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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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众人所共享者，均不征费，故不售门票，任人观览”，还有“不取费之浴池数处”。
　　民生公司的职工宿舍，也处处是花园。小时候在重庆南岸民生新村居住的李邦畿教授回忆：“我家门前有一棵大的梧桐树，东头有一片竹篱围着的草地。周边也有一些花草，用万年青灌木丛树把它们围起来。我家花园比较开放，邻居和路人都可从花园中穿过。花园的上方，还有一个不大的荷花池，有一年春天大雨，荷花池的水漫了出来，许多鱼儿随水流冲到花园的草地上，活蹦乱跳，令人惊喜不已。”注20位于重庆江北青草坝的民生机器厂职工宿舍，也是一年四季有草常青，有树常绿，有花盛开。
　　卢作孚主张：“我们的预备是每个人可以依赖着事业工作到老，不至于有职业的恐慌，如其老到不能工作了，则退休后有养老金，任何时间死亡有抚恤金……”注21哪怕在炮火纷飞的抗战时期，民生公司的福利也绝不苟且：“除优给薪资外，并加给生活津贴，食米津贴以及各项奖金特酬”，日常生活“则有消费合作社为之供给米油盐柴炭”，“一切日用品，均拟以廉价供给”；孩子教育，“则有职工子弟学校，免费收纳职工子弟就学”；工厂安全和员工医疗，“均有特殊之设备，以达到生活安谧之地步”注22。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卢作孚为民族复兴做准备
　　卢作孚身后曾与世隔绝近三十年，重回公众视野后，为人所知最多的是指挥“宜昌大撤退”。“中外战争史上只此一例”注23的宜昌大撤退，确实是卢作孚一生最辉煌悲壮的篇章，但鲜为人知的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卢作孚，为这一天的到来早就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和物质准备。
　　1930年卢作孚率队去东北考察，在悉心学习日本人管理与技术的同时，也目睹“日本人在东北之所作为，才憬然于日本人之处心积虑，才于处心积虑一句话有了深刻的解释。才知所谓东北问题者十分紧迫，国人还懵懵然未知，未谋所以应付之。”“根本有为是需要办法的，是需要整个国家的办法的，是需要深谋远虑，长时间不断的办法的。”注24不等国家拿出办法，卢作孚率先投入了抗战的准备，略举数例如下。
　　成立东北问题研究会。卢作孚在张伯苓支持下，于1931年9月23日在北碚发起成立了东北问题研究会。卢作孚曾致函张伯苓：“去夏过津参观，得悉贵校有东北研究会之组织，研究中日满蒙问题。迩者东北失陷，深佩吾兄远识。而国人犹纷争离析，曷胜慨叹！”信中还提到：“敝局同人顷亦谨效步趋，作东北各种问题之研究，深苦材料难觅，拟请先将研究所得检赐一份，俾作参考，并祈介绍研究资料，以便购买。此后研究如有疑问，更盼指导。再贵校所出南开校刊，亦盼惠赠全份，借观勋业。”注251931年11月首次发行的《东北游记》，附有近170种有关东北问题的图书目录。自此“……每晚都有许多男女青年朋友在读书，北碚市中学校园道上，体育场间，一到晚上八点以后，随处碰到手里拿着书本的人，不是民众学校夜学出来的学生们，就是在图书馆研究东北问题的峡局职员。从来峡局文化事业莫有见过如此的兴盛现象，尤其是晚间。”注26研究会为大后方人民了解东北形势，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发挥了很大作用。
　　加快统一川江航运和北碚建设。东北考察之前，民生公司只有三条船。考察之后，卢作孚利用合并、收购、入股、代理等经济办法，加速整合川江民营航运，5年之后，民生公司大小轮船达到40艘，成为宜昌以上最大的轮船公司。1933年，卢作孚在民生公司毋忘“九一八”事变两周年会上，要求公司全体职工“应作有血性有肝胆的男儿”，“于值得牺牲时不惜牺牲”注27。民生公司第一个将《义勇军进行曲》灌制成唱片，在轮船上播放，并将“梦寐毋忘国家大难，作息均有人群至乐”的对联印在船员的床单上。卢作孚还提早做好了抗战运输的油料、器材等战略物资准备。
　　与此同时，卢作孚加快了北碚峡区的各项建设，尤其是科教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完善。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兼善学校、北川铁路等设施相继建成。在卢作孚积极倡议推动下，1933年的中国科学社年会在北碚温泉公园召开，这也是近代学术团体第一次在四川开年会，卢作孚任年会会长。这次会议的召开，对抗战爆发后的大规模内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注28，对北碚、重庆乃至四川的科学文教事业和经济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抗战时期，北碚划为迁建区。先后有两百多个国家政府机关、科教文卫单位涌进了这个花园般的现代城镇。各界专家、学者、作家、科学家共计3000多人，也先后落户北碚，为存亡继绝而教书育人，著书立说。
　　促成川省和平及军政归属中央。卢作孚素来反对以暴力方式令“已成之一部分势力推倒他一部分势力”注29，认为炸弹的力量小，微生物的力量大，“看见的不是力量，看不见的才是力量。”注30强调“必需以建设的力量作破坏的前锋，建设到何处，才破坏到何处。”“破坏的实力是建设，绝不是枪炮，亦不是军队。”注31故一直致力于化解川省各军阀之间的对立冲突，谋求开展建设竞赛的新局面。1931年6月2日，卢作孚联合重庆各界人士，促请四川军阀三巨头刘湘、杨森、刘文辉举行了三军长联合会议，旨在结束四川内战，实现川政统一，他特地为会议准备了《四川的问题》注32小册子。这个会议被重庆各界视为绿色和平会议，为四川消弭军阀混战，实现和平局面并进而将军政归属中央产生了积极作用。1937年3月，刘湘委派卢作孚与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为代表到南京谒见蒋介石，商定四川“军队国家化、政治统一化”的办法。注33这一重大举措，不仅制止了中央军和地方军的一场恶战，也为川军走上抗日前线立下赫赫战功创造了条件。
　　让四川成为“中国中心的伟大基地”注34。1935年底，卢作孚受命出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他的施政纲领是：“1、调查矿产、森林、工商、农业；2、测量水利、农田、荒地等；3、与中央各机关或四川大学合作进行农业试验、蚕桑试验、家畜试验；4、管理科学化、有效调剂丰歉、改进工业。”注35在他的主持下，设立了甘蔗试验场、稻麦试验场，家畜保养所、第一林场、峨眉林业试验场、棉作物试验场、蚕丝改良场、农林植物病虫害防治所、园艺试验场等9个省级农事研究机构。对四川出口生产物品，特别是米粮的大量出口，加强了统制管理，其目的在改良生产方法，提高国际信用。这些措施对提高四川农林牧各业产量，促进有关工业的发展，保障战时所需和战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位解放前夕随父入川的领导同志对笔者说：“我们到四川的时候，发现那里的人民生活很富裕，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高屋建瓴，全局在胸。1936年7月3日，卢作孚给蒋介石写了《如何应付当前之国难与敌人》注36的信，他站在国家立场上，面对日本随时可能吞噬中国的紧迫形势，要求当政者尽最大努力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各项准备，处理好内政外交、军事交通、中央地方、政府民间、经济财政和文化教育各方面关系，全国统一行动，坚持长期抗战，争取国际支持。后来的事实几乎都按此文预见的那样发展。
　　1937年6月，应蒋介石电召，卢作孚飞抵武汉，代表刘湘进呈建设新四川的意见。卢作孚此行还有一个使命，便是辞去四川省建设厅长职务，到中央政府组建经济部门。为此他组织了赴欧考察团，其成员都将在经济部门任职，一个更大的舞台等着他去实现民族复兴之梦。孰料抗战爆发，卢作孚立即放弃欧洲之行，转而率领训练有素的民生公司船队，把关乎国家民族存亡的川军将士、武器弹药运往前线，将东部地区的工厂、机关、学校、科研机构、知识精英和难民撤运到后方。1944年10月卢作孚在赴美出席国际通商会前夕，写了《战后中国究应如何建设》注37一文，洋洋两万余字，详尽描绘了战后中国的建设蓝图，他恳切地呼吁：“在抗战结束以后，即当开始建设，抗战结束以前，自即日起，即当开始准备。”
　　为此，卢作孚赴美后马不停蹄考察了那里的工业、水利、港口建设以及美加的船舶制造业，两年后便在加拿大订造了9艘世界一流客货轮。社会学家孙恩三曾感叹：“在他新船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设菲尔德（英）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陶器，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自己的餐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筷子。”注38卢作孚盼望吸引更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真正地看看中国的情形，“我们不怕美国人来，更欢迎美国人多来，欢迎世界上一切国家，尤其是各种物质文明比较先进的国家的人士都多来。中国人虽然还未把现代的技术，现代的管理方法学会、学好，然而还是一个刻苦的、勤奋的、有希望的民族。现在总是在往好的方面学，往好的方面变，而且证明是可以学得好，可以做得好的。”注39而当时中国的公路、铁路、航空运输都很不发达，卢作孚所能为外国客人提供的就是便利快捷舒适的航运服务。为了抵制国有资本借机注资控股，卢作孚在加拿大政府支持下，向加拿大银行贷款造船。这批新船连同民生公司的其他海外船舶共计19艘全部回归祖国。
　　1950年8月，卢作孚和时任交通部长章伯钧签署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协议。“最初，卢先生提出的公私合营和党的公私合营并不是同一概念。卢先生是希望政府作为公股，投资民生公司以使之渡过难关。公股代表只是参加董事会，并不直接参加公司的行政工作。我们党同意公私合营的目的，是要将民生公司这艘资本主义企业的轮船引入社会主义航道。因此公方代表不仅参加董事会，而且要起领导作用，彻底改革民生公司。”注40卢作孚的事业和人生走到了尽头。
　　“我们觉得复兴中华民族只有这一条道路，只有运用中国人比世界上任何文明民族更能抑制自己、牺牲自己，以为集团的精神，建设现代的集团生活，以完成现代的物质文明和社会组织的一个国家，才可以屹立在世界上。”注41卢作孚用毕生的奋斗树立了一个又一个样板，作为“小至于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的参考”注42。
　　注释：详见本刊网站。
　　（严家炎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卢晓蓉为香港作家联会会员、散文作家）
　　（责任编辑吴思）

求实篇

1947年内人党重建风波

作者：李国芳　字数：5389

　　文革期间，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滕海清等人曾认定，以乌兰夫为“总头目”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自1947年5月以后转入地下，长期潜伏，又滋生出一大批“新内人党”。据此，内蒙古自治区开展了深挖“内人党”运动，把乌兰夫、奎璧、克力更、哈丰阿、特木尔巴根、朋斯克等许多蒙古族领导人一网打尽，造成牵连34万多人的所谓“内人党”冤案。
　　但实际上，1947年初，当哈丰阿、特木尔巴根、朋斯克等人主张重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之时，乌兰夫、奎璧等人曾坚决反对，为此还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以至于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甚至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干预下成立了名称很是古怪的“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风波才最终得以平息。
　　重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提起
　　1924年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在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支持下，1925年10月，内蒙古国民革命党（Totughadu　Mongghol　un　Arad　un　Khubisghaltu　Nam）成立（1927年8月改名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束后，该党逐渐停止了公开活动。1945年8月，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共同出兵中国内蒙古及东北地区，迅速击溃该地区的日本军队及其伪蒙疆政权。乘此机会，部分原蒙疆政权领导人、内蒙古青年、知识分子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人于8月18日在兴安盟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发起、组成“内蒙古人民解放委员会”，宣布公开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46年1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葛根庙（今乌兰浩特市东南30公里）召开东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决议成立东蒙人民自治政府。
　　东蒙人民自治政府虽然得到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承认和支持，但因为其方向是朝着独立去的，国民党及国内外舆论反对声一片，结果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