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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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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希望见到的场面并没有出现。沈从文没有来。周扬。夏衍等也没有来。在丁玲漫长的一生中,他们都是与之有关的重要人物。
    他们当然无法参加这个集会。沈从文已经半身不遂,周扬也重病在身,夏衍年岁颇高。我所考虑的是:即使身体健康,他们也不可能接到邀请;即使接到邀请,他们或许也不会参加。丁玲与他们之间,横亘着鸿沟,难以逾越。
    沈从文与丁玲的矛盾,因丁玲公开撰文涉及往事而在晚年突起波折。至死他们相互没有谅解,而是把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留给后人描述、评说(参见拙著《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百花文艺出版社)。比较而言,他们之间的矛盾,尽管有许多时代的、政治的因素参与其中,但毕竟更具个人色彩。在所有世纪,在所有时代,类似的个人恩怨,都有可能出现。这是文人间过去、现在和将来不断上演着的人生戏剧。
    和周扬等人的矛盾则不同。他们才应该是丁玲心中挥之难去的阴影。从延安时代起,特别是1955年、1957年对她的无情打击,使她永远不会原谅他们。这阴影从来没有淡去。她会不会根本不愿意告别那些阴影?既然阴影给过她磨难,那么现在,当苦难过去,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它们反而使她获得活力。在蒙受打击时,她奋力抗争过,在陷入逆境时,她默默等待过。现在,一切不同于以往。她以特殊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显示出她的个性,有意无意之中,与周扬(对手?)的相对是那样鲜明而引人注目。从这一角度考虑,以往的阴影对于她不再是政治生命和生活的沉重负担,相反,它给她以刺激,给她以活力,更给她新的感召力,或者说凝聚力。
    于是,她自然而然成为了一个中心。那些在不同年代不同运动中与周扬有过这样或那样矛盾的人们,汇集到她的周围。她和周扬的对峙,半个世纪以来似乎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形成一个完美的局面。
    在这样的人与事的演变中,时间显得那么无足轻重。尽管其间有过风风雨雨,有过起承转合,尽管与之关联的人们不断地交换和排列组合,没有化解的矛盾,却一如半个世纪前的延安时代,依然存在着,并以不同方式延续。
    一个个心灵上打着无数个无形的结。这些结也把时间紧紧捆住。时间是流动的,但在这里也是停滞的。
    两年前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我曾做过一个演讲,题目是《文学团体在中国的演变》。开始我想讲贯穿半个世纪的左翼文化运动的宗派之争。可是,转而又起,“宗派”,一个多么难以讲述清楚的现象。我们中国人自己,不管文人也好,旁观者也好,本身就无法面对这个尴尬的现实。更何况纠缠其中的那些错综复杂难说是非的人际纠纷,也许是永远无法理清的一团乱麻。如此棘手的话题,我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把它讲得明白易懂。
    我放弃了最初的想法。但自那之后,“宗派斗争”这一问题从来没有走出我的思绪。我不能舍此不顾。研究20世纪中国的文人,研究这个世纪的文化现象,这个课题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回避的。
    一直困扰左翼文化界的宗派斗争,不管与之有关的人们是否承认,它始终客观存在着。我们的目光大可不必停留在小小的人际纠纷,有的也许不再值得提及,因为那毕竟更大程度上属于个人性情所至,是任何时代都不可避免发生的生活现象。但对于具有代表意义的宗派纠纷,因为它们与政治和文化的兴衰起落、与人的命运沧桑有着密切关系,便包容了巨大的历史分量,所以,纵然难以归纳梳理,也值得花费气力去认识,去解剖。
    问题是它实在太难以把握。这是一个巨大的漩涡,我所熟悉的或者陌生的,我所敬重的或者厌恶的,许多人都在这一漩涡里被动地或主动地滚动着。它还是一个巨大的迷宫,一旦走进,人们便在无休止的曲折小径上行走,陷人一个似乎永远走不出的窘境。拐来拐去,忽东忽西,如此循环反复,如此起伏跌宕。有的人渐渐失去人格的方向,有的人渐渐不能确定自己的位置与动机,一种巨大而无形的力量,驱动着人们不断做出自己也无法解释的选择,走向不可知的彼岸和终点。或者说,根本没有彼岸,没有终点。
    不仅仅如此。宗派斗争意外地成为一帖兴奋剂,在政治口号的背后,激发出所有卷入者的激情和创造性。它仿佛具备一种特殊功能,既毁灭人却也造就人。有的人因它而才华消磨,有的人却因它而具备了才能;有的人因它而命运坎坷,有的人又因它而声名显赫。有的人不能不咒骂它,却在咒骂的同时又不能不陷入其中;有的人希望尽快摆脱它,却又最终只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价值
    我迟迟不能动笔。我担心一管无力而虚弱的笔,不能承受如此分量如此复杂的内容。我更担心,尚未思考透彻就匆匆描述,会让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变得更加含混不清,更加不可思议。
    回首历史时往往就是如此,愈有探讨价值的现象,愈加难以把握。
    但不管怎样,人们总是要面对它,迟早要解剖它。迟早。
    一个早上醒来,我决定还是写写这个题目。
    周扬、冯雪峰、丁玲、胡风,萧军我们视野中的这些人物,幅他们构成的左翼文化界特有的“宗派斗争”现象,其实已经超出了通常对于宗派和宗派主义的定义。一般来说,宗派是指政治、学术、思想、宗教方面自成一派而和别派对立的集团,而宗派主力,则被简单界定为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特点是思想狭隘,只顾小集团的利益,好闹独立性和作无原则的派系斗争。从表现形态上看,半个世纪以来此起彼伏的宗派斗争,当然具备这样一些特征,并因不同环境不同场合而有所不同。然而,这种普遍意义的概括,并不能说明我们面对的特殊现象。就是说,它的色调过于单一,笔触过于规范,绝对不足以勾画我们面对的迷宫,不足以描绘那些漫卷的烟云。
    一切因权力的参与而显示出特殊性。
    按照原有的理解,宗派并非一个贬义的现象,它和“派别”应该是通用的。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需要思想、学术、文学诸方面形成各领风骚的派别,或者说宗派。在一个平等的尺度面前,宗派之争本应是思想的冲撞,观念的交相辉映,而不必借助其他。由此,人类的精神领域,才变得丰富起来,才呈现出千姿百态。好几年前,谈到刊物的个性时,我曾对所谓“兼容并蓄”的方针发表过意见。我认为,一个刊物其实就应该高扬自己的旗帜,明明白白而不是羞羞答答地宣布自己与别的刊物的不同,甚至明白无误地具备排他性。只有这样真正具备个性风格的刊物,才能独树一帜,不至于淹没在洪水一样的刊物中。几十年来,多少省多少城市,有多少个《××文学》、《××文艺》,多少大学,又有多少个《××大学学报》,可是,谁能分得清各自的容貌,记得住各自的特征?一样的“兼容并蓄”,一样的分门别类,一样的文风、学风。没有相互之间风格的竞争,思想的交锋,更谈不上以刊物而形成不同的派别,去进行富有意义的赛跑。
    于是,呈现在历史面前的,是雷同,是单调。雷同、单调,也就意味着风格、思想与精神的苍白。不仅仅刊物,其他很多领域同样如此。
    公开的光明正大的派别之争消失了,与权力相结合的宗派斗争,却以不同方式不同面貌有声有色地进行着。我所熟悉的文化界,正是如此。权力闪耀着美丽的光环,但一旦与无法明说的宗派情绪嫁接,便长成为一棵弯弯曲曲的怪树。树上没有鲜花,却结下了苦果,涩果。
    周扬在更多时候拥有别人没有的权力,他自然成为一个中心。当勾画他的一生时,他的暮年会是重要的,是值得用浓彩的。但我们又必须还原一个完整的真实的他。不管承认与否,在以往那些日子里,他心中的宗派情绪,不断蚕食着感情。思想与理智。他拥有胡风、丁玲、冯雪峰他们所没有的权力,他便有了战胜他们的可能。事实就是如此。当一个个运动突兀而至时,有意无意之间,周扬把个人情绪同政治斗争捆在一起,从而导致与胡风、丁玲等人矛盾的激化,并借助于革命的名义,借助别人没有的权力,把长久的纠纷,画上了一个圆圆的句号。
    没有他那种权力的人们,希望自己也能拥有它,借助它。于是,他们无一例外地把期求的目光投向他们所崇拜和敬重的领袖们。最终,他们失败了。因为,宗派斗争并不是决定事情变化的一切,特别在领袖们那里。可惜卷入其中的人们,无法摆脱个人纠纷的困扰,把思路转到另外的角度。
    开始思考宗派斗争这一问题时,我常常想,为什么它偏偏在左翼文艺界内部最为严重。从鲁迅时代的两个口号论争开始,一直到丁玲与周扬最终的互不原谅,几乎长达半年多世纪。卷入其中的许多人,本应是战友,因为他们从事着同一事业,拥有同一理想。可实际上他们却成为无法和解的对手,其矛盾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其他。
    也许是历史给予他们一个误会。在他们心中,总有这样的自信,自己拥抱了革命和理想,也就拥有了真理,因而只有自己是正确的。时光匆匆,凤云匆匆,他们的词汇中段少“宽容”的字样。过分的自信,产生强烈的排他性,而且以一种鄙视的目光,打量与自己相左的人。
    具备这样自信的人,是没有权威概念的。正是如此,当年年轻的周扬,和一些年轻的左翼作家,才敢于向鲁迅挑战,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掌握着真理,代表着新生的时代。不然,我们无法解释发生的一切。
    这是一个重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开端。由此,政治热情、理想追求、宗派情绪,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体。在权力还没有成为决定思想之争、学派之争命运的时候,与鲁迅的矛盾,仅仅限于文字交锋思想交锋,而且是极有意义的交锋。但是,即使这样,一种被扭曲的情绪,给后来的宗派斗争埋下了隐患。鲁迅派——冯雪峰派——胡风派,名称的变换意味着宿怨的加深和矛盾的复杂化。50年代“胡风反革命集团”、“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等,几乎囊括了所有曾与周扬等人在不同时期有过冲突的文人。丁玲与冯雪峰曾有过热烈的爱情,周扬与她矛盾激化,也许有相应的个人因素参与其中,但我认为彼此之间性格的冲突起着决定作用。
    不管怎样,一旦权力的介人成为现实,以往的种种矛盾冲突,便发生了质的变化,各自的命运也从而改变。
    十年前那个喧闹场景,在冬日的萧瑟中显得离周扬那么遥远。
    周扬躺在病榻上。白色裹着的世界,沉寂无声。
    突兀其来的变故,已经使他无力再继续人生的旅途了。他的思维一日日接近于死亡。类似的场景里,不再可能出现他过去威严的身影。他也不可能再有青年或者中年那样的活力,与丁玲一样感受创造的激情。
    他默默地接近死亡,却永远不会无声无息地消失。他注定成为这个世纪的显赫角色,活着或者死去,都赫然存在着。
    周扬在“文革”后以不同于过去的面貌出现于历史舞台,使一个可能会被人们用单一笔调单一色彩勾画的历史人物,变得复杂起来丰富起来。更容易被人理解,也更难被人理解。历史与现实中巨大的差别,使对他的描述增添许多意味,也增加许多难度。透过外在的形态,人们能看见背后隐匿的世界吗?情况就是如此。不仅他晚年所表现的一切,引起不同的议论和结论,他整个的人生,也从而更具解剖价值,其性格、思想、生平的叙说,更具历史感。
    我一直设想写一本周扬传,可准备好几年,至今也没有动笔。这实在是难以描述的人物。他的性格,他经历的一切,他所活动的背景,似乎远没有到可以洒脱地勾画的时候。和我写过的那些人物不同,我无法深入到他的内心,无法透过他外在的形态,揣摩其每一时刻每一举动的动机。但惟其如此,他才更值得探讨,值得描述。人们要了解历史,或者认识人物性格,他都算得上一个颇具诱惑力的对象。
    在谈论他时,我曾用过“仕途上摇荡的秋千”这样一个比喻(参见《摇荡的秋千》,《读书》1993年10期)。我知道,对于周扬,这种比喻显得简单,但我暂时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概括。对我的比喻,一些我所尊重的前辈表示不能接受。他们认为我没有理解他们和周扬这样一代人投身革命的初衷。那时,是以热血和生命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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