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人惹谁了-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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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流。

吃过一个河南人的亏，他们的结论便是：你看，河南人都是这样的野蛮；上过一个河南人的当，他们的结论便是：你瞧，河南人都是这样的骗子。

遇见一个河南庄稼汉，他们就会说河南人全都是农民；得知河南有一个艾滋病村，他们就会说河南人全都是艾滋病人。

对事实的偏见必然带来恶意的歧视，而在恶意歧视之后紧随的必将是对被“丑化”一类人的强烈谴责和人身攻击。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空前伟大的时代。

转型期的巨轮飞驰，带给人们一些迷茫和困惑但也带给人许多新的观念和机会。新旧交融、中外交汇、东西交流，新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也在调整中不断地更新，以适应社会的多方面、多层次需求。

伟大的民族必将拥有伟大的文化，而伟大的文化则必将具有丰富的多样性。

在阶级社会中，歧视始终与我们人类为伍，并不能说明我们的社会就一定有歧视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可能。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可以区别于低级动物的话，就应该看到——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开放的和合作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偏见和歧视就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而是负面文化（包括来自父母、社区、媒体、舆论等方面的）在有意无意中教育了我们，让我们把负面的特征和归因强加在了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身上。”懂得了这一点我们才会明白——只有在掌握了歧视特质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对它进行有效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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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歧视虽然和其他类别的歧视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但它们在横向的结构上却往往十分近似：既有着十分相似的成因，也有着十分相似的形式和结果。

对此我们并不难理解。现在某些人对河南人的歧视和有人对垃圾清运工人的歧视在心理逻辑方面是类似的，只不过一个是出于对地域的误解，而另一个则是出于对职业的错误认识。那么，造成这些人怀有偏见和歧视目光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对一个人偏见与歧视程度的最好预测指标是他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和兴衰。

美国社会心理学专家珍尼弗。克罗克及其同事们在调查中发现：来自社会底层的女大学生联谊会成员比来自社会地位高一些的女大学生联谊会成员对其他女大学生联谊会成员表现出的偏见和蔑视更多。同样，他们在调查白人对黑人的偏见或异教徒对犹太人的偏见时发现，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或日益衰落的人，比社会地位高或不断上升的人更容易产生偏见。他们还发现，在教育、收人、职业等方面处于或接近底层的白人，不仅对黑人的敌意深刻，而且他们为了阻止学校取消种族隔离，最喜欢诉诸暴力。

社会地位低下者有实际生活的危机感，有被压迫后寻求平衡的挫折弥补的欲望，他们缺少反抗社会舆论的勇气和信心，精神的压抑往往还会使他们产生异样的人格及需要。

所以，心理学家阿伦森在自己的社会心理学专著《社会性动物》一书中将造成偏见和歧视的原因概括为以下四种因素：（1）经济和政治的竞争或冲突（2）转移攻击目标（3）人格需要（4）对现在社会的遵从他还这样说道：这四个原因不是彼此割裂而是同时发生作用的。

但是，确定每个原因的重要程度对我们将是极为有用的，因为我们采用什么方法减少偏见取决于我们认为什么是产生偏见的主要原因。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认为偏执是人类根深蒂固的本性，我将绝望地摊开双手得出结论：我们不能对那个群体中的每个人都进行深度的心理治疗，大多数怀有偏见的人将永远怀有偏见。这会使我嘲笑那些企图通过减少竞争或遵从压力来减少偏见的任何尝试。

——《社会性动物》

下面，就让我们拿这四种因素与“河南地域歧视”的问题对照一下，看看那些流言和舆论的制造者到底在社会中居于什么样的状态，也好便于我们为道德的法官提供一张“缺德者”的素描。

首先，我们从“政治和经济的竞争”入手。

从整体上看，河南人对于全国其他各省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和粤、闽、浙相比，在经济上自然居于劣势；和北京等直辖市相比，在政治上更要差得很多。“竞争”，当然是实力相差无几者之间的游戏，如果我们硬要把自己与各位老大放在一起较量，确实显得有些自不量力。

可是如果我们把视点集中到我国现有体制的最基本元素——单位中去的话，那情况就会是另一番样子。以河南人的勤劳品质和吃苦精神，在任何一个单位对任何一个人都是会构成“竞争”威胁的，他们卓越的表现、良好的素质也足以让每一位心怀嫉妒的人对他们产生刻意的偏见和歧视。

河南人在北京搞建筑工程的不在少数，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来自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山区农村。在北京日渐激烈的建筑工程招标竞争中，河南人总是把价钱压到最低，利润降到最少，工期缩到最短，质量提到最高。他们不怕吃亏，以此来赢得更多的挣钱机会。

我们由此也可以想见，一贯吃苦耐劳、渴望机会的河南人是如何让对手心烦头疼，怎样叫人家顿生厌恶。

假如被竞争对手歧视尚属“有证可考”的话，那么，被那些因生活挫折而导致人格缺损的人们所歧视就完全等同于“无辜”了。

生活不是没有这种由于无端的愤怒而到处寻找“替罪羊”的事例。

他们被欺骗之后，便把道听途说的“骗子”罪名强加到河南人的头上，并且还要在脑海里为自己画上一幅真实的图画；他们被击败之后，便把凭空捏造的“刁民”罪名也强加到河南人的头上，并且还要四处散播所谓“亲身感受”的谣言；他们被歧视之后，也会把“滑头”的罪名强加到河南人的头上，并且还要变本加厉地侮辱和谩骂。
他们因为自己需要平衡就忽视了别人的感受，因为自己需要公平就要剥夺别人的自由。这些人都很可怜，可怜的就像拳击台上被打得晕头转向的蹩脚拳手一样，因为自己没有能力爬起来去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只能向台下的观众挥舞拳头。

再之，对河南人的歧视还满足了那些具有“专制人格”人的人格需要。

有证据表明，在仇恨的一般倾向上存在着个体差异。换而言之，有些人易于接受偏见，这不完全是由于当时的外部影响，而是由于他们本身就是这种类型的人。
——阿伦森（美）

我不知道河南人在外地供职的单位里是不是有这样的同事或者领导，他们一般都有这样的特点：信仰坚定，往往持有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能容忍自己和别人的一丝脆弱，喜欢严厉的惩罚，十分多疑而且极其仰慕权威。

本文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叫中国工人下跪的外国老板大致属于这种偏执的“专制人格”，如果她也歧视河南人、甚至中国人的话，我想我们当然会有更多不下跪的理由。

盲目的从众也是导致人们产生偏见歧视的原因之一。

那些无聊的看客、无脑的听者，在得知河南人被侮辱和歧视之后依然对所谓“段子”津津乐道，实际迷途而惘然不知返者大概都应该归入此列。

偏见与歧视是一种并不突显的社会现象，它背后隐藏着的东西要比已经暴露出来的东西可怕得多。要治疗这种病态，我们必须号召大家都来擦亮自己的眼睛，把潜藏在自己内心自私的东西全部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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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和偏见是对双方的伤害，它既会使歧视者原本就失去平衡的内心更加地异化，也会使被歧视者最后的尊严出现另类的质变。

这已经是一个共识。

找到歧视原因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和消除歧视，而减少和消除歧视最好的方法和途径就是使歧视者和被歧视者双方能够相互依赖。

为此，我们还必须尽力改造舆论，创造新的环境。

河南人当然需要好的经济环境。

假使我们听任某些地方某些人士把攻击河南的“段子”继续讲下去，其后果是，势必会在全国兴起一种抵制河南的“潮流”（现在已经出现了若干苗头），那么，河南人的处境一定会更加艰难（因为歧视本身并不能解决我们所提到的任何问题）。可如果我们劝说那些人从现在开始就“口下留德”，并和大家一起把所有的骗子都送上法庭，那我们河南乃至于全国的经济环境都会好很多。

河南当然也需要好的文化环境。

假使我们中的那些讲“段子”的、传“段子”的以及一切对河南人怀有不良印象的人，从现在开始都能够反恭自省，真正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公平自由理念的倡导与传播者，那对我们所有的事业都必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可事实远没有那么简单。

优秀传统文化依附于人，公平自由理念讲求人本，而在我们很多人的内心都缺少最基本的人文信念，非人性的道德评判有时候甚至会遮蔽我们原本和善的良心。

从古代的“株连九族”到文革时期的“棍打一大片”，从骂人总要习惯性地捎带人家父母到因为看不起一个河南民工发展成歧视所有的河南人，我们一直都在把这种错误的观念向外延展，也向后延展。

你打我一拳吗？好，我还你两脚。

你坑我一次吗？好，我坑你三遍。

你害我不成吗？好，我反过来就把你消灭。

你肉体上折磨我吗？好，那我就叫你在肉体和精神上加倍偿还。

变本加厉的复仇，不遗余力的打压——这种弱小者身心脆弱的最具体体现，是我们民族的缺点，也是人类的缺点。

前些年，当对中小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口号在全国叫响的时候，曾有不少人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我们的民族如此苦难深重，难道我们不应该让自己的下一代多“吃些苦”、“多受些罪”来迎接未来的挑战吗？报纸上洋洋洒洒；电视上也是慷慨激昂，甚至列举出了日本的“惩罚式教育”等。他们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让孩子们在压力中成长，以便将来能挑得起祖国建设更重的重担。

笔者不愿意再去评价日本这个民族了，只是想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他们要担负的是我们的明天。我们究竟是把一个东方大国的前途交到那些从小饱受压抑、心理健康、胸怀坦荡的人手中呢？还是要把它交到那些心胸狭隘、英雄气短的人手中？

结果虽然不言自明，但我们深知——在我们民族人文主义思想的提倡和教育方面，确实任重而道远。

前文所提到的某些“段子”确实编造得十分机巧，这恐怕也是它广泛流传的一个原因。但有一点，从这些“段子”上精彩的言辞、绝妙的构思上面看——它的作者大概应该算作一个文人。

这让我又感到十分的悲哀。

中国的文人不容易，屡遭劫难，家境贫寒，“穷且益坚而不坠青云之志”——我们原本有着深厚的文人传统和智慧良心。

可是关于河南人的所谓“段子”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当下文人身上的弱点。

巨变的时代同样在震撼着文人的心灵。时代的车轮把他们中间积极进取的一部分人送上了通向未来的思想列车，也把无所事事的那一部分人赶进了无聊寂寞的饭店、茶楼、酒吧、歌厅之类的交际圈——他们成了物质生活的附庸，成了享乐观念的俘虏，没有了自主思想、自我意识的文人只剩下了清闲的杂谈（确切地说是“瞎侃”）和残余智慧的斑点（确切地说是“花招”）。

他们已经和理想告别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游戏人生，自己的，别人的，大家的，所有的。

由于职业的惯性，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看到事情的关节，也更熟悉编造的技巧和词语的修饰。茶余饭后，为了显示自己的风雅（实际上是为了给出钱请客的人捧场，要不他以什么回报人家呢）便开始讲述自己新近的大作——“段子”。

世界上有两种人最痛苦：一种是时代的超前者，他们走在所有人的前面，面对未知内心时有茫然，但他是充实的；另一种是时代的落伍者，他们走在所有人的后边，眼看着前路迢迢不由心生寂寥，他是空虚的。

这一类文人已经被世界和时代远远地抛弃了，他们只能这样生活。

我尊重文人，但却鄙视这些无聊的“师爷”和“弄臣”，我们当然用不着去堵他们的嘴（他们巴不得有人去招惹他们，以借机犯事），我们也用不着和他们理论什么，因为，河南人本来就不“尿”他们。

假如我们的社会有了足够的人文精神，假如我们的身边没有了无聊的颓废文人；假如我们的四周都是身心健全、积极进取的朋友，那么——对“农民”的歧视不会发生，对“下岗工人”的歧视也不会发生，对“河南人”的歧视就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