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来一路读-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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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坏悖丫晌戏剿腥说墓彩丁Ｈ冒卜耪ǖ娜说椒ㄍド先ッ娑哉宓氖焙虻搅恕�1977年，在事件发生14年之后，4名嫌犯中的首犯罗波特·强布利斯，首先被起诉，判定有罪。他在监狱服刑8年，死于狱中。1994年，第二名嫌犯死在家中。
2001年春天，伯明翰市第16街教堂爆炸案的最后两名嫌犯的刑事诉讼案同时交到法庭。其中一名，71岁的巴比·切利，在开庭前的最后时刻，法庭确认他有精神问题，没有能力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依法延迟审判。而如今62岁，在38年前25岁时参与爆炸杀害4个黑人女孩的布兰顿，终于被带到了法庭上。
2001年5月1日傍晚，陪审团宣布，布兰顿被判定有罪。根据阿拉巴马州的一项古老法律，法官判处布兰顿四重终身监禁。当年爆炸发生之后，在许多年头里，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布兰顿出门时，即使不顺路，也要绕到第16街，从那个他参与爆炸的教堂前走过。现在，法官一声令下，他戴上手铐，终于踏上了他早就应该去的监狱的道路。
在宣判那天的法庭旁听席里，来了许多和当年4个女孩一样年龄的孩子，他们在家长和老师的带领下，来亲眼见证今天的历史。他们会记住检察官琼斯的话：
真是太迟了。人们说，正义的延迟就是正义的丧失。在今天法庭判决的一瞬间，我不同意这个说法。迟来的正义还是正义，我们得到了它，就在今晚，就在这里，伯明翰。
在任何社会里，都会有罪恶发生。人们怎样对待这样的罪恶，社会怎样对待这样的罪恶，标志着这个社会的集体良心状态。而对罪恶的集体记忆力，是这个社会之集体良心的第一指标。容易遗忘罪恶的社会，必定会一再地姑息罪恶。一个遗忘和姑息罪恶的社会，必定走的是道德的下滑线。38年过去了，62岁的布兰顿终于被绳之以法，没有逃脱法律的惩罚。整个社会对于受难者们恒久的纪念，以及对罪犯不懈的追猎，表现了这个社会的每个人，所有的人，对罪恶的记忆力。只有这样的记忆力不衰退和丧失，社会才可能有正义。今天美国阿拉巴马州对38年前的罪恶的审判，其意义在于它向全社会传递的信息，这信息就是检察官琼斯说的：
披露真相永远不迟，治愈创伤永远不迟，要求一个罪犯承担罪责永远不迟。
第三部分 读书（一）面对生命和信仰的两难处境（1）
前几天，2001年2月21日，美联社消息，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医院为7个月大的男婴，成功地作了肝脏移植手术，在他的母亲身上取下一片肝脏组织，移植到这个肝脏坏死的孩子身上。这一手术的特殊之处是，这是一次不输血的手术，是世界上第一例不输血肝脏移植手术。这次手术成功，立即引起了法律界和宗教界的欢呼，因为这个孩子来自于信仰一种独特宗教——耶和华见证会的家庭。美国法律界和医学界为此已经困扰好几年了。
故事应该从1994年8月28日夜晚说起。在康涅狄格州的斯坦福医院里，乃莉·维加生下了她的头胎孩子。产后，残留在产妇子宫内的一片胎盘组织引发了大出血。医生判断，如果不输血，产妇将失血过多而死亡。乃莉和她的丈夫却都拒绝输血，因为他们的宗教，耶和华见证会，认为信徒不能输血。
产妇在继续出血，生命的机会在一点点地离开。医生必须马上作出决定，拖延就可能是一条人命。医生却仍在犹豫。医生想的是，乃莉和她的丈夫不是不知道后果，他们是明白自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后作出拒绝输血的决定的，这个决定出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作为一个医生，治病救人，但是不能违背病人出于信仰而作出的决定。可是，如果再不下令输血，就要眼睁睁地看着病人在自己面前死去。
护士们无声地注视着医生，等待着决定，输血还是不输血。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医生脑子里响起当年从医学院毕业的时候，每个即将成为医生的人按照几千年的传统，发下的誓言，即“希波克拉底誓言”：“作为一个医生，要尽其所能为患者谋利益。”此刻，什么是乃莉·维加的最高利益，是她的生命还是她的宗教？什么决定更符合病人的真正利益？是病人家庭的信仰还是医生的判断？
时间分分秒秒地在过去，面对这样的难题，医生却难以作主。他做了此时此刻世界上只有美国医生才会做的事情：冲向斯坦福高级法院，要求法官发出输血的命令。这时候是深夜2点钟。
产妇乃莉·维加所信仰的耶和华见证会，是19世纪70年代才创立的一个基督教的小教派，一开始叫守望会，起源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1931年改称耶和华见证会。它的创始人查尔斯·罗塞尔在20来岁的时候想到，既然上帝怜悯世人，可是基督教义里又说有永恒的地狱，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于是他放弃长老会和卫理公会的教义，自创了这个强调启示的教派。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这个教派已经遍布全世界，大约有200多万信徒，其中1/4在美国。我们住在偏僻的美国南方乡下，周围居民大多是保守的农人，却也有一个朴素的耶和华见证会教堂。耶和华见证会以卖力上门传教出名，我们家也来过很多次，通常是衣着整洁的女士、西装革履的男士，黑白皆有，彬彬有礼地表示愿意提供精神上的帮助。我们的邻居杰米老头是老派的浸信会信徒，是南方农村的主流教派。他一提起耶和华见证会就啧有烦言。
耶和华见证会的教义，有些东西很特殊。他们相信耶和华是真神，反而认为主流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主义是异教的偶像崇拜。他们反对偶像崇拜。这就引出了耶和华见证会在美国司法史上名气很大的几个事件。40年代和50年代，耶和华见证会家庭的孩子，在学校里升国旗的时候，拒绝向国旗敬礼，认为向国旗敬礼是偶像崇拜。学校欲给予停学的惩罚，他们却坚持自己的信仰。这一冲突闹上法庭，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为这样的案子数度反复，几次作出裁决。最终裁定，耶和华见证会信徒的宗教信仰必须得到尊重，强迫他们的孩子向国旗敬礼是违宪的。
耶和华见证会看上去有点怪异孤僻，同政府和其他教派的关系都不很友好。他们坚决不和政府有任何瓜葛，认为世俗政治和政党活动都是魔鬼撒旦的诱惑。对于信徒的行为，他们有很高的道德标准，穿着严肃，举止有礼。他们反对离婚，认为那无异于淫乱。他们的教义里还有一条，那就是，他们根据《圣经》认定，输血是教规所不能允许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决不会同意接受输血，无论是全血还是血制品，一滴都不行。全美国所有的医生都知道这一点，这是他们的宗教信仰。过去，在美国司法史上，他们为争取自己信仰的权利，曾经表现出过令人刮目的勇气，他们所赢得的几个案子，是美国最高法院的里程碑判例，进入了美国学校的教科书，妇孺皆知。现在在美国，谁都知道，不管你是不是认同他们的教义，不管你是不是讨厌他们，他们的宗教信仰必须得到尊重。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对生命和死亡作出自己的解释。耶和华见证会的解释也很独特。他们相信有“世界末日”。对于他们来说，有时候，死亡只不过是一次超脱，信徒可以再生。他们相信只有合格的信徒才能躲过末日之灾，得到拯救，最后生活在永恒的地上乐园里。所以，死亡并不可怕，做一个合格的信徒却是最要紧的。
美国医院在病人入院时都要认真了解病人的宗教信仰。我最近在地里割草的时候出了个小事故，到医院接受手术之前，护士就一本正经地问我，有没有什么宗教倾向？一开始我还真愣了一下，没想到宗教倾向和我的手术有什么关系。乃莉入院时就签署了拒绝输血的文件。这就是医生要冲向法院请法官下令的原因。
可以想象，半夜2点要找到一个法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许是因为人命关天，也许是病人的状况根本不允许再犹豫拖延，法官深夜作出了紧急裁决，允许该医生可以在未经病人同意的情况下，施行输血。
在总共输了7品脱鲜血以后，乃莉·维加的生命得救了。母子均安好健康。可是，事情还刚刚开始。对于乃莉来说，血管里流着别人的血，这就违背了她的信仰。如果照此办理，往后其他教友的信仰就无法保证。她向上诉法院提出申诉，控告医院侵犯了她的宗教自由权利，要求推翻斯坦福法院的深夜紧急裁决，禁止医生在未经病人同意的情况下，违背病人的宗教信仰给病人输血。
医院方面提出，这一指控已经过时。医生是得到法官命令才输血的，现在病人已经康复出院，不再存在侵权伤害。上诉法院同意，不予受理。
乃莉·维加向州最高法院上诉。
第三部分 读书（一）面对生命和信仰的两难处境（2）
1996年4月9日，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作出一致裁决，裁定斯坦福医院违反了个人之身体有权自主决定的法律传统，侵犯了乃莉·维加宗教信仰的宪法权利。大法官们指出，不管医院拯救人命的情况是多么紧急，不管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规范是多么崇高，这些都不能压倒乃莉·维加保持自己身体和精神完整性的权利。只要她充分了解事情的后果，并且有能力作出决定，那就有权根据自己的信仰作出决定。
州最高法院说，同样的情况以后还会发生，所以医院需要法律上的行动指南，怎样处理病人不愿输血的情况。医院方面的发言人在州最高法院裁决后说，医院和医生认为，他们是根据病人的最好利益而采取措施的。正因为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所以才要求法官下令，以得到法律上的指导。
有些人不同意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乃莉·维加的宗教信仰固然必须得到尊重，但是医生出于“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救死扶伤的信念也应该得到尊重，那么，生命和信仰，到底什么更重一点？医生的职业道德要求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见死不救。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死去，明明可以救活而不救，这不就违背了医生的誓言吗？病人来到医院，却又不让医生输血，强迫医生看着病人死去而无所作为，自己的信仰固然得到了尊重，但不就是强迫医生违背医生的誓言了吗？
但是，对于州最高法院来说，这里不仅有生命和信仰孰轻孰重的问题，也许这个问题是永远无法回答的。对于法律来说，法律必须回答的是，谁来作出这个判断，谁有权作出这个判断。在这个特定案例中，生命和信仰都是属于乃莉·维加的，生命和信仰的轻重，只有乃莉有权决定，别人不能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强迫乃莉接受。如果生命和信仰两者只能取其一，那么，只有她自己来决定，要生命还是要信仰。如果允许别人强迫她接受他人的判断，那么，宗教信仰的自由就岌岌可危。
可是，真的面临人命关天的时刻，耶和华见证会信徒拒绝输血的宗教信念到底是不是重于挽救他们的生命，这个问题仍然折磨着必须作出决定的世界各地的医生。这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这更是一个法律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两难问题还常常被推到法官面前。
2000年9月，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一个15岁女孩必须接受肾移植手术。她和她的父亲都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都明确表示拒绝输血。医院表示，病人的宗教信仰将得到高度的尊重，但是他们在手术前向法院申请一项命令，允许在手术过程中，必要时为病人输血。法官应医院要求发出了这一命令。
2000年10月，美国弗罗里达州，一个23岁的耶和华见证会信徒跌倒受伤，在送往医院时，他明确表示不接受输血。3天后，他进入昏迷状态。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必须输血。他的父亲，一位天主教徒，向法院申请允许医生输血的命令。他知道输血违背他儿子的信仰，但是面临生死问题，他说，“我只希望我的儿子活着，快快乐乐，即使以后他得知真相后不愿见我，不再和我说话。”法官应这位父亲的要求，发出了允许输血的命令。
也有法院作出和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相同的裁决。在日本东京，一位耶和华见证会的女病人控告医院，在手术过程中违背她的宗教信仰给她输了血。日本最高法院维持了东京高级法院的裁决，命令医生为侵犯病人的宗教信仰而赔偿55万日元。
在莫斯科，1998年9月，根据禁止煽动仇恨行为的教派的法律，莫斯科市检察官起诉耶和华见证会，指控这一团体毁坏家庭、制造仇恨、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