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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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和江的日常生活也是不了解的，对于他们的政治关系就更不了解了。所以，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父亲没有进入军委领导层之前，对江青出于礼貌是尊重的。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报纸上就开始宣传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这个帽子是谁给戴的？肯定不是林彪给戴的，能够上中央的报纸，应该是中央的负责人。江青既然当了旗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领导了文化大革命，又是主席夫人，人们对她就另眼相看了，觉得她不简单。
随着陶铸、王任重的问题出来后，父亲就感觉不能理解了。出于对主席的热爱，他在文革中拼命想跟，却怎么也跟不上。对造反派冲击公检法、国防部、中南海，把老干部往死里整等等，父亲都看不惯、不赞成。第一次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斗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等人时，几个老帅和杨成武、肖华等都出席了，也让我父亲一块去了。他回来对我说：太残酷了，怎么能这样呢！都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了，犯了错误也不能这样啊！以后再有这样的批斗会，他就拒绝出席了。
父亲是军人，性格比较直，面对江青的飞扬跋扈，有时他敢于顶撞。“二月逆流”前，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江青也在会上讲了话。会上，各总部、各大军区和军兵种的高级干部对文革依然很不理解，对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冲击军队的做法有很大的抵触情绪。父亲就说了：江青同志应该听毛主席的话，中央文革应该听毛主席的话。甚至为此还拍了桌子。
父亲之所以敢顶撞江青，是因为他有自信。他16岁就跟毛主席上井冈山，就像项羽的三千江东子弟一样，是铁杆兵。况且，毛主席当时还没三千人呢。多年来，他对主席一直忠心耿耿，毛交办的任务，都是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地完成。而且，父亲不仅忠于主席，对主席的感情也很深。1945年主席去重庆谈判，因为担心主席的安全，父亲到延安机场送主席登机时，还流下了担忧的眼泪。主席对他当然也是了解的。
而江青，刚进城时没那样，后来变成这样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文革中，江青这个人不管不顾，管你是周恩来还是谁，说翻脸就翻脸，总理的工作被她搅得一塌糊涂。父亲对江青的一些所作所为非常不满意。在父亲看来，你江青不就是毛的一个老婆嘛，和这个党、和中央，以至和毛泽东是两回事啊。
其实，对于毛泽东和江青的政治关系，我父亲，甚至包括林彪、杨成武这些人，我觉得都没看清楚。（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据说陶铸文革初期调到中央，也不了解中央情况，就问总理：中央高层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注意什么？周恩来说：正确对待江青同志，就是最大的政治。他的潜台词是，对待江青的态度，就是对待毛的态度，就是对待文革的态度。陶铸没悟透，多次和江青对抗，得罪了江青，导致自己倒台。这和后来总理跟黄、吴、李、邱讲的，处理好毛、林、江的关系就是“中央政治”是相一致的。应该说，对于毛和江之间的关系，总理还是比较明白的，中南海外边的人就不清楚了，总觉得主席和江青不是一回事。
后来，军委办事组和江青的矛盾不断加深，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汪东兴的误导。因为汪是毛泽东身边的大总管，他传过来毛和江的关系和一些事，并曾说：“毛和江是两回事。”林彪、叶群包括我父亲他们都很相信他。可以说，对江青和毛到底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的判断，直接决定着人们的政治命运。
父亲被公审后，他才真正明白了江青和主席的关系。他说：主席是用江青的，不是用我们的。
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名单之谜
我当兵之后，去了云南的蒙自机场。按照规定，大学毕业生到部队应先下放锻炼一年，参加过“四清”的学生，可以减少半年。这样到1969年3月，我就完成了下放的要求，回北京到空军报到。吴法宪说：现在太忙，要开九大，你先回家休息一下，开完九大再说。
这段期间，我几乎天天在父亲起床之前，溜到他办公室翻看他公文包的文件，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他办公室没人去。其实我上初中以后，就常带着好奇心，有机会就翻看父亲的文件。父亲属于比较粗心的那种人，他打开保险柜拿了文件，有时就忘记关了，保险柜的门虚掩着。我的智商还算可以，看到那个数字后，就开始琢磨，正转几圈，反转几圈，很快就把密码琢磨出来了。所以，父亲的保险柜对我来说根本不保险。我还翻看过他的内部参考。那时内部参考传阅的范围很窄，一个大军区好像就一份。有次，父亲发现我在翻看他的文件，说了一句：小孩子胡看什么！你是怎么拿出来的？我说：你自己放在桌子上的呀。其实，那次是我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的。
这样，我当时看到了一份让我印象极深的文件，就是关于九大中央委员的酝酿名单。当时筹备组组长是总理，筹备组写了一份对张春桥历史问题和姚文元父亲姚蓬子历史问题的报告。在九大预备会议期间，这报告给主席报送过三次，内容是向主席反映：张春桥有叛变、反鲁迅的历史问题，姚文元的父亲是托派、叛徒、汉奸，他们是否适合进中央委员会？主席三次都没有表态，而且压住不发。那三次的报告，内容一样，我都见过。我还想呢，这个报过了呀，怎么又报上来了？后来发现，每次的信封不一样，信封上划了圈和没划圈也不一样。
这份材料和打倒“四人帮”时公布的那份材料一样。这样的处理说明了些什么？
还有就是关于政治局的名单，开始有江青，没有叶群。报到主席那儿，主席划掉了江青，加上了叶群。文件到林彪那儿，林彪划掉了叶群，但没有加上江青。过了一天，又看到新的名单，有江青也有叶群，但主席又划掉了江青，林彪则又划掉了叶群。最后的政治局名单，是既有江青也有叶群。不过，名单上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主席却一直没有划掉过。
我很不理解，主席为何三次对上报的材料都不表态？
“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应该说，周恩来和军委办事组的关系是很融洽的。周的行政能力很强，在党内威信高，很善于梳理人际间的关系，而且长期在中央核心位居高位，很明白中央的权力架构。我父亲一直对周很尊重，很信任。对于军委办事组来说，因为林彪给我父亲有过交代：要支持总理的工作，有事你们要多向总理请示，多汇报，因此，他们非常坚定地支持总理。另外从办事组这几个人的心里来讲，从中央苏区一直到解放后，他们都是做具体工作的干部，而周是中央的核心领导。他们跟总理差了很多级，现在能跟总理在一起办公，那肯定以总理马首是瞻，非常敬重。总理交代的问题，都认真去办。同时，他们到总理那儿请示军队的一些工作，总理也都是给予支持的。特别是江青对我父亲和办事组的几次发难，都是总理从中斡旋或报告主席而解决的。
从总理的角度，一方面他对这几个人的历史了解，对他们也比较信任；另一方面文革中他也只能依靠以军委办事组为代表的军队这根支柱，支持了军队就是支撑住了全国。在很多问题上，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后来的政治局会议之前，总理都和我父亲碰一下，以取得一致意见。总之，总理对办事组是倚重的。有的时候总理不好公开表示不同意见，就让办事组出面把他们顶回去。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的一些斗争，也向总理汇报，总理很清楚这些情况。一般来说，总理对于办事组和文革小组之间的矛盾，总是从中调和，但从没有偏向文革小组的意思。特别是当办事组被江青整得灰头土脸的时候，总理会主动向主席反映情况来斡旋。只要黄、吴、李、邱不和文革小组针尖对麦芒，总理的稀泥总是和得很好的。用我父亲的话讲就是：周恩来就是八级泥瓦匠。不过，有时父亲对总理和稀泥也不太满意。
说起总理的为人，那时还有这样一件事。九大前后，总理私下对父亲说：你们军队是否能把毛岸青的生活管起来。他在中央编译局，有人要做他的文章。他的身体也不好，军队管起来简单一些，也分担我的一点担子。父亲感觉总理开了口，又是主席后代，军队管起来也不是难事。于是，他同意了，找来军委办公厅、总参管理局的领导一起商量，把毛岸青一家安排在了西山原来一位副总长住过的大院子里，一直住到现在。把他的医疗关系转到了301医院，让他从此享受了军级干部的待遇。不久，总理又让父亲把毛岸青的所有关系都转到了部队，也等于是让他参了军。
又过了不久，因为毛岸青的医疗关系已经转到了301医院，总理又跟父亲说：能否让301医院想想办法，让邵华怀孕，让毛主席后继有人。父亲对主席感情很深，感觉这是个好事。于是，他亲自找来301医院的领导布置任务，让他们把这件事当作光荣的政治任务，提高到忠于毛主席的高度对待。
301医院曹根慧副院长负责牵头，由妇产科、神经科、泌尿科、内科的顶级专家和护士组成了专门小组。他们首先对毛岸青和邵华进行了全面体检，把邵华安排住进了301医院妇产科。这一切对外都严格保密。由于那时中国还不掌握现代的试管婴儿技术，采取的就是人工授精。那时期，每天两人的身体情况，诸如体温、血压之类的简报，都要送到总长的办公桌上。我回家时经常都能看到。印象中，取精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而且第一次人工授精也没有成功。不过，好歹第二次成功了。
1970年初，孩子生下来后，办事组的人当成是一个大喜讯。这件事，也反映出总理的一片用心。然而，不知为什么主席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孙子并不感兴趣，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报告，毛就没搭理。第二次又换了一个护士去报告，毛停下来手中在读的书，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噢，世界上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在他生命最后这六年多的时间里，他也一次都没见这个唯一的孙子。总理和父亲知道这一情况后，甚感无趣。
“夫子”和汪东兴
在那个时期，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开始虽有沟通，但不多。比如，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类比，认为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江青就胡搅蛮缠，认为林彪没立场，贬低毛泽东，贬低文革。她说，我们搞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欧洲的文艺复兴是资产阶级的。同时，江青大概还觉得，文化艺术是我的领域，你凭什么涉足？于是，她还想批林彪的讲话。事先，陈伯达给林、叶通了气，所以，林彪也算早有防备。最后，总理也没把江青的文件拿到政治局讨论。
在我的印象中，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往来的增多，是在准备开九大的时候。之前我父母很少讲到陈伯达的事情，九大筹备期间，我听母亲说：昨天，老夫子（指陈伯达）又来诉苦，哭鼻子了。你想，陈伯达一个文人，又没有几个朋友，受了江青的气，他跟谁说去？跟总理说，总理那么忙，显得他太不懂事了；跟康生说，他知道康生是江青的后台。他没地儿说啊，只能跟林这边儿的人说，跟叶群说。陈伯达和叶群又是老乡，都是福建人。因此，陈和军委办事组交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陈受了江青一伙人的气无处诉说。
从办事组这边来看，我父亲他们对张春桥哪里看得起呀？说我们出生入死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还有历史问题，算什么东西嘛？而陈不一样了，他不仅资格老，还是党的理论权威，看了那么多的书，人称“夫子”。他马列水平高，字写得好，诗又做得好，什么青铜器、瓷器、字画等都懂，咱们跟他一比，就是小学生啊。所以，办事组的人对陈伯达很尊重，从来不会跟陈发脾气，甩脸子。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期间及以后，大家还经常在一起聊聊天，吃个夜餐什么的。陈就觉得，办事组这边比较亲切，能得到尊重。
陈伯达和办事组的关系近了之后，大家对江青的飞扬跋扈，总是给总理出难题的做法，就有共同语言了。另外，陈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他对毛和江的关系也是比较清楚的。陈给办事组这边说了一些情况，他私下议论江青，这边也愿意听。应该说，更主要的是在处理党、政、军的一些具体事情上，大家的意见是相同的。这期间，在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有分歧的时候，陈伯达是站在办事组一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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