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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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论者中，有人怀疑这一段董、袁较量，拷问袁绍怎么能、怎么敢当面抗争。他们不太了解，从袁绍方面看，至少三个因素使他能为敢为。其一，袁家一门四世三公，势倾天下。袁绍的高祖袁安、曾祖袁敞、祖父袁汤、叔父袁逢都官至司徒、司空，叔父袁隗更两任司徒，光熹元年（189）正以太傅之尊，与大将军何进参录尚书事，为董卓所面对的东汉中央最高官员。袁绍如此之树大根深，根红苗壮，决然非鲍信、丁原所可比拟。其二，袁绍任中军校尉之前，官至虎贲中郎将，两个职位都是“比二千石”武官，相当于现今“正军职”将领。按汉代官仪，将军不常置，“皆主征伐，事讫皆罢”。通常位比“三公”的将军，第一是大将军（有的位在“三公”之上），其次骠骑将军，其次车骑将军，其次卫将军；位比“九卿”的将军，为前、后、左、右将军。中郎将和校尉冠名不一，却是常置，担当京师内外典卫的重任。在蹇硕死后，“西园八校尉”尚存七校尉，袁绍由位居第二升至位居第一，实际上是禁军总指挥，确有实力背后支撑，所以他有恃无恐。其三，袁绍其人姿貌壮健，性好游侠，重名声，爱死士，决不肯轻易人前充软蛋。对于行武出身的边将董卓，他保持着心理优越感，心想要是当初没有我向何进进言，你这个武夫只配在边塞嚼羊肉泡馍，哪能出人头地，跻身中央？我老袁也是“健者”，你老董岂能独专？所以他能，他敢。而从董卓方面看，立足刚稳而羽翼未丰，对于袁绍还有兵权，袁隗还在位上，袁氏门生、故吏满天下，暂时还不能不有所忌惮。假若袁绍这一横揖而去之后，选择的是立即引禁军决一死战，很难料双方鹿死谁手。只不过历史从来不会附庸假若，袁绍选择的是赶紧逃往关东，这就给董卓独揽朝纲、祸乱西京扫除了障碍，提供了方便。
董卓随之采取了一系列雷霆手段，演出了一系列自西汉开国400年来，地方军阀入主中央，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暴虐活剧。第一手，于当年九月会集百僚，径直宣布要废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敢沮大议”者“以军法从事”。公卿以下莫不被他震懵了，是也不敢说，不是也不敢说。尚书卢植凭着老资格，勉强说了几句不当废立的话，就差点被杀，结果免官归隐上谷。位极人臣的太傅袁隗不但“如议”，而且不耻扮演帮凶的角色，在崇德殿上解除刘辩的玺绶奉给刘协，并扶刘辩下殿北向称臣。九岁的刘协上台，是为献帝，改元为永汉。这个事实上的“儿皇帝”先受制于董卓，后受制于曹操，一直当到曹魏代汉，其在位充当任人玩弄的傀儡之日，刘姓汉室的“苍天”实际上已经“死”硬了。第二手，鸩杀何太后，清除何氏家族势力。这就拔掉了东汉末年官僚士大夫以及“清流”名士们所依附的政治旗帜。加上先前二袁已诛除宦官，至此，贯穿东汉一百多年历史的外戚、宦官两大势力交替专权的局面宣告土崩瓦解，而代之以军阀专权，割据纷争。第三手，把朝政大权高度集中到自己一人手里。改元之始，董卓就自封太尉，晋爵郿侯，握住了军权。随即又作相国，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三公”均在其下，形同摆设。从他被何进征召，到成为事实上的最高大权在握者，只用了93天。就其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专擅自恣，从心所欲而言，后之曹操实为“小巫”。第四手，外示宽柔“以从人望”，进一步平反“党锢”冤狱，起用了一批“党人”名士如蔡邕、荀爽、陈纪、韩融担任朝官（如果不应召就以“我能族人”相威胁），外放了一批朝官重臣如韩馥、刘岱、孔伷、张咨改任牧守，妄图让内外官僚莫不仰其鼻息，认同为董氏之官，而非汉室之官。甚至对袁氏兄弟和曹操也不计前嫌，拜袁绍为勃海太守，袁术为后将军，曹操为骁骑校尉，颇有点“海纳百川”之概。第五手，巩固关中作根本。董卓不仅招抚了西凉豪强韩遂、马腾，而且收服了关中地区潜在的政敌左将军皇甫嵩和东兆尹盖勋，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后院”。加上在朝中自任太尉，朱儁为副，当初镇压黄巾起义最大的两位“功臣”都在其节制之下，满朝文武谁敢仰视？董卓于是“威震天下，所愿无极”，对宾客说：“我相贵无上也！”代汉之志可触可摸。只因为关东联兵讨董卓事起太急，他才没有来得及黄袍加身，另立“黄天”。
作为一个深受羌胡文化熏染的关西军阀，董卓比之于后之曹操，又有他野蛮性、掠夺性、破坏性的另一面沉疴痼疾，注定他变不成成熟的政治家。杀人夺权，痛快淋漓，不愧为在实质上最终确定刘姓汉室“苍天已死”的清道夫，却不会稳定人心，恢复秩序，注定他虽有另立“黄天”的政治野心，但很快就充当了自己政治生涯的掘墓人。东汉将近200年皇业积聚，京师贵戚宅第相望，财贿殷实，本来是他从未遇到过的可资更图发展的雄厚物质条件，他竟全然不知珍惜。进入洛阳后，他就放纵他的西凉军大肆烧杀抢掠，谓之“搜牢”。按《后汉书·董卓传》引李贤注，“搜牢”就是“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连帝后陵寝、公卿冢墓也不放过，公然发掘，掠取其随葬珍宝。西凉军都如饿虎一般凶残，随处奸淫妇女，就连宫中的公主和侍女都不能幸免。董卓还下令，将看社戏的民众尽行屠杀，男人割下头来计军功，女人掳回军中作营妓。又下令椎破秦时所铸铜人、钟，毁坏汉时所铸五铢钱，更铸为小钱，直接导致物价腾飞，一斛谷价涨至数十万，居民基本生计蒙受巨大的损失。
搜刮得来的钱财珍宝，都运往郿县，他在那里修筑了巨坞，高厚均为七丈，与长安城等，号称“万岁坞”。郿坞屯集了30年军粮，23万斤黄金，八九万斤白银，还有积如丘山的锦绮纨素和珍宝奇玩，董卓自诩为“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后汉书·董卓传》）。如此大掠夺，大破坏，必然造成天怒人怨。董卓自以为得计，殊不知种种暴行，累累血债，已经使他变成了天下公敌，反董联盟很快形成。
献帝初平元年（190），关东（陕西潼关或函谷关以东）地区拥有部属军队的州郡长官推举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联合兴兵讨伐董卓。联军总数达数十万众，袁绍与河内太守王匡驻在河内郡（郡治在今河南武涉西南），从北面威逼洛阳；豫州刺史孔伷驻在颍川郡（郡治在今河南禹县），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以及行奋武将军曹操驻在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从东面威逼洛阳；后将军袁术以及长沙太守孙坚，从南面包抄洛阳。方其时，黄巾起义军余部十余万人，也进入了河东郡（郡治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呈现可能卡断洛阳西路的进军态势。面临四面合围之虞，颇富军事经验的董卓尚能应对，决计迁都长安以化解合围险情，并且凭借着崤函险固和关中富庶以与联军对决。他挟持献帝西迁长安，把朝政委托给司徒王允暂时处置，自己则回到洛阳坐镇指挥，布置构建了一个三面环形防线，摆出决战决胜之势。同时也作了丢失洛阳的另一手准备，下令烧毁宫廷、官署和洛阳周围二百里内民宅，洗劫粮食财物，强迫数百万官属、民众一并西迁，来了一个“三光”（烧光、抢光、迁光），不给联军任何遗留。又毒杀废帝刘辩，收斩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尽屠太傅袁隗、太仆袁基等袁氏在京亲眷五十余人，连尺口婴儿也不放过，以打击联军在朝势力。由于董卓的倒行逆施，西迁路上“积尸盈路”，“二百里内家室荡尽，无复鸡犬”，古都洛阳的建筑、文物遭到极大残毁。曹操后来在《薤露》一诗中如实写道：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一个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非常时期，就这样地开始了。
讨董联军三条战线中，以东线人马最多，本来可以乘势挺进。
然而，“军合力不齐”的各路军阀畏惧西凉军的悍勇善战，不敢领先发动进攻。当时曹操刚逃出洛阳未久，所募部众只有5000人，虽顶着个“行奋武将军”名号，毕竟不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将军，只是代理而已，在联军中人微言轻。他看不下去，慷慨建言：“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但却无人加以响应。曹操只好率领所部孤军独进，在荥阳遭遇董卓部将徐荣，血战失利，士卒死伤甚众，连其本人也为流矢所中，所乘战马同样受了伤。幸而从弟曹洪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才得以趁夜遁走，保全性命。回到酸枣时，发现联军将领正置酒高会，根本没有作战欲望，不禁大失所望。曹操责备他们说：“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军耻之！”仍然无人加以理睬。曹操万般无奈，只好与夏侯惇等赶到扬州募兵，然后到北线的河内郡去投奔袁绍。其后不久，酸枣一带的粮食全被十几万东线大军吃光，联军随即土崩瓦解，各路军阀都带着本部人马返回各自的地盘去了。东线不战而自行瓦解，无异于助了董卓一臂之力。董卓以疑兵佯渡平阴渡（今河南孟津东北），自己亲率精兵秘密疾进，从小平津（今河南平县北）北岸猛击王匡所部的侧后，造成王匡全军覆没。于是乎，联军三条战线，只剩下南线一条战线。
南线的联军首领虽是袁术，坚决率军讨董的关键人物却是孙坚。先前中平三年（186），孙坚随司空、行车骑将军张温出兵西凉讨伐边章、韩遂时，曾与董卓同僚，即已发现董卓轻上无礼，沮军疑众，应召稽留，建议张温即斩董卓，未得采纳。这一次参与讨董，他立即率军进至鲁阳，接受袁术指挥，袁术遂表孙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首战在梁（今河南汝阳西南）东遭遇徐荣所部，失利受创，只带数十骑溃围而出。但他毫不气馁，迅即收拾残部，重整军容，在阳人（今河南汝阳东北）大破董卓麾下胡轸、吕布所属5000人马，斩其都督华雄（《三国演义》移花接木，将斩华雄之功记到关羽头上），取得了联军第一场胜利。当时有人离间，对袁术说“坚若得洛，不可复制”，袁术疑忌孙坚，不肯补给军粮。孙坚星夜驰见袁术，以刀划地，痛切陈言道：“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仇。坚与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将军受谮润之言，还相嫌疑！”袁术理亏难对，才调拨了军粮。董卓惮畏孙坚的勇猛豪壮，派部将李傕往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