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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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一则英文剪报：Father not disturbed（《父亲巍然不动》）。
1950年9月26日
附录《华侨日报》9月25日的文章，文章提到“胡适被自己之儿子声讨为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
1950年9月28日
胡适收到两位朋友转给他的胡思杜批判他的全文——《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分别刊于《大公报》和《工商报》）。
1950年10月4日
附录一则剪报：Danger zones，No freedom of silence（《危险地带——没有沉默的自由》）。
1950年11月11日
“……（侄儿）思猷某日在芜湖共党干部开会时，说了许多话。散会后，人就不见了。芜湖公安局宣布他是自杀的，并且留有遗书给他的妻子庆萱，但庆萱没有看见这遗书，也没有找到尸首。”
1951年2月24日
江冬秀收到亲戚的一封信，署名“弟友生”。“但此信明明是受他人逼迫，抄了别人所拟好的信稿，寄出来向我作宣传的！”（胡适）
1951年11月26日
附录《什么立场？为谁服务？京津高校六千人改造思想》：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十二日电＇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一个月来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领导下，已经有了初步的成绩。参加学习的教师已从三千多人增加到六千一百八十八人。部分学校的职员也参加了学习……北京、天津高等学校的学生对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表示极大的关怀和兴奋。许多学校的学生都向教师提出了他们的意见和希望，帮助教师反省和批判……
1951年12月7日
附录11月30日香港《大公报》上的一则报道——《北大南大教授分别座谈控诉胡适，检讨张伯苓》。
1951年12月10日
附录《京津高等学校教师的学习运动》一文。值得注意的是，这则剪报出自储安平主编的《新观察》杂志。
1951年12月17日
附录《控诉胡适批评自己——北大教师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1952年1月3日
附录1951年12月22日刊于《大公报》的《从我自己看胡适》（顾颉刚）。在该文中，经过改造“认识了改良主义无益有害”的顾颉刚指出，“这二十年来，我陆续发现了胡适的种种毛病……现在觉悟到应该严格分清敌我，所以我确认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的敌人，唯有彻底清除他散布的毒素，才尽我们的职责。我们是如何的光荣，能受毛主席的领导，走上正确的思想道路”。
1952年1月9日
附录一则英文剪报：Hu Shih——Red's new Target（《共产党的新目标——胡适》）其中写道，“胡博士的书在全国被禁。与此同时，各地方所有出售共产主义的书籍杂志的书店都停止销售胡适的着作……用一位敏锐的观察家的话来说，反胡运动是‘性格暗杀’。他指出，敌人痛恨胡是因为他是正统的中国生活观和世界观的代表，而这两者与共产主义理论恰好是对立面”。
1952年1月20日
附录一则剪报。《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发表文章，污蔑“胡适这个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爬上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典型。他爱出风头，热衷名利，矛盾善变，走上风，往上爬，爬进买办资产阶级的营垒，成了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反革命派。据胡适的一位老同学告诉我：胡适留学美国，原是学农的，到辛亥革命成功，他说他‘有做大总统的希望’了，就弃农改学文哲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写过《为国家求饶》的王芸生和储安平一样，都是旧中国了不起的媒体人士。然而，相较而言，储安平保持了自己的风骨。储安平的《观察》变成了《新观察》，但是储安平却是旧人一个，保持了自己的人格，所以他能批评“党天下”。王芸生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抗战一胜利王芸生就表示：“我们建议政府要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政府可以先做一件事》，1946年9月18日）当《大公报》记者因采访学潮而被逮捕时，他义正词严地抨击了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并尖锐地指出：新闻检查不仅有“掩饰罪恶，包庇顽邪”的作用，而且还会“使政府与人民都受了蒙蔽……使报纸丧失了信用”；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撒谎欺罔的责任”就只能“由执行新闻检查的政府一肩承担”了（《逮捕记者与新闻检查》，1947年6月）。然而解放后，虽然《大公报》没有改为《进步日报》，但是1949年到1952年，《大公报》的发行量从16万份急剧下降到6万多份，广告收入减少了60％。王芸生以阶级斗争的理论为武器，不断地反省、检讨、自责、自污，并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学习以及各种社会活动。而在1931年，胡适在《后生可畏》一文中曾经赞扬《大公报》“不但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纸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而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原因是《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此外，1952年1月8日胡适的日记里有一则剪报，作者是美国专栏作家George E。 Sokolsky，对胡适最近被批判进行了回顾。他写道，“胡适对现代中国之贡献可与但丁、薄彻丘、彼特拉克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之贡献媲美。他沟通了古代与当代。他用人民的口头语言（而非古汉语）创作诗歌。他的《中国哲学史》（卷上）风靡中国。他编辑出版的大量小说，在中国广为流传，家喻户晓，被人们称为‘文学革命’之父。他早年就学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受到威廉·詹姆士和约翰·杜威的影响，并将美国的实用主义带回中国。无论人们对实用主义的看法如何，胡博士没有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中，而是成为一个勇于身体力行的人，对他的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谈到胡思杜对胡适的批判时，这位专栏作家写道：“读到这篇令人伤感的文章（指胡思杜的公开信），不禁想起约翰斯维夫特上尉结束在匈牙利的监狱生涯后对记者说的话。他说‘这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这里不可能发生这种事’这两句话应该从英语语言中删除。”
事实上，从1949年开始，京津地区高校和文艺界陆续掀起整风和批胡运动。北大副校长汤用彤、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清华哲学系主任金岳霖以及梁思成、朱光潜、费孝通、顾颉刚等名教授都纷纷着文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1954年12月9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三点建议》说：“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郭是五十年代大陆抵胡的主帅，他在1954年11月8日接见《光明日报》记者时说：“我们在政治上已宣布胡适为战犯。”其后一直到文革，作为“买办资产阶级代表和唯心主义代表”的胡适终于被轮番批得千疮百孔。
1949年11月，胡适在台湾以发行人的身份出版了《自由中国》。《自由中国》标榜自由、民主，讨论的问题从理论到实际，其根本主张是言论自由和建立反对党。应该说，胡适的这些主张对于台湾当权派同样是致命的。蒋介石将胡适的思想视为其潜在的敌人，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先是散发一些批胡反胡的小册子，比如《胡适与国运》《向毒素思想总攻击》。后者第一条即是：“有一种叫《自由中国》的刊物，最近企图不良，别有用心，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滥调，以达到颠倒是非，淆乱听闻，遂行其某种政治野心的不正当目的。”
1930年4月，胡适曾写信给杨杏佛，称“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五十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旦欢迎之至”。说这话时，他大概不会料到，1957年，儿子胡思杜被划为右派，后自杀身亡。胡适痛失骨肉，“思杜”的希望化作一缕轻烟。历史以其特有的残忍将胡适的自由主义大旗扔进了虽前仆而无后继的悲观处境。江冬秀常抱怨，“胡适房间里给死人的地方多（胡适爱藏书），给活人的地方少”。事实上，胡适彼时，凄凉晚境，已经无人思为他挺血肉之躯，更不会如他改写的《西游记》第八十一难“观音点簿添一难 唐僧割肉度群鹰”般割肉喂了小鬼，一切苦难只得由他自己去担当了。
读书人一声长叹！2001年，我花了半年时间通读《胡适文集》，时长痛短痛，嘘声震壁。盖是因为以下胡适诸多理论，几十年后当年曾经敌视他的政府，无论台湾当局还是中国大陆都在悄悄地实践着：文人小说下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适的真理观：见七十年代末中国结束“两个凡是”所引发的真理标准讨论）；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胡适版“摸着石头过河”：几十年后见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实用主义：见于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的多元论：见于2001年中共“七一”讲话，意识形态之争开始放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
充分西方化（中国改革开放，充分世界化）；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仍是教育（“再穷也不能穷教育”）；
把国民党分成两半或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实行民主政治（胡适的两党制设想几十年后在中国台湾实现）；
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国民党放弃党政与训政走向宪政，新中国成立近四十年后中国农村出现海选及其他民主试验）；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台湾解开报禁）。〗
胡适说，“生命的意义就是从生命的这一阶段看生命的次一阶段的发展”，可惜胡适大半辈子看到的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荒诞与扰乱。在《晚清七十年》中，唐德刚曾说中国穿越历史的三峡，大约要花两百年的时间（1840～2040年）完成第二次社会文化转型。但只要你看看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理论折腾，你就知道胡老夫子为什么在棺材里仅坐起来一次是不够的。笔者仍是相信：错过胡适，就错过了一百年的好时光。胡适不仅是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与大规模批判相反的是，关于胡适的思想，殷海光、李敖等人有着高度的评价。在殷海光看来，胡适的这种思想，就是开放的社会（open Society）里开放的自我所具有的思想。整个的西方社会，就是浸润在这种思想之中。所以，实质说来，整个的西方社会大致生活在胡适思想中。或者说胡适思想大致是从整个西方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而这种思想，正是西方人过着自由、平等、康乐和幸福的日子的源泉。现在的问题，并非胡适思想将来在中国是否会普及的问题，而是必须让胡适思想在中国普及，中国人才有办法，中国人才能坦坦易易地活下去，中国才有一回生的可能。其他的思想路子，不是情感的发泄，就是历史的浪费。
同样，李敖在《播种者胡适》一文中写道：
“显然的，以胡适今天所处的地位来看，他还不是一个过时的人。过时的人社会早把他遗弃，至少不再重视他……我们知道他还是一个毁赞交加的新闻人物，可笑的是乱骂胡适之的人和乱捧他的人一样，统统抓不到痒处！一个稍有现代化头脑的人，一看就知道胡适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开放社会’（open Society）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说他叛道离经则可，说他洪水猛兽则未必。基本在某几点上，我们还嫌他太保守、太旧式，想不到这些平淡无奇的起码言论居然还不为人所容，这真是中国社会的大悲哀！”
李敖还说：“我真希望胡适之是过了时的人了。胡适之不过时证明了我们四十年来没进步。学术与时代的进步对个人来得快才好；学术与时代赶过胡适之总比还让胡适之卖老命来得好。胡适之是一个豪适的人，他若能看到学术与时代跑到他前面，他又何吝于自己是个落伍者？”
关于胡适与他的思想，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有一段精彩的点评，摘录如下：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傻条斯理，运筹帷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