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第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啵筒苎┣哿粝碌牟牧舷啾龋孟喾础５牵乙驳Ｐ模绻霞铀骰够钭牛谒粝碌恼饧复蠹浞课莸牟莞逯校灰恢赋鏊堑淖既烦绦蚶矗彩抢训摹＜偃绫霞铀鳎背跷撕笕说难芯抗ぷ魈峁┓奖悖槐呋槐呒浅鏊堑墓汤矗铱矗蟾乓不怀龀晒Φ淖髌防戳恕Ｒ虼耍床苎┣鄱浴逗炻ッ巍返墓顾肌⒊醺濉⒏母濉⑻芮宓那榭觯冶憔×恳阅芄煌怀鏊乃枷胧抵实墓汤醋餮≡瘢踔烈右孕楣埂Ｍ保野选逗炻ッ巍纷畛醯牡妆荆稍谥庹耐飞稀Ｕ馕以凇肚把浴防铮丫髟谙攘耍饫锞筒辉偎盗恕�
我曾说到，我要在《曹雪芹》续稿中，引进戴震来。不过，你不要担心，我不会搞得喧宾夺主。你更不要担心，我让戴震来谈哲学论文。但是，塑造一个哲学家的形象，尤其要用写意的笔法。大笔勾勒出来，恐怕更难。在曹雪芹和戴震两人中间，我竟然想到了古代传说的王子与贫儿的故事。从曹雪芹的家世和他所写的《红楼梦》来看，他似乎生来就如同王子中的王子。而戴震，生来确实是个地地道道的贫儿。
一个王子，一个贫儿，在那个时代，在他们各自特定的环境中，居然具备了同等高度的哲学思想，这不能不引起我强烈的要探索他们的愿望。这也就是我要在《曹雪芹》的创作中，引进戴震的主要原因。
戴震是一个小布贩的儿子，据他的学生段玉裁的记述，说他十岁才会说话，在村塾读书，便和老师问难。稍长，精通数学，讲求实用，还做过龙尾车等一些器械。因为受族人欺负，才跑到北京来，教家馆做编辑，一生贫困。但是，他的哲学思想，实在是集了前人的成果，在人类哲学史上，都要站在光辉的前列。他也许没有王夫之那么博大雄浑，但他深刻精辟，确实超过前人。
我在文献中，没有发现曹雪芹和戴震有会面的情况，因此，我也不打算虚构他们有任何相会的场面。反之，我认为这样处理，会更激动读者的心灵。看过脂批的人，都会感到“一芹一脂”，已经表现出很多可感的情节，如果曹雪芹能和戴震相会，那该有多么好呀！但事与愿违，事实并不按照这个公式进行。请恕我不妨在这儿用一句套语吧：
“读者至此，不禁掩卷唏嘘者久之！”
我们都知道，曹雪芹是反儒的。《红楼梦》中借宝玉的口说，“四书”是不读的，只要记住“明明德”这几个字就行了。这决不是随便说的，在这个观点上，他和戴震寻到了共同的观点。很可能由于这一点，他才认为孔夫子是“亘古一人”的大哲学家。
我在《曹雪芹》上部描写曹雪芹在平郡王府做福彭伴读的地方，匾额上题“在明明德”，又形容那个地方是“亚”字形建筑，就是为将来曹雪芹对这几个字的解释作的伏笔。
分析这个“德”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呢！我收藏过一颗春秋时代的古印，可以看到“德”字“心”的上边，也是个“心”字。我们现在写作“”的，实在是“心”的象形。那颗古印，下边的这个“心”，作“二”，（秦碑“大夫”两字写作“大二”，与此正同。可见德字原是两个心字的复合，行的偏旁是后加的）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关于这颗古印的描写，也会在《曹雪芹》续稿中出现。“德”最初的含义，不是我们现在通行的道德、德行的意思，而是指元素，或事物本来的性格特征。心、性、德的字义是相通的。曹雪芹特别指出“明明德”这三个字来，不是顺口一说就算数的，而是道出他精湛的思想实质和对孔夫子的理解高出同代人。
傅青主是受老庄影响的人，他对生死的概念，都是以庄子的概念来对待的。他立的“遗嘱”，摈弃儒家的一切规矩礼法，表现出他的思想光辉来。傅青主对当时的儒家骂道：“狗奴才，眼里容不得一个老子！”（旅行期间，没法核对原文，我想原意是不错的）以这样的礼貌来对待儒家，为老子争地位，这不能不说是很出色的行动。那么，在《红楼梦》中，以“明明德”这三个字来扬弃“四书”的其他部分，这不能不说是更加出色的行动。好了，关于这个问题，将来有机会再作长谈吧！
最后，我想和你谈一个问题。这就是与曹雪芹家世、身世有关的三个皇帝。
大家都知道康熙这位皇帝是很有眼光的，他看到由西边来的一股力量，要对中国成为威胁，他警告过他的臣民，并且励精图治，切实充实自身的力量。
康熙的所作所为，从他八岁登基以来，到他六十九岁驾崩，都得到“好皇帝”的美称。而雍正则不然，从登基到死，仅仅十三年，总有流言蜚语跟着他。我对清史没有更多的研究，只有一些东鳞西爪的知识而已，但我总想为雍正说几句话。
雍正不许造大屋、盖庙堂，这是他严守不渝的。他没有大摆排场地巡游，他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见他是很重视休养生息的。他纵观过去的历史，他最担心的是他死后，他的兄弟会推翻他儿子的皇位，夺权自立。因此，他要在他手上，清除这些政敌。当然，有民族思想的文人，他也决不轻轻放过。这些问题，都要放在历史的范围来考察，才会得出相应的结论来。
三个皇帝中，在中、下卷里，我写乾隆较多。乾隆和雍正相反，他几下江南，几番征战，大造离宫……能有这等雄厚的物质力量来供乾隆运用，无疑是雍正休养生息政策的结果。乾隆的外交政策、统治思想，以及他的作为和他的生活，都会有些触及。
总之，我对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代皇帝，都感兴趣。我本来想从曹寅写起，这当然就会有大量篇幅写到康熙。但那样就会拉得太长，所以只好从康熙死写起。本来，我怕我的身体不好，精力照顾不及，只打算写曹雪芹的青年时代，如果还有余力，再写他的晚年，这就是原来计划写五十万字的原因。后来由于健康有所好转，才决定从他的童年时代写起，也就是现在的上卷部分了。
目前，我正在写中卷，计划写三十万字左右，主要写曹雪芹的青年时代。如果再没有其他插曲，年内可以写出来。明年底完成下卷，也就是曹雪芹的晚年部分。任务还是艰巨的，特别是对我来说。不过，在大家的鼓励和帮助下，我相信还是能完成的！
不多写了。祝
夏安！
1980年7月29日于松花江畔友谊宫
（原载《鸭绿江》，1980年8月第9期）
《曹雪芹》友声
在我写长篇小说《曹雪芹》时，得到各方面的关切和鼓励。有的是来自遥远的边疆，有的是来自多年失去音讯的好友，有的是来自没有见过面的新人，有的是没有留下地址的关怀……
这种洋溢的热情，对我确实是最大的鼓励，也是最有力的敦促。
古代的哲学家庄子说过：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一个人最多也不过活到一百岁左右吧！在抗战期间，组织过“老子军”的一位长者来看我。从谈话中，可以断定他知道得并不能算少；最近，我又收到朋友寄给我的一位将近百岁老人写的回忆录，一个世纪的亲身经历，也不能算少。但多和少都是相对的。一个人的生命活动，总是局限于一定空间和时间的。在“诗经”时代，中国人就赞美友情，就懂得“求春友声”是共鸣的表现。在生活中，忽然闯进一位新客人，通过交谈，引为同调，这例子并不少见……因为人际关系，重要的是“了解”。
一个人的实践，必须和别人的实践联系起来，视野才能阔大，思路才能活跃，才能从“有涯”中得到克服，才能向“无涯”中去靠拢……
俗语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只要我和别人同行，就不止三人了，那么，可师的也就更多了。这还不止是倍数的增加，而是乘方的增加。
那么，在我借此机会向新老朋友表示感谢的时候，摘录二三事例，以公同好。虽然事先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但是为了要说明我上述的意思，我想他们也不会提出异议的吧！这也正表明，只要是光和热，不但自身随时随地会散发出来，同时也会激发别人的光和热。
大概关心《红楼梦》的人们，都知道近年发现一些与曹雪芹有关的东西。其中，最引人关切的，就是所谓“脂砚斋”的脂砚。我的老友是一位海内著名古砚收藏家，脂砚正是在他手中流传的。他告我这脂砚的经过，说它不真。
另外，他来信中还提到一些事情。提到我的老师吴宓先生写川剧剧本《晴雯》的经过。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很关心我这位老师的遭遇，便到处打听他的消息，几经周折，才知道他1975年在他妹妹家中逝世。现在才又得到这条线索。以前我看过昆曲《晴雯》，无疑，这是一个卓越的剧目。作者是以自己的心血，浇灌出的一朵焦骨牡丹。可是多年来，便有风刀雨箭严相逼迫，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得重返枝头。
现在，才知道川剧也有了这个剧目，是由吴宓先生写的。这时，古月堂的晨夕，珞珈山的风暴，像八月江潮般都来眼底……我的眼睛虽已湿润，但还能辨认得出，老友的信上写道：
“……旧友中，吴宓是以哲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的，数十年坚持不变（从1919—1975）。但是，数十年无人注意，著作未出版，积稿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烧毁，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重庆川剧团最近上演《晴雯》剧本是以老兄在1941年前后写的《晴雯》话剧改写的。非常好，……兄剧本原件，是我供给吴的，吴也说兄原作写得好，见到兄《宝玉新释》，偶然想及此事。我们很久未见面，但兄自1977年以后在上海《文汇报》等发表的文章，我都读过……”
又有广东朋友从锦岩东麓寄来的信上写道：
“明末陈岩野先生，当扬州十日之后，在顺德锦岩岗揭竿而起。后来，不幸在广州郊战献身。乡人为了纪念他，就在岗麓旧址，筑衣冠冢，道旁植相思树为念。上次寄上的红豆，是早时捡藏下来的，现在冢存树毁。有些文字说它就是台湾相思结的豆实，这恐是误会。后者，到处都有，攀枝附干，很少成形，只能成丛。作风景时，开黄花，豆荚窄细，子实褐色，无光泽。倘使是一物，那福彭不会看中它，小五爷也不会拿它做饵了。童时在上海，有一种专供孩童买吃的，青蛙或小甜面包，双睛是嵌上红黑两色中分的红豆子，很惹人欢喜。粤语称作相思豆。中秋月饼中也有用来作鲤鱼饼的双睛，这不是红豆，如果大妞绣架上龙睛嵌的红黑分明的小豆子，那件龙袍只合舞台上诈醉斩郑恩的老赵穿了。赤豆在广东也称红豆，但这三者不会混淆，主要是合嵌骰子的，从来没听过论斤两买卖，那九十九颗，实在也难为胡发了。拿红豆镶嵌饰物，现在甚少见了，有，也是上了年纪用作纪念而已，赶时髦的谁不追求钻玉？”
这位老友把两粒红豆从陈岩野墓旁的相思树上摘下来寄赠给我，现在摆在案前，树已被毁，这仅存的硕果，就更加牵引我思绪万千……
另外一件事，就是一位没有见过面的朋友，从戴震的家乡，给我寄来了有关戴震的史料。为我塑造这位大思想家的形象，提供了便利。在我写了《宝玉新释》之后，又得到他寄给我的安徽劳动大学、徽州地区、屯溪市戴震著作选注编写组整理出来的《戴震传略》打印本。在这篇传略的结尾上，有这样一段话：
“据段玉裁回忆，戴震写《原善》，开始于离家前后，完成于避难生活结束后的1766年，历十多年之苦难。在反动势力的迫害下，在阴森恐怖的社会里，戴震没有退缩，而是顽强地、巧妙地向着封建反动势力斗争，这种战斗的性格，正是他同时期伟大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的共同性格。”
这个结论，对我把曹雪芹和戴震放在一个戥子上来称，更增加了信心。他们从思想和性格上作出的判断，为我在形象思维方面，寻找到了共同的依据。
…………
友声，对我今后创作《曹雪芹》提供了可喜的助力。
走进深山老峪的樵夫，听到啄木鸟的声音，也会感到亲切。何况，不仅听到了足音，而且还听到了友情的呼唤呢！
…………
1980年7月18日于北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