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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中国文化要义-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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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难。”而说中国自秦以来,政治与宗教即不可分,于是言改政者自不能不波及于改教。而救危亡与无君父二说乃不谋而相应,始胶固缭绕而不可理矣。未有旧教不裂而新政可由中而蜕者。中国之历数千年不出宗法社会,盖以教之故。——夏所云宗教,即我所说礼俗。)

三 产业革命之不见

中国所以无革命之理,似乎已说了不少,实则尚未说到要紧处。要紧处在经济之停滞不进,产业革命之不见。此超过一切问题之大问题,实为中国之无革命之因,亦为中国无革命之果。这就是说:一面由于经济之不进,而文化和政治(礼俗、法制)不变;同时一面亦由于文化和政治之不变,而经济不进步了。正为两面交相牵掣,乃陷于绝地。必明白此中钤键,而后于全盘问题可以豁然无复疑滞,凡上文所说者亦有待此为补充,而后其义始明。

关于产业革命何以不见于中国之一问题,时流意见甚多,旧著于此,曾各加检讨,具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可备参考。(1)(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92页至第97页。唯原文作于1930年,所批评者自为当时流行之意见,其较后所发表者,自未论及。)今不拟作此类功夫,径直申明我之所见如次:

产业革命,指生产力发展到某一阶段而言。其中以机械发明,特别是蒸气机等动力之发明为主要。唯物史观以生产力之发展,说明社会发展,原自有理。但不自觉地假定了生产力之发展,好像不成问题。其实生产力岂能离开人而自行发展?而人之于此,却并不 定相同。征之西洋中古人生与其近代人生,显然可见。生产是人对自然界之控制利用,而控制利用则得力于其对自然界之观察实验。生产力之发展,当然便是人类意识直接间接作用于生产活动之结果。于此,否定人生者与肯定人生者相较,沉溺于迷信玄想者与孜孜于考验自然者相较,其结果岂得一样?假如西洋没有近代人生一大转变,使人们意 识密切结合于生产,谁能想象它会有十九世纪之产业革命,以至今天之物质文明?有人 说现代一年间的技术发明,要多过于1750年以前一千年间的发明,这正为古今人生态度不同之故(回看第八章)。

人生态度影响生产力之发展,既不可否认,便要来看中国了。西洋近代人生与其中古人生相较,可说人生态度一大翻转。以中国人生态度与他们相较,恰似居于中国之一种,亦即因此而平平稳稳古今曾无变动。如我夙昔所作分判:近代西洋应属人生第一态度;其中古宗教应属人生第三态度;而中国则一向是人生第二态度。(1)(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请参看旧著暨下章,自悉其详。大致说 来,他肯定人生,从不作出世禁欲等想,这就不同于第三态度,而接近于第一。但他又拒绝那种欲望本位向外逐物的人生,而偏于向里用力。这就不同于第一态度,而接近于第三。不过第三态度为宗教之路,此则为道德之路耳。对自然,他似只晓得欣赏忘机,而怠于考验控制。像所谓“人们意识密切结合于生产”者,这里恰恰不然,中国人的心思聪明恰没有用在生产上。数千年知识学问之累积,皆在人事一方面,而缺乏自然之研究。殖产营利,尤为读书人所不道。我想:其经济之停滞不进,产业革命之不见,至少可从这里说明一半。

中国人心思聪明不止像上面所说,不用在求经济进步生产发展上,更有时遏阻之。此如历史上所称“奇技淫巧有禁”,如历代之贱商,商业商人所受箝制因辱,从法令到礼俗 ,说之不尽。又如历代屡有海禁,多守闭关主义,使交通不通,工商发展显受遏阻。除 这些显而易见者外,还有许多间接不易见出的,类如前章所说伦理社会不适于资本主义 之滋生茁长者,其为力更大。史不绝书之限田均田一类运动,同属此例,其间如西晋北 魏以至隋唐,每厉行授受,“不听卖易”,前前后后数百年,经济怎得尽其自然之发展 ?或者有人要说:这在西洋中古及其以前,又何尝没有?他们古时宗教不许人营利,中古 一般政俗乃至工商自身制度,均束缚经济之自由发展,不过至近二百年始不然罢了。我们回答:问题正在这里!在西洋事属过去,即是遏阻未成;中国截至最近西洋风气输入 前,始终未变其倾向,岂非终成遏阻?这与上面所说原是连贯的:西洋即由其中古之人 生第三态度而来;而中国则发自其人生第二态度。末后他们由第三态度变换为第一态度,一切于生产力发展为不利的,已转向有利。但我们则始终持守其第二态度,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从消极不用心到积极遏阻),一直延留至最后。——此即中西之大不同。

于是就要问:此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人生活动,何以在西洋末后就变了,而在中国竟不变?且究竟此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人生活动,缘何而来?

于此我先举亡友万民一先生之说(1)(见万著《民生哲学的新认识》第一篇“论中国社会演进的特殊性”,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他同我一样,认为唯物史观在解释历史一 切发展上有所不足;但他不以人生态度立论。在他看,人类为生存,非要对付自然界以行生产不可,于是生产力从而发展,于是社会从而发展,这固自有理。但此实不过生存问题中之一养的问题而已。人类必以集体而生存。而任何一集体生命,总常要对抗其他集体而保卫自己。否则,便不得生存。此即一保的问题。同时此集体还要时时调整内部,而得其安妥。内部不安,亦是不能生存的。此即一安的问题。共为三问题。问题却不止一个,人类自非只向一面而活动。当其他问题吸引了人们心思活动时,就可能耽误其生产力之发展,甚至阻遏之。东西各民族历史之不能限定从一方向发展者以此。唯物史观只把握了一养的问题,实不足以解释一切。据他说:中国文化之特色,即重在解决安的问题,并且过分地把保和养两问题,亦当做安的问题来解决了,“不患寡而患不均” 一句话,显然是把原属养的问题转移到安的问题上。其注重伦理上彼此顾恤,互相负责,其化阶级为职业,不使经济上趋于兼并垄断,种种??是实行把养的问题放在安的问题中。认为从安上即可得到养的问题之解决,而不重在向自然界进攻以解决养的问题。又如抱四海一家之天下主义,怀柔远人而同化之,即不从对外斗争上解决保的问题,却几乎把它当做对内之安的问题一样看待。中国人这样偏在安上作功夫,而不知对三问题分别处理,其结果当然就在养和保两问题上有很大失败。如人口蕃增,即感土地不足以养。一切自然灾害(水旱疫疠)来了,皆无法应付。如每每受外族欺凌,乃至为其所征服统治,种种皆明白可见。尤其近百年对照着西洋人——其文化特色恰在向自然界进攻,暨对外为集体斗争——而形见其重大失败。然其失败是失败在养和保两种功夫之耽误(尤 以耽误了产业革命失败最大),至如其安的功夫固未尝失败,而有很大成功。——成其 民族生命扩大与延久之功。试从山川地形上看,从种族语言上看,皆非不能让中国分为若干民族若干国家者。而它卒能由人的情感之相安相通,化除壁垒隔阂,广收同化融合之效,形成世界无比之一伟大民族。对照着西洋来看,其一国或不抵我一省一县,其一族或不抵我一张姓一李姓。大大小小若干国若干族,纷纭复杂,斗争不绝,而莫望融合统一,则岂非彼此各有其得失成败?唯其功夫能收效——不止在安上收效,亦且在养和 保上有不少成效——于是路子愈走愈熟,乃固执而不舍。于是路子愈走愈偏,乃于其所遗漏之一面竟无从补足。这就是中国经济不进步,生产力不发展之所以然。

万君之说,具有理致,未尝不近真。他与唯物史观同样看到人类求生存这一点上。但他却更看出人生要吃饭,还大有事在。人事关系没弄好,“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请看 今天世界威胁人类的,是吃饭问题呢,还是饭如何吃问题呢?是问题在人对自然界之间 呢,还 是在人对人之间?只看见人类同乎一般生物的那一面——对自然界求生存一面— —显然太简单了。其次,把人事关系分为集体对内对外两面,亦大致不错。只可惜他的 “三问题”,说来说去不出一生存问题,仍旧把人类看得太简单了。人类实已超出生物甚远,而有其无限之可能,因之,其问题亦无限。因而不能把人类活动,历史发展,限定在一个或几个问题上。他不晓得人类历史愈到后来,或人类文化愈高,便愈远于其生物性。三问题在人类文化史上地位先后不同,且亦非永远存在者。今天世界已渐渐要将保的问题摄收在安的问题中,而一旦人类合起来控驭自然界之时,则养亦即不复为问题所在。凡想要把握人类历史动因——贯乎历史全程的一个动因——而在历史文化研究上建立一普遍适用的理论,恐不免都是妄想。

然他以对内求安为中国文化特色,却是差不多。数千年中国人的心思聪明,确是用在人事上,而不用于物理,一“安”字正可综摄“修、齐、治、平”那一套。唯其在这里若有所见,而且见得太早,就出了岔子,而影响全局(全部文化)。万君虽不足以阐明中国经济不进社会不变之谜,我却不妨因他的意见之提出,而加引申以明之。——

首先我们从安的问题来看——

顺着自然趋向,人们的心思聪明原是为养的问题而用——用于奥本海末尔所谓经济手段,自己劳动于生产,或与他人的劳动为等价交换。乃至为奥本海末尔所谓政治手段—— 强把他人的生产无代价收夺——而用,亦同是很自然的。因一般生物总是要向外界争取养生之资;人亦是生物,除了他最亲的“自己人”而外,其他“人”与“物”最初是分不清的。不但古时欧洲海盗与商业不分,即在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间亦还是同样合法。 (1)(见米勒利尔著《社会进化史》,陶孟龠+禾译,《万有文库》本第4卷285页。)这就 是对外人如同对外物。人类从古以来,总是在自己圈内才有情理讲,在自己圈外就讲力 (这是自古及今未曾变的真理)。无端地谁去理会什么安的问题?人之意识到安的问题, 是一面遭遇另外一力量起来相抗,一面却又觉得不好或不能以对外物的态度对待之。此不好,或不能,就是肯定它在自己圈内,不像养的问题之对自然界,或保的问题之对外邦异族那样,可唯力是视,无所顾惜,亦无所顾忌。自己这圈愈大,就愈有安的问题,安的问题实现乎这圈的大小为比例。圈的大小,人世间万般不齐,难以一言尽。然而有两点是可说的:

一、人类文化愈进,这圈愈放大。径不妨以其圈的大小,衡量其文化之高下。

二、这圈之放大。通常却很少出于自动之一视同仁,而宁多由对方之争取得之。——此点最重要。

粗言之:由于人类心思聪明天天向自然界进攻,结果就知识日进,一切工具日利(参看 第九章讲古今不同只在工具一段)。客观一面,彼此间关系既日以繁广,日以密切,其 势乃不容不由斗力进而讲理。而主观一面,人亦经陶养得更理智更理性,两面合起来,便造成这圈的放大。一步一步放大,最后便到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试看眼前世界岂非正被事实造成 one world or none “不和平即毁灭”,人们势须以理性相安共处, 代替武装之自保,人类前途将只有安的问题而没有保的问题。又第八章讲过,理性要从阶级来,奥本海末尔亦有经济手段对政治手段步步制胜,最后完全清除之说,凡此皆可互相参证。人类历史正不外“自己人”或“同类意识”如何被动地逐渐放大之历史,理是产生在两力——力与力——之上的,是由事实发展而逼出的,不是人类理性演出来历史,倒是历史演出来人类理性。

像这样顺着自然趋向走,虽不免迂笨,却是有前途的,是可以走得通的一条路。而且事实保证了理性,步步踏实不虚。通常可说都是这样,而偏偏中国不这样走。它由亲亲而仁民,以家人父子兄弟之情推广于外,构成伦理本位的社会,自动地放大这圈。养的问题本在安的问题之先,而中国古人眼中宁多看见安的问题。安的问题原出保的问题之后,而中国古人襟怀,其对外亦有对内意味。万君指证其过分地把保养两问题亦当作安的问题来解决,盖信有之。它实越出常途,走了捷径。顺着自然趋向走,就是从人所同乎一般生物的一面(向外争取养生之资)出发,然后慢慢转到人之所异乎一般生物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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