者的嘴脸，他们觉得我不正常，有病，而且我的作为
都有点假惺惺的感觉，后来我不干了，天天跟她们下棋，谁输了谁干脏活，她们反
倒觉得我正常了。
我正常了的第二个迹象是开始表达自己。这是美国人给我上的第二课，加恩一
家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华盛顿广场村。公寓面积不小，但是只有两个卧室，所以我们
四个孩子都挤在大卧房里。吕贝卡是老大，所以有自己的床，维多利亚和克里斯托
弗睡上、下铺，我有一个折叠床，每天晚上拉出来睡觉，每天早上再放回吕贝卡的
床下面，睡觉的地方有了，但是东西没法儿放，所有的柜子都塞满了，基本上一开
柜门就跟雪崩一样：衣服、玩具、书劈头盖脸地倒出来。
怎么办？加恩家不是有钱人，又不好意思跟中国代表团要钱，所以就为我买了
一个简易、用硬纸壳做的小柜子，是深蓝色的，我最喜欢的颜色，有六个小抽屉，
还配了一支小蓝台灯。柜子搭起来之后我心里非常高兴，但是想到使馆曾教育过我
们，收外国人礼物的时候要不卑不亢，千万不得过分感激，好像中国什么都没有，
有失我大中华的威严。因此，当加恩先生将他辛苦了一早上的小蓝柜子放在我面前
时，我以一个中国部长视察工作的方式看了一眼，说了一句“不错”之类的不阴不
阳的话，然后接着看书。据说这一举动把加恩全家的鼻子都气歪了，他们背着我开
了个全家会议，差点儿把我送回代表团去，后来还是加恩先生心软，说算了，送回
去还不知道代表团里怎么整这个不争气的小丫头。他后来告诉我，他看了好多讲苏
联斯大林时期的书，特别是索尔日尼琴的《伊万·德索维奇生活中的一天》他怕我
因为做错了事情，被送到中国的西伯利亚去。至于我什么时候开始坦率地表达自己，
我实在说不清楚。人的意识的转变永远是悄悄的，潜移默化的。直至后来我回国以
后，我的团委书记说我说话不走大脑，我才意识到我真的变了。
在美国我还学到两样东西，其一会给我的后代带来幸福，其二毁了我一辈子的
财运。第一件事是因为我和吕贝卡的一次争吵。孩子们在吵架的时候是可以说出恶
毒的话的，特别是敏感、聪明的孩子。吕贝卡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吵架的起因早就
忘了，我只记得她恶狠狠地对我说：“就是因为你不可爱，你爸爸、妈妈才不要你，
把你送到美国来，我们真倒霉，还得收养你。”
我也不依不饶地说：“你懂个屁，只有中国人的尖子才能出国，别的父母想送
还送不成呢，我将来是当外交部长的料，你八成是纽约街上的垃圾工人。”
吕贝卡反驳道：“我父母绝对不舍得让我离开他们，我再没出息他们也爱我，
我是他们的女儿，你要是再没出息就更没人要了。”
我哑口无言，像吃了个苍蝇。至今，我还能清晰地听到吕贝卡的伶牙俐齿。我
要是有孩子，我不想也不让他十二岁就漂洋渡海求个学业，我一定把他搂在怀里，
紧紧不放。我头脑很清楚，我母亲为我做了一切她所能做的，但我心里摆脱不了一
种被抛弃的恐惧，因为吕贝卡的话我会在梦里听到。
其二是我们几个孩子在美国的经济状况，当时我们虽然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口
袋里没有一分钱。代表团从来没有发过零花钱。我们学校外面有个卖意大利冰的小
摊，天热了，孩子们午闲时都去排队买意大利冰吃。我只好看着，别人要请我吃，
我还要面子，说不喜欢。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去中央公园，大家都在街上买吃的，
我实在感到委屈，居然在一边掉眼泪。我的班主任是个中年妇女，她过来问我怎么
回事，我在她怀里痛诉了一番。她笑了，拉着我的手到中央公园里的动物园去了，
在那儿我能亲手喂羊、喂马。等我们回来，同学都吃完了，我也把事情忘了。回家
的时候班主任又过来问我玩得开心吗？我说开心，她笑着说：“明白了吧，开心跟
钱没关系，得自己找乐子。”
1995年我去美国最有名的高盛投资银行应聘考试，有一个比我小七八岁的资深
副产品交割员死活看不上我，理由是我没有“饥饿感”，就是说我对钱的欲望不够
旺盛，使我立刻意识到我十二岁时班主任把我带坏了，十五分钟动物园就让我一生
没有了饥饿感。到末了，高盛真的没要我，就是因为我不饿。
现在想想当年小时候洋插队，一半是童话，一半是噩梦。可惜的是我们去了四
个孩子，只有一个现在在外交部做事，其他的又都跑出去移民了，国家钱白花了。
第十一章
上一代交给我一些我不想要的东西（一）
我29岁生日那一天，一个人在纽约，早上起来有了个突发奇想，我要和我已经
离异多年的父母在一个房间里吃一顿饭。
算一算，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在一个空间看见他们两个人了。他们分开的时候
我太小，我几乎记不得任何只有我们三个人的场景。那天，我有点预感我和陈凯歌
的婚姻不可能维持下去，我特别想叫我的父母都坐在我面前，和所有其他家庭一样，
安慰他们的女儿，告诉我，我这辈子还是会找到我爱，也爱我的人。
我请他们两人一周后到我这里吃晚饭，但是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装着是闹着玩
的事，结果是阴错阳差，他们两个都觉得这样不好玩，我也没有办法再找回去说，
我又要离婚了，来陪我说说话吧，所以这顿饭就没吃。
我至今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能跟我父母直说：“我又要离婚了，来陪我说说话吧。”
离开纽约之前，我决定去看一个心理学大夫，这不是有病的行为，在纽约几乎
每个正常人都得看心理学家。我那时候在德国金属公司工作，人事部经理是我的朋
友，她知道我要调回中国之前跟我说：“你有一千多块钱的心理学治疗从来没有报
过。”我就本着中、美、德通用的“不用白不用”精神去看了一个心理学大夫。
我是被这个心理医生“挤”进来的一个正常人，他实在太忙。纽约正常人太多。
我坐在他办公室外期待着我能狂说我自己的45分钟。
在我之前，一个西服革履的男人昂首挺胸地跨入医生的办公室，浑身充满了只
有投资银行家才有的“宇宙主宰者”感觉。半个钟头以后，这个人擦着眼泪、缩着
背从里面走出来，变了个人。我想：“心理大夫真是神仙。该我喽。”
我很失望这个大夫没有我电影里老看见的可以让病人躺着说话的那种长沙发。
我被安置在一张单人沙发里面，虽然很舒服，但是还是没有达到我的期望值。
“你知道你为什么在这个办公室吗？”大夫问。
“我又要离婚，有点不知道我为什么维持不了婚姻。”
“你多大了？”“29岁。”“这是你第几次婚姻？”“第二次。”“嗯。”大
夫好像感觉到我的困惑了，“我们先说说你的家庭吧，你爸爸妈妈是……”
“我爸爸妈妈也离婚了。”
“啊，”大夫记了个笔记，“那他们的父母哪？”
“我的外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