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莲-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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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宪法没咋李雪莲；骂一声“刁民”，再骂一个“滚”字，也够不上犯法。但情急之下，李雪莲说：“董宪法贪赃枉法。”
说董宪法贪赃枉法，这话没有根据；也许董宪法在别处贪赃枉法过，但在李雪莲这件事上还算不上；董宪法老婆收了李雪莲一包袱棉花，两只老母鸡，也够不上贪赃枉法；倒是董宪法看他老婆把鸡炖了，骂他老婆“贪赃枉法”。
这时一阵冷风吹来，荀正义打了个寒噤。刚才是半醉，风一吹，倒成了全醉。荀正义清醒时很谨慎，喝大了容易脾气暴躁。酒前和酒后是两个人。这也是他平日不喝酒，给自己规定五条禁令的原因。这时不耐烦地说：“如果你说他别的，也许该我管，但你说他贪赃枉法，这事我就管不着了。”
李雪莲：“那我该找谁呢？”
荀正义：“检察院。”
荀正义说的也是实情。董宪法是公职人员，如果董宪法案子审错了，该找法院院长，如果董宪法涉及贪赃枉法，就不是法院能管的事了，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但李雪莲不懂其中的道理，反倒急了：“咋我找一个人，说不该他管；找一个人，又说不该他管；那我的事，到底该谁管呢？”
接着又冒了一句：“荀院长，你是院长，你不能像董宪法一样，也贪赃枉法呀。”
这句话把荀正义说恼了。也许荀正义在别处贪赃枉法过，但在李雪莲这件事上却没有。也许不喝酒荀正义不恼，一喝大，就真恼了；恼怒之下，便对李雪莲吼了一句：“咱俩刚见面，我咋就贪赃枉法了？可见是个刁民，滚！”
骂得跟董宪法一模一样。
序言：那一年（八）
李雪莲见到县长史为民，是在县政府大门口。史为民坐车出门，正在车上喝粥，突然一个妇女跑到车前，拦住去路；司机猛地煞车，史为民的脑袋磕在前座的椅背上，粥也撒了一身；揉揉头，将身子放回来，再抬头，见车前的妇女跪在地上，高举一块马粪纸牌，牌子上写着一个大字：冤。
今天是礼拜天，按说史为民不该上班。但县长史为民，从没休过礼拜天。一个县一百多万人，工农商学，吃喝拉撒，事情千头万绪；从中央到省里，再到市里，每天下发的文件有一百多份，都靠史为民落实。工人每天上班八个小时，史为民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天天夜里开会。还有，从省里到市里，每天都有部门来县里检查工作；从省里到市里，部门有百十来个；县里每天需要在宾馆招待的上级检查组，至少有八拨。中饭和晚饭，史为民得陪十六拨次的客人。都是职能部门，哪个也得罪不起。史为民的胃，也让喝酒喝坏了。史为民时常捂着胃对部下感叹：“县长，不是人干的活。”
但能当上一县之长，也不是容易的；一个县想当县长的，有一百多万；祖坟的坟头上，未必长了这棵蒿子。比这些重要的是，从政是个迷魂阵，当了乡长，想当县长；当了县长，还想当市长和省长呢。一切不怪别人，全怪自己。史为民想明白这些道理，每天有怨无悔地工作着。胃让喝酒喝坏了，只能自个儿调理。中午、晚上喝酒，还有一个清早不喝酒，这时史为民只喝粥。粥里放些南瓜和红薯，既食了粗粮，也养胃。有时先天晚上开会迟，第二天早上睡过了头，又急着出门，便在车上喝粥。李雪莲见县长，也是接受了见法院院长荀正义的教训，不再中午和晚上找人，换在了早晨；中午和晚上人容易醉，清早，人的脑袋是清醒的。于是，这天早晨，李雪莲便与县长史为民，在县政府门口碰了面。
史为民今天出门，是去参加县上一个饭店的开业剪彩。这个饭店叫“世外桃源”。说是“世外”，距人间并不远；县城西南二十里，有一片树林子，饭店开在这林子里；偶尔有鸟飞来，饭店的老板又养了几头梅花鹿，便叫“世外桃源”。比饭店雄伟的，是饭店身后，矗起一座配套的洗浴城，桑拿按摩等一条龙服务，里面应有尽有。按说配套的行业有“涉黄”嫌疑，开业剪彩，县长不该参加；但开这“世外桃源”的人，是省上一位领导的小舅子，不过租了县上一块土地；正因为这土地在本县，史为民作为“土地”就该参加了。何况，“世外桃源”开业之后，还给县上交税呢；这也是县长工作的一部分。开业选在礼拜天，也是图个人旺。昨天晚上会又散得迟，史为民清早又睡过了头，便又在车上喝粥。“世外桃源”开业剪彩是九点，出门已经八点半了，史为民有些着急；车出县政府，又被人当头拦车，史为民更着急了。比史为民着急的，是他的司机。司机急不是急耽误县长剪彩，或县长头磕在了前座上，或粥撒了县长一身；而是一个妇女突然跑到车前跪下，猛地煞车，把他吓出一身冷汗。他摇下车窗，当头骂道：“找死呀？”
史为民还是比司机有涵养；这种事也不是头一回遇见；再说，这也是县长工作的一部分；便止住司机，推车门下车，先抖抖身上的粥，又上去拉车前头的妇女：“起来，有啥起来说。”
李雪莲起身。史为民：“你找谁呀？”
李雪莲：“我找县长。”
史为民便知道这妇女家没有电视，看不到电视上的本县新闻，与他对面不相识，便问：“找县长干啥？”
李雪莲举举头上的“冤”字：“告状。”
史为民：“告谁呀？”
李雪莲：“不是一桩案子。”
史为民倒“噗啼”笑了：“一共有几桩？”
李雪莲：“第一桩，告法院院长荀正义；第二桩，告法院专委董宪法；第三桩，告法官王公道；第四桩，告我丈夫秦玉河；第五桩，还告我自个儿。”
史为民一下听懵了。听懵不是一下告这么多人让他懵，而是后边还有一个“我自个儿”。哪有自个儿告自个儿状的？史为民判定，这案子不简单，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低头看了看表，已经八点四十，便说：“既然你找县长，我给你喊去。”
转身向政府大门里跑去。他跑一是为了脱身，好去参加“世外桃源”的剪彩；二是参加剪彩，身上一身米粥不合适，得去办公室换身衣服。李雪莲上前一把拉住他：“别跑哇，我看你就是县长。”
史为民抖着身上的粥让她看：“你咋看我像县长？”
李雪莲：“我打听你的车号了。车上坐的是你，你就是县长。”
史为民：“县长的车，坐的不一定是县长，我是他的秘书。你案情这么大，我做不了住，我给你喊县长去。”
李雪莲只好撒了手。史为民一溜小跑回到办公室，一边换衣服，一边让人给信访局长打电话，让他来县政府大门口，处理一个妇女告状的事；换完衣服，另坐一辆车，从县政府后门出去，去参加“世外桃源”的剪彩。
一天无话。到了晚上，史为民又去县宾馆陪从省里到市里来的七八拨客人吃饭。车到了县宾馆门口，县信访局长在台阶上站着。县信访局长姓吕。史为民已经忘了早上妇女告状的事。见史为民下车，老吕高兴地迎上来：“史县长，你要支持我的工作。”
史为民：“啥意思？”
老吕：“市信访局张局长一会儿就到，安排在888包房，你待会儿过来打个招呼。”
史为民一愣：“没听说老张要来呀。”
老吕：“临时打的电话。平常我就不麻烦你了，现在是关键时候，市里第一季度的信访评比，就要开始了。”
史为民伸着指头：“你这是第九摊。”
老吕：“喝三杯就走，你能到场喝三杯，咱就能评上头三名。”
又说：“这可牵涉到维稳呀；一个县维稳出了问题，摘的就不是我信访局长的帽子了。”
史为民：“我待会儿去一下不就是了，还用拿帽子来吓唬人？”
老吕笑了。这时史为民突然想起早上在县政府门口告状的妇女，便问：“对了，清早拦车告状那个妇女，是咋回事？”
老吕不在意地挥挥手：“一个泼妇，让我赶走了。”
史为民一愣：“拦车不要命，写那么大一个‘冤’字，咋说人家是泼妇？”
老吕：“‘冤’字是不小，芝麻大点事。”
史为民：“啥事？”
老吕：“去年离婚了，如今又后悔了，非说去年的离婚是假的。”
史为民：“这么点子事，咋要告那么多人呢？她告的可都是法院的人，是不是她找了法院，法院不作为呀？”
老吕：“我问过法院了，法院不是不作为，正是作为了，她才告法院。她说离婚是假的，法庭经过核定，离婚却是真的，能因为她告状，法院就违法给她再判成假的吗？”
史为民倒替李雪莲发愁：“到底因为什么，离过婚又后悔了呢？”
老吕：“就算后悔，也该去找她前夫闹呀，咋找上政府了？又不是政府跟她离的婚。”
史为民倒“噗啼”笑了：“人家告状一肚子气，你还说这种风凉话。”
这时省水利厅一个副厅长由本县一个副县长陪着，到了宾馆门口。史为民撇下老吕，忙笑着迎上去，与副厅长握手，一块步入宾馆。
序言：那一年（九）
李雪莲头顶“冤”字，在市政府门口静坐三天，市长蔡富邦才知道。一个人静坐三天蔡富邦没发现并不是蔡富邦视而不见，而是他到北京出差了。待从北京回来，才发现市政府门口有个静坐的。周边围满围观的人。到市政府上班的工作人员，倒要推着自行车躲开这人群。蔡富邦见此大为光火。蔡富邦光火不是光火李雪莲静坐，而是光火他的副手、常务副市长刁成信。蔡富邦去了北京，刁成信并没出差，竟让这件事延续三天，自己不处理，等着蔡富邦回来处理。市政府的人都知道，市长和常务副市长有矛盾。说起矛盾，蔡富邦又一肚子苦水，因为这矛盾不是他造成的，而是历史形成的。十年前，两人都是县委书记，那时两人关系还不错，常常串县喝酒；后来一起提的副市长，按姓氏笔画排列，刁成信还排在蔡富邦前头；后来交替上升，一个当了市委宣传部长，一个当了组织部长；再后来，蔡富邦走到了刁成信头里，当了市委副书记，刁成信当了常务副市长；再后来，蔡富邦当了市长，刁成信原地未动，成了蔡富邦的副手；两人贴这么紧地你上我下；或者，你上了我就不能上；没有不服气，也有了不服气；没有积怨，也有了积怨；不是对头，也成下对头。当然，对头并不在表面，会上两人仍客客气气；但在背后，刁成信常常给蔡富邦使绊子。一个人在市政府门口静坐三天，还迟迟不处理，等蔡富邦回来处理，只是众多绊子之一。
蔡富邦对刁成信光火不是光火他使绊子，而是怪刁成信愚蠢，没长脑子。两人的交替上升，并不是蔡富邦决定的，而是省里决定的。如你想当市长，最聪明的做法，是支持蔡富邦的工作，使蔡富邦早一天升走，你不就是市长了？这样磕磕碰碰，刀光剑影，市里的工作搞不上去，蔡富邦永远是市长，你永远还是常务副市长。什么叫腐败？腐败并不仅仅是贪赃枉法、贪污腐败和搞女人，最大的腐败，是身在其位不谋其政。比这更腐败的，是像刁成信这样的人，身在其位在谋反政。更大的腐败是，刁成信明明在反政，你还奈何不了他，因这常务副市长不是蔡富邦确定的，同样也是省里确定的。比这些更让蔡富邦生气的是，刁成信使绊子不看时候。目前，市里正在创建“精神文明城市”。“精神文明城市”，全国才有几十个。成了“精神文明城市”，市里的形象就会大为改观，投资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就有了一个明显的说法；与外商谈判，招商引资，也多了一个筹码。
为筹办这“创建”，蔡富邦花了一年的心血，整治了全市的公园、街道、地沟、学校、农贸市场和棚户区；全市挨街的楼房，外立面都新刷了一遍。准备一年，就等一天；再有三天，中央和省里管“精神文明城市”创建的领导小组，就要来这里验收。为了这一天，蔡富邦又提前一个月，让全市的干部市民，上街捉苍蝇。机关干部，规定每人每天交十只苍蝇，跟年终考核联系在一起。苍蝇不经捉，半个月之后，干部们十只苍蝇的指标就完不成了，个个怨声载道。而怨声载道中，全市确实不再飞一只苍蝇。蔡富邦知道怨声载道，但不过往就不能矫正。捉过苍蝇，又让小学生唱歌，老太太跳舞。这回蔡富邦去北京，就是汇报“精神文明城市”的创建成果；回来，就准备迎接“精神文明城市”创建活动领导小组的到来。没想到一回到市里，市政府门口有一个静坐的，而且已经坐了三天，还没人出来管。说句不好听的，全市的苍蝇都消灭了，市政府门口，却出现了一只大苍蝇；这不是故意给“精神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抹黑吗？蔡富邦一到办公室，就把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