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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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昙花一现的暴发户，很快他就和同事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尽管遇到无法想象的阻挠和压力，公司还是迅速地完成了股份制转换，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按照国际惯例向社会公开发股的工商企业，并且更名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发展、深宝安等一道，被称为股市的“老五股”。
凤凰涅槃，经历了这次改造，万科赢来了之后戏剧性的发展。万科从1988年开始介入房地产开发，由于缺乏政府背景，他们拿的第一块地的地价高出市场价十倍以上！对此，万科人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当年的万科就像个野孩子，别的孩子有饭吃，万科却得自个找饭吃，甚至是去抢饭吃。正是由于自己是个迟到者，万科才自我定位为“领跑者”以此激励自己不断提高。这点让同行觉得万科人都有点“怪”：从最初的“物业管理牌”到“规划牌”、“环境牌”，再到如今的“环保概念”、“高科技智能化概念”。
万科的故事可以说的很长，但是万科却是当年深圳新兴企业的集体缩影：“灵活”、“创新”、“大胆”、“拼搏”。这个城市的试验培育了这样的因子，以至于不管你来自哪里，只要到了深圳也会被这种氛围所冲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你追我赶。
“外贸之都”的尴尬
上世纪80年代，“千年商埠”广州也在改革开放的传奇中为自己谋得了一席之地。当时，以香港资本为主要投入的“三来一补”企业群落成为最前沿的新生力量，日夜轰鸣的机器声推动着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有产就有销，产销结合自然催动了贸易的繁荣。
广州自唐宋时就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在对外贸易方面，除了在全国范围内最早设置市舶司之外，商品的经营也占全国之冠。北宋《萍洲可谈》记载：“崇宁初，三路（广东、福建、两浙），各置提举市舶司，三方唯广最盛”。广州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清朝时的“十三行”更是广州早期商贸的雏形，当代，著名的“广交会”又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窗口。再者，广州处于珠三角的中心，这地缘优势与历史背景都使广州对“外贸之都”的地位当仁不让。
一时间，“粤货北伐”倍显意气风发。大江南北都流传这样一句广告词：“好空调、格力造”；《女友》专栏作家桃之夭夭也爱在其时尚杂文里“淘广州外贸”。商品捎带着“粤语文化”、“粤菜馆”一路北上，让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内陆都摇曳生姿起来。
但是，如今的这种盛况却渐行渐远，正如企业界流传的一句话：上世纪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山东，21世纪看浦东。中国经济版图上呈现出一片南雁北飞的景象，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浦东大开发启动，珠三角的强势地位便遭威胁，一方面政策优势与区位优势丧失，中国加入WTO，全国都呈现出全面开放的格局；另一方面，成本优势也丧失，当年香港工业北移首先登陆珠三角，现在长三角城市却成为国外工业转移的首要对象，长三角土地规模和人口规模是珠三角的两倍，从城市化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来看，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35个城市，有10个位于长江三角洲，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该地区也占了一半。
深圳、广州这两座珠三角“双子星”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浪潮中闪闪发光，但实验性的产业结构却磨损了它的光芒：外资带来的“世界工厂”和内资促成的散兵游勇使得其在新时代的资本市场角逐中，缺少了战略依托和核心竞争力。
2。速度“话事”
话事，读蛙（wa，阳去声）士（xi，阳去声）。本义是用说话去传述事情，引申为行使权力。广东人的饭桌上常常出现这样有趣的现象：大家推来让去，总不去吃那只唯一的鸡头、鱼头或乳鸽头一类。因为或鸡首或牛头，均有一个指挥全身各系统的大脑和一张代表大脑发号施令的嘴巴。广东人对这一首脑行为一言以概之：“话事。”
改革开放以来，在广东“话事”的一直是经济发展和这一发展所必需的现代化速度。但是，过快的速度和白热化的竞争，也让广州，尤其是深圳逐渐失去了“广东味儿”。易中天说“深圳是一座没有方言的城市”，而即便是粤语主阵地的广州，也在亚运年“掘金”之际，让广州人感到尴尬。
一位资深旅行社经营者说，广州也想趁2010年亚运会之际学上海世博会，搞旅游开发，但是“前几年还比较流行广深珠游，可展示改革开放的成果和面貌，而现在内地城市也发展起来了，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经没有太多东西吸引内地游客。对国外游客而言，广州本地的传统文化如西关文化等，随着城市的大拆大建，也已逐渐消失”。
30年内扩张30倍
“深圳不像北京、上海那样耐读，也不像它们那样易读。北京有城门，上海有外滩；北京有胡同，上海有里弄。望城门，串胡同，一路吃着冰糖葫芦或萝卜赛梨，一路听着嫩黄瓜般清脆的北京话，你会发现自己很快就进入了北京城。逛外滩，走里弄，一面辨认着旧租界和老公寓，一面听上海人用直截了当的上海话飞快地讨价还价，你很快就会感觉自己已置身于上海滩。北京和上海，在你心目中是感性具体的，也是生动鲜活的，还是形象鲜明的。”（《读城记》）
那么深圳呢？我想，造成深圳城市语境缺失的原因正是在于它的年轻，与北京、上海搁一块，立马就没有历史上下文的照应了，唯一找到的坐标便是深南大道。
深南大道是深圳的标志，30年内从200公里拓宽到6000公里——整整30倍的记录，也是典型的“深圳速度”。深南大道位于深圳特区中部；东起罗湖区沿河路新秀立交，西至南山区南头特检站，全长28公里，横穿罗湖、福田、南山三区，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城市主干道和景观大道。最初，深南大道只有7米之宽，设计部门提出要将其拓宽至50米。关于这个提议，很多人反对：“小小的深圳，有多少车啊？需要修这么宽的路吗？修这么宽的马路要花费多少钱？简直是资源浪费嘛。”难怪当时的人们会这样想，有谁会料到它几乎记载了深圳的变迁史。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边还在议论，那边已经有人开始建设了。建设者们把道路中的一个个山头铲平，把路拓宽、拉直。与此同时，一幢幢高楼沿深南路拔地而起。1983年，最早的2。1公里长的一段深南路拓宽已完成，这时，人们发现，就连50米宽的路也开始堵车了。
深圳的发展总是在一眨眼间，50米后，深南大道又迎来了它的再次拓宽。
赴新加坡学习考察后，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重新定位深南路：全路段设计标准宽度为140米，两边绿化带各30米，路面净宽80米，并在路中间预留了16米绿化带，以做将来建设轻轨之用。140米的宽度同样招来非议，有人甚至提出，这个宽度快赶上长安街了，但是后来被拓宽的这个140米至少说明了一点：深圳发展实在太快了。
拓宽与堵车就像一个胶片被快进，从空白的画片到越来越多的车辆占据画面位置，这座城的快速现代化在这条道上被淋漓尽致的演示。对于它，有人这样赞颂：
深南大道是这个城市的精神象征和精神归属，
它展开了这个城市的开放胸怀：市民中心，中心公园，世界之窗，五洲宾馆；
它见证了这个城市一天天长高：国贸大厦，地王大厦，报业大厦；
它雕塑了这个城市的美好瞬间：小平画像，拓荒之牛，深圳的深红，舶来的深蓝；
它拨动了这个城市的文化旋律：深圳书城，深圳大学，深圳大剧院，深圳科学馆；
它激活了这个城市的发展脉络：华侨城，科技园，高交会馆，赛格电子广场。
只是，这条大道总少了点人文韵味，千篇一律的现代化模样带来了城市历史的“缺场”。
深圳速度
穿梭在深南大道上，你总会看到一座高160米、53层的国际贸易大厦，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之前，这是国内最高的建筑。当时，这座建筑不仅创下了最高的记录，还创下了另外三最“最早”、“最先”、“最快”。它是我国最早实行招标的建筑工程；是我国最先大面积应用滑膜施工的建筑；是创下“三天一层楼”最快建筑纪录的代表。
大厦建筑师向香港第一高楼和合大厦取经，不仅照搬一个旋转餐厅——“旋宫”，还在国贸大厦四方笔直的建筑主体顶端设计了一个停机坪。国贸大厦的落成不仅让“深圳速度”名扬四海，更成为当时向世界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
那时，建筑工地上流传最广的一句话便是“奖金不封顶，大楼快封顶；奖金一封顶，大楼封不了顶”。中建三局的上层和大楼建设者像攻关一样，以第5至10楼；7天一层；第11至20楼；5天一层；第21至30楼；4天一层；到了30楼以上；进度达到了3天一层；其中最快是两天半一层的速度完成了这座地标。
国贸大厦几乎只是深圳快速建城的一个开场白，随后，不仅在高度上，速度上、数量上，深圳后继建筑都频频刷新纪录。
国贸大厦落成四年后，深圳地王大厦以“两天半一层”的纪录刷新了“深圳速度”，也以383。95米的楼高重塑了深圳的高度。2009年9月，新的“深圳第一高楼”奠基，那就是平安国际金融中心，设计总高为588米。
深圳，仅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将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雷姆·库哈斯所感叹的“深圳这座城市的中心区，已经能够与世界其他著名城市中心区相媲美了”。他说，“很多年前，我第一次来深圳的时候，深圳还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城市。当时，对很多外国人而言，大家对包括深圳在内的珠三角地区并不熟悉。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深圳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令我印象深刻。”
库哈斯发表这段言论时，正值他为深圳设计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营运中心封顶之时。深圳证券交易所营运中心耸立在30多米高的“漂浮平台”设计，是世界上最大的悬挑平台，也是“世界上最大空中花园”，这个设计取意“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对于这座深圳和中国金融业地标，中建三局董事长熊德荣说，中建三局曾创造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和两天半一层楼的“新深圳速度”，如今一举攻克世界最大空中平台难关，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彪炳建筑史册。
但是，这种狂飙突进的快速建城却让人不得不反思著名平面设计师韩家英所言，“深圳是白纸一张，它跟北京、上海这些城市不一样，给它放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在规划上更要有审美和长远的眼光。”
就拿深圳CBD来说，深圳CBD与上海的陆家嘴几乎同时于90年代初开始开发建设，时至今日，陆家嘴已经蜚声国内外，与纽约曼哈顿、伦敦金融城、东京新宿、香港中环比肩齐名，但在国内或国际上却很少有深圳CBD的声音。
如果你去过深圳，或许会有这样的感官体验：在寸土寸金的城中心，一边是破烂的城中村，一边是豪华的商务建筑群，这种极端的不和谐显得十分扎眼。
最典型的就是福田CBD金田路两侧的建筑，西侧是高档写字楼与五星级酒店，东侧则是岗厦河源片区的农民房群落与工业厂房。2010年7月22日，《南方都市报》上的一则新闻又撩起了深圳的这块伤疤。报道说，在福田CBD中有一个大中华广场，此广场被称为福田的地标性建筑，这里坐落着超五星级的喜来登酒店。入住喜来登豪华套房的宾客推开窗户，看到的不是宜人景色而是突兀的堆积如山的废品。那是一个大型废品站，就在大中华广场的南侧，面积近千平方米。收购站的周围时常停靠一些人货车、三轮车，有些废品贩子则在四周设立流动收购站做起二手中转生意。前往贩卖废品的，先被废品站周围的流动收购站收走废品，然后再转卖给这个大型废品站。除了金田路，紧邻CBD的福田南路也几乎被流动废品站所“占领”。
农民房只是深圳CBD的败笔之一，一位作者在他的《深圳CBD的10大失败》中分析出了10个原因，而最主要的正是：深圳政府对于CBD的认识缺乏高度与深度、CBD的规划缺乏战略扩展空间、CBD的土地开发缺乏合理的节奏、没有高标准引进开发商以致中小开发商急功近利缺乏城市责任、分拆销售写字楼等。
深圳一贯追求的“速度”在城市建设初期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纪录，但是，“欲速则不达”的古训也在深圳得到了诠释，过快的发展造成了困扰日后的“顽疾”。
3。双子星再定位
深港大都会
从1980年，“特区”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