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第4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们的意见合而为一的正是网络的力量，正是无数网民的参与。

〔c。时间的力量〕

这一力量，与其说是时间，不如说是坚持，是对真相的锲而不舍。人们常说，时间是最好的治疗师，时间会让人淡漠痛苦与羞耻。其实，时间并不只是让人忘记，时间同样会让人跨越艰难，记住过去，同样会拂去流沙，为人们捡回失落的记忆，让被遮蔽的真相逐渐显现。

11月15日“年画虎”跃然网上，有关专家与年画印制厂商也表示“有99％的概率是同一只老虎”——这已经是亲子鉴定的概率了。甚至连著名的“挺虎派”也开始公开“反水”，直言“周正龙虎照片为假”。有关真相的另外的“1％”大概也只剩下周正龙及其他相关造假方的正式表态了。伴随着反对力置的逐渐占据上风，尽管周正龙扬言要起诉厂家和网民，显然也不过是虚张声势以作抵抗。谁都知道，这一幕闹剧此时已经接近尾声。当大家苦求的真相几乎变成了人所尽知的“常识”，最后大家等待的不过是一个投降仪式。尽管大家心知肚明，就纸老虎的真假问题而言，这一投降仪式已经没有什么决定性影响。大家等待的只是更多真相与具体的问责。

为什么许多人仍在为一个迟到的仪式而寝食难安？为什么真相大白后官方依旧沉默，而周正龙可以继续像大明星一样四处出镜？如果说周正龙只是一个“替身演员”，那么藏在他背后的若干演员、导演与投资方又姓甚名谁？尽管这一切有所拖延，但是自始至终人们并没有放弃“讨回真相”的努力——怀抱真知与理想，心存希望，相信时间。只要相信时间，时间就会站在追求真相的人一边。

〔d。象征的力量〕

2007年发生在重庆的“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为什么会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石破天惊地出现在世人面前时便已经具有被符号化与象征化的潜质，并且很快地被赋予时代内涵与象征意义。媒体与网民之所以近乎无节制地赞美“史上最牛钉子户”，并且趁机抒情明理，就在于从中倾听到了一个时代的脉搏。

同样，在媒体与网民的极度关注下，“纸老虎”的出现很快形成标杆被公众添加意义。一方是造假者信誓旦旦，浑水摸鱼，混淆是非，寡廉鲜耻；一方是质疑者拼装细节，众志成城，仔细求证，穷追猛打。互联网时代，一场真理与谎言的搏杀就此展开。“周老虎”事件完成了社会力量有权利、有能力探寻真相的一次总动员。与此同时，在真相水落石出之时，这一事件更成为衡量民意在转型期中国与网络时代究竟有多重要的一块试金石。

当然，这一切也为我们提出一个时代疑难，其他非典型的或者未被发掘“意义”的“周老虎”可能因为不被关注而继续招摇。

〔e。马戏的力量〕

众所周知，自罗马以来，世界上便有了“面包＋马戏”的统治术。面包自然是让人吃饱肚子“不去造反”，而马戏是让人耽于娱乐“忘记造反”。当给予面包与马戏便能说服民众，使之有了肉体上的基本满足与精神上的享乐消磨，并且因此丧失批判当权者与改革政治的动力，一个社会便有可能从此“太平”。事实上，这也是古罗马的统治者大建角斗场的原因之所在。如今，传播或者文化学者时常感慨，尤其在大众传媒俘获了人们的视听之后，后者将会“娱乐至死”。

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周老虎”事件或许可以纠正人们对“马戏”的偏见。如果我们承认能够制造流行的马戏对正统或者权威具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解构力，就不得不看到转型期中国网络上的种种“解构性恶搞”或“参与型马戏”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生机。

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时常需要一种高尚的情怀，但是这并非必要条件。如果大家觉得有利可图，即使是“微利”也有可能会参与。当然，这种“微利”可能是实体上的，也可能是精神上的。具体在“周老虎”一事上，“打虎派”之所以越聚越多，同样是因为人们从荒诞不经的谎言中找到了乐趣。作为对“周老虎”技术的呼应或者反叛，网上很快出现了“我拍到了野生周正龙”“野生外星人”等等图片。马戏式的解构、欢娱与嘲讽显然推高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传播、参与和关注度。

“周老虎”事件的被广泛关注也将让我们看到社会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及其出路。一个时代的进步总在细微中发生，一点一滴向前，而是否有大进步同样在于利益相关方是否“有利可图”，至少“周老虎”事件便是这样，有人要观摩互联网时代的马戏风云，有人要显示自己PS图片的技艺，有人要张扬自己的科学精神与良知，有人要规范政府行为，有人要访问量与发行量……正是上述种种无意的共谋促成了这桩推动社会进步的生意。只要各种力量能够汇集其中并且充分博弈，只要大家能为自己的利益与感受自由发言，社会终究会走向开阔之境——朝善的方向，即使是以蜗牛的速度前行。

吃吃喝喝的民主——“网络咖啡”精神源流考

卡尔·波普尔说：“人类历史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历史。”一个社会的民主历程同样包含了各种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的进步。

由于民主与社会生活的这种紧密联系，在我们考察民主的生成与发展时不得不将目光投向那些生长于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而本文所要关注的正是那些为许多宏大叙事论者所不愿提及却又在真刀实枪地影响着人类文明进程的“吃吃喝喝”。

显而易见的是，民主实践并非只是建立起一种简单的投票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所谓民主精神的“间歇性发作”。民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精神气质。

【饮品中流淌江河】

中国人习惯用“源远流长”来概括自己的文明。和世界上许多文明一样，饮料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且不说进化论相信人是从水里一点点变出来的，回顾有史可载的文明，那些曾经盛极一时的文明古国无一不是择水而居。

水是人类最早的饮品。随着文明的发展，水不断地被赋予意义。在中国，除了洪水记忆之外，诸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摸着石头过河”等等都印证了水与文明进程息息相关。至于《红楼梦》里的“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更说明在文人墨客的眼中“水”就是“茫茫人海”。

托尔斯泰曾经在《酒色与生命》里质问人们为何拒绝清醒——喝酒是为了窒息自己的良心。无疑，中国历史是充满了酒气的，其中既有天子呼来不上船也不上床的才子佳人，亦有像魏晋刘伶那样的自我放逐者——整日醉醺醺，像个村干部，还让人扛一把锄头跟在后面，吩咐“死便埋我”。

为什么人们愿意通过饮料来寻欢作乐？美国作家汤姆·斯丹迪奇在《六个瓶子里的历史》一书里对此作了细致的分析。以酒为例，在斯丹迪奇看来，这种饮品之所以受欢迎就在于它是均质物，只要是同一坛子里的酒，每个人得到的都一样的。在这方面，它比鱼肉更有优势。

显然，这种便于分享的特性使饮品天然地获得了进入公共生活的通行证。与此同时，这种开放性与流动性意味着一旦有人下了药，所有饮用者都会中毒。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在共饮时产生一种“同壶共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公共精神。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古今中外的“梁山好汉”们在搞“诙谐黑社会”时要大碗喝酒、开香槟庆贺。尽管椅子上早已排出了座次的高低，但在喝酒时大家觉得彼此还是平等的。

今天，包括咖啡、茶、酒、可乐在内的各种饮品可以轻而易举地抵达世界每一个角落。如上所述，饮料的作用并不限于解渴，它同样作为一种完备的意义系统在参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当反全球化人士将象征“美国势力”的可口可乐打翻在地，我们不难看到饮料被赋予了一种怎样的文化内涵。它们汇成一条条看不见的江河，在社会中载浮载沉，见证各自的命运。

【从雅典到罗马，两种饮酒方式】

埃斯库罗斯说：“铜器是外貌的镜子，葡萄酒是思想的镜子。”显然，古希腊人更钟情于葡萄酒。在他们看来，只有野蛮人才喝啤酒。不过，具体到饮酒方式上，同样钟情葡萄酒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古希腊人的交际酒会是一种类似现代沙龙的聚会，人们相聚畅饮，分组辩论，展示各自的才情与立场。酒的均质与平等以及人们约定俗成地从同一个容器中取酒，无疑使古希腊的交际酒会具有某种民主的品格。

据说苏格拉底能饮善辩，当时也经常光顾这种交际酒会，而且当别人都喝醉时，他能保持清醒。柏拉图因此称赞他能够通过葡萄酒寻找真理，却又不为美酒所奴役。不过，在柏拉图看来，更多的人并不配享受美酒。在《理想国》中他反对民主，认为把过多的权力放到民众手中会导致无政府状态，更多人“饮少辄醉”，不配享有民主的美酒——而且，只有专制才能改变这种无政府状态，恢复社会秩序。

罗马人曾经慨叹自己征服了希腊，却被希腊文化打败了。这句话多少有些言过其实。显然，他们虽然继承了希腊人喝葡萄酒的风俗，却没有继承希腊人的民主精神。在取代希腊人成为地中海霸主后，罗马人很快将葡萄酒分出了三六九等。希腊人的交际酒会是平等的论坛，人们一边讨论哲学与人生，一边在公用的容器中取酒；而罗马人却在酒宴上为不同地位的人修筑了阶梯，大家在自己的碗里渗水兑酒，不再有公共的调酒器。与此同时，阔绰的主人还会带上仆人，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

或许有人说，酒是个好东西。然而，在罗马时代，这个本可由世人共享的“好东西”却因为程序的差异而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这种差别难免让人想起古中国人发明的“阴阳壶”。这种壶的外表与普通壶并无区别，在宴会上也被视为一个公共的容器。不同的是壶内被分隔成两半，可以一半装美酒，一半装毒酒。在这里，“阴阳壶”更像是一个隐喻。人们将“喝着相同的酒”视为一种平等，为此甚至激动得抱头痛哭，然而，在不合理的制度或人为安排下，任何貌似平等的东西都有可能被破坏。设若装在“阴阳壶”里的美酒被人下了毒，那些未曾领略“民主美酒”的人，完全可能遭到“二次迫害”：他们不仅在肉体上中了“冒牌民主”的毒，更会在精神上得出一个“民主是毒药”的结论，仓皇逃离现场。

【理性时代的网络咖啡】

相较于理性时代的万种风情，我们今日生活似乎略显平庸，至少在饮料的发明方面乏善可陈。

十七世纪以前，欧洲是啤酒和葡萄酒的天下。不过，好景不长，它们很快被一个崭新的时代所抛弃——咖啡成了理性时代的最佳饮品。用一位英国观察家的话来说：“咖啡使欧洲各国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1667年，托马斯·乔丹在《来自咖啡馆的新闻》里写到，“如果你是个追求智慧与欢乐的人，如果你喜欢打探新闻，就像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样——就像荷兰人、丹麦人、土耳其人和犹太人一样，那我向你推荐一个去处，那里的新闻无所不有、包罗万象：去咖啡馆里倾听吧——那儿的消息句句属实……上至君主大事，下到老鼠轶闻，古今多少事，都在咖啡馆”。

从十七世纪开始，欧洲的咖啡馆里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客人。他们谈论生意与政治，交流思想与见闻。为了招揽客人，一些店主特意将近日货品价格、股票价格及航海时刻表贴在墙上，订阅外国刊物供客人阅读，顾客甚至能读到刚从印刷机上印出来的小册子。

耐人寻味的是，在1680年伦敦出现廉价的邮政服务设施后，咖啡馆成了人们收寄信件的重要场所。每个咖啡馆都有自己的老主顾，就像我们今天在家上网，他们一天通常会光顾几次，边喝咖啡，边听人们谈论大事小情，时而检查是否有自己的新邮件。毫无疑问，咖啡馆为我们铺开了一个社会的蓝图：这开放的不断有陌生人加入的新世界。如有政府要员在其日记中见证；在咖啡馆里，无论是深刻的哲理，还是繁复的生活故事，你都可以自由地谈论，但是，你永远无法预下一秒钟将遇见谁，以及会听到什么。

事实上，许多著名思想家便是在咖啡馆里完成自己着作的。比如亚当·斯密在“大不列颠咖啡馆”完成了《国富论》的大部分章节，并且会将它们拿出来与大家讨论。与此同时，活跃于巴黎的咖啡馆同样成为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