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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们-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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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敬怀一时不明白,问:“什么’ 互相拿错‘ ?” 
  售票员说:“你这个老同志,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群众提高了觉悟,形势一片大好,社会道德空前提高,如果说还会有小溜小偷什么的,不是否定’ 文化大革命‘ 成果吗?” 
  “哦,哦。”张敬怀说。 
  “挤,挤,往里挤。别自己一上车就不管后边的人了!” 
  人们在车上拥挤着。 
  坐了三站,张敬怀下车,一摸兜儿,外衣口袋里的一打票子没有了。过去张敬怀从来没有关心过钱的事,一切都由夫人和秘书管理。他又掏里边口袋,还有。 
  原来外面口袋装了三千元,里边装了七千元。这就是说,大头还有,也算是万幸。 
  到了招待所,被安排住进一个单人房间。一躺下来,他觉得这一天的经历很有意思,对于他这个“罪该万死”的反革命,现在居然已经没有人歧视他,可见世界的变化太大了。他两眼一闭,就睡着了。 
  他一直睡到次日早起,第一件事是赶忙找那只铅笔,要在墙上画道道。可是墙壁雪白雪白,原来我画那两千多道呢? 
  揉揉眼睛想了半天,哦,我住的是招待所! 
  这天下午,他忽然想起明天要去体育馆开什么批斗大会。一听“批斗大会”,他从心底就反感,他掏出张主任给他的那张入场卷,上面印的是“批斗三种人大会”。这时一个服务员进来倒开水。他问:“什么是’ 三种人‘ ?” 
  服务员笑着说:“你这位老同志,怎么还不知道呀!一定是在真空里生活太久了……我明天还要去呢。据说早晨八点准时开会,要开一天呢,中午也不休息。 
  你得买点吃的带着呀!” 
  “哦,哦。”张敬怀说,随即出了招待所,到了大街上。 
  他在大街上转了好久,他想,买几根黄瓜,买两个面包,也就够吃一顿的了。 
  他来到一个菜摊,见有个卖黄瓜的副食店,但人排的长龙有一百多米。他在排尾站下,很快人们又在他后面排了很长。前面有几个年轻人要“加塞”,后面同时有几个人高喊:“遵守秩序,遵守秩序!”“不准加塞!”“文化大革命的觉悟提高到哪里啦?连这位老爷子都站排呢。” 
  前面的人不听,继续加塞。最前面的人一下买了十斤。又有人喊:“每人一斤,你们买那么多,我们后面的人还吃不吃了?” 
  他看小摊上那黄瓜,剩下的不多了,即使排到他这里,也买不到。便主动退出了长龙。 
  他又到一个副食店买面包,也排了队,但不像买黄瓜的人那么多。他参加排队,二三十分后,排到他买了。他掏出两元钱,服务员问:“粮票呢?” 
  “还要粮票?” 
  那售货员蛮横的说:“你这个人!真是,什么也不懂。没有粮票排什么队!一边去,一边去!”不容分说,后面的人便把他挤在外面了。他懊丧地回到招待所。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清查“三种人”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和夺权起家,挑动武斗有血债民愤,冲击国家党、政、军和公、检、法部门,抢财物,砸档案等等罪行的,纷纷被清查出来。在每一个省、市、县,都有成百上千的“三种人”被清查出来。当然,也还有在台上的“三种人”掌着权,这种犬牙交错的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 
  为了进一步推动清查运动,制造声势,把这些人批倒批臭,这天在体育馆召开了批斗大会。从全省说,这还是第一次。 
  那天,张敬怀一早就到了体育馆。他与世相隔十年,他想通过这次大会,看看世界发生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 
  还不到八点钟,各机关、学校、人民团体的队伍,打着红旗,敲着锣鼓,就浩浩荡荡地向体育馆集聚。人们有秩序地从各个大门,走进中间能容纳一万多人的体育馆。张敬怀忽然想起,十年前,第一次批斗他的大会,也是这样的阵势。 
  他拿着门票,随着人流进入场。原来门票分东、南、西、北四个入口。他几乎转了一圈,才进得会场。到了场内,门票又分为甲、乙、丙、丁等若干区。他又转了好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才找到自己的坐位。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在主席台的边上。又一看,台上他认识的人还真不少。他把帽子往下拉了拉,故意谁也不看,免得打招呼。他现在的问题还没有个说法,见了熟人有什么话讲呢?。 
  会议开始了。主持会议的人大声喝道:“把四人帮帮派分子,挑动武斗和打砸抢分子押上会场!” 
  于是事先准备好的数十名这样的人,各个都戴着大牌子,被两个人架着背膀作喷气式状,走到台下,站成一排。 
  “低头!”主持人喝令。 
  那些人便低下了头。 
  “把刘吉有拉出来!”主持人喝令。 
  张敬怀没有想到的是,第一个拉出来被挨斗的居然是刘吉有! 
  主持人说:“这个刘吉有,是个大大的野心家。靠造反夺取了省委的大权。 
  挑动’ 四。二三‘ 大规模武斗,造成死九人,伤二十四人的惨剧。他还挑动红卫兵,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并对所谓的”走资派“搞逼供信,给十二个老革命造成残废……真是罪恶滔天,民愤极大!……刘吉有,我问你,有没有?” 
  因为刘吉有面前没有麦克,只见他点头,向四周弯腰,听不清他回答些什么。 
  当工作人员把一只麦克拿到他面前时,才听他说“……我,有罪,有罪!” 
  “交待你的罪行!”下面一阵呼喊。接着是口号:“打倒刘吉有!” 
  “刘吉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把刘吉有批倒批臭!” 
  一个人说:“谅你也不会坦白!我揭发!”于是他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跳到主席台上开始揭发。 
  这会场的这气氛,这阵势,这方式,怎么和自己被批斗时那么像似呢?是不是我又在接受批斗呀!他想。不是,我现在在主席台上啊。座上宾,阶下囚,整整调换了一个位置。历史怎么这么无情,这样富有戏剧性呢?使他觉得不舒服的是: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方式?也许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方式,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还要继续下去吗?……也许是历史的一种贯性──历史总要重复以前的一些东西吗? 
  联想到自己,他不想再听那些揭发了。这时,有一个人碰了碰他的胳膊。他一看身旁坐的是京剧院姓吴的那位导演。因为张敬怀在主持工作时分工管文教。 
  每当排演什么重要剧目,这位吴导演常常去他家征求意见。这位吴导演有着艺术家性格和气质。别人见了像张敬怀这样的大官,总是拘拘谨谨,张敬怀讲什么都点头称是。吴导演不怕官,见了他总是很随便。有不同意见,也敢和他争论。所以,张敬怀很喜欢和他聊天。张敬怀有一种观念,官越大,越难听到不同意见,越没有谈心的人,身边全是唯唯诺诺的人,这使他感到寂寞。以前他曾经多次和吴导演畅谈,从中得到不少的乐趣和愉悦。何况吴导演很幽默,一讲话,就让你发笑。张敬怀记得,他上次和吴导演见面,也是在一次批斗会上。因为吴导演导过《海瑞罢官》,为他开过专场批斗会。不过那次演“主角”的是吴导演,张敬怀演的是“陪斗角色”。此次见面难得。两人便小声攀谈起来。 
  “怎么样?张书记!”先是吴导演问。 
  “还可以。你呢?” 
  吴导演说:“没有死。”乐观地一笑“这种日子,就得自己找乐子,自己安慰自己。得像阿Q 那样,用精神胜利法。”又是一笑。 
  张敬怀也向他敞开心扉:“我差一点没有自走绝路。后来想通了,才看见今天。” 
  吴导演说:“我当时就感到,这哪里是一场革命!完全违反一切规律的闹剧。” 
  “违反规律的东西也能长久。”张敬怀说。 
  吴导演说:“这是有历史先例的。你想想,女人裹小脚的事,它不仅违反人身体的生长规律,也违反劳动生产力的规律。可是靠某种力量不是流行了一千多年吗?” 
  “这种现像,值得我们哲学家去研究。”张敬怀说。 
  “这’ 某种力量‘ 是什么我还没有想清楚。” 
  台上台下一阵阵口号,一个个“三种人”轮番坦白交待。“打倒”和“批臭”之声震耳欲聋。他们不去听,会场上也没有人注意他们的窃窃私语。这时,吴导演掏出小本,快速写了点什么,随即拿给他,问:“你记得有一出戏叫《人面桃花》吗?” 
  “记得,记得。”张敬怀答。 
  吴导演说:“其中有四句:’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互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现在面对此情此景。我即兴胡诌了几句。” 
  张敬怀接过条子,见写的是: 
  十年今日此门中, 
  “文化革命”大斗争。 
  造反英雄何处去, 
  老吴依旧笑春风。 
  张敬怀看了甚觉有趣。吴导演要回来字条,马上撕碎了。 
  张敬怀说:“你现在可以’ 笑春风‘ ,我可笑不出来。我虽然被释放出来了,但问题还没有个说法呢。” 
  吴导演安慰说:“你不用急,等着吧,好饭不怕晚。” 
  开过批判大会,两人在回去的路上又谈了很多。张敬怀回到招待所,躺在床上想。吴导演是对的,难得听他说的这一席“没遮没拦”的话。自己当初没有自杀,就是要看到文化大革命怎么收场!现在看到了你方唱罢他登场。座上宾,阶下囚。人际关系是这样,人民生活呢?昨天他排队买东西,已经体验过了。自己虽然又成了“座上宾”。可是总该有个说法呀!张主任要他等着,要等到什么时候呀!我得找找人,甚至到北京上访。据说,为了平反冤假错案,到北京上访的人,成千上万。过去,衙门口都有一面鼓,你一敲,大老爷就得升堂。可是到北京找谁呢?反正现在用不着击鼓。那里有好多老战友,找找他们,哪怕问点情况、形势、动向,也是好的。 
  在艾荣和女儿从乡下回来之前,对于他们的夫妻关系,张敬怀曾经认真反思过很长时间。二十多年来,他们夫妻间的矛盾,到底怨谁?他觉得,认为自己太理想化了,太不关心这个在战场上救过他的生命的妻子了。她一直对于她的提拔、任用和级别待遇问题,他没有为她说话而不满。和她有同样资历的同志,只要是嫁给首长的,大多已经是副厅、局级干部了。可是,她还是一个副科级。这很伤她的自尊心。可是,话又说回来:凭他对妻子的了解,她太要强,太注重官、名、利,事事爱拔尖,和谁也搞不好团结,且不管她的能力和水平,把她放到任何一个领导岗位,不闹得四分五裂才怪呢!况且,自己明知她不胜任,怎么好违背党性原则,去为她“说话”呢?不要说“说话”了,自己一想,就觉得脸红。正因如此,当有些组织部门领导主动提出:“艾荣是个老同志了,在朝鲜战场又立过功,是不是……安排?” 
  他一听这话就说:“得啦,她不行。我听人反映,她连一个支部副书记都当不好……” 
  艾荣曾经主动去向组织部门问过,她因为什么只能当个小小的支部副书记?逼得组织部长只得对她说:“你去问你的老头子吧!” 
  想来想去,自己不违心为她“说话”是对的。……不管怎样吧,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风暴,批判什么修正主义啦,天天读语录“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啦,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啦,她总该有点改变吧?经过这九死一生的磨炼,她怎么会没点改变呢?只要她回来,他一定主动和妻子和好。小女儿一向听妈妈的,从来不和爸爸亲近。这一方面都怨自己,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抱抱她,亲亲她,给她一点父爱。现在自己应当给她一点作为父亲的关爱。 
  张敬怀还想到,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为了让张敬怀交待“罪行”,曾经拿出夫人写给她的的“最后通牒”,说你如果再不交待问题,我就和你离婚。但这终究没有成为事实。他相信,那是造反派逼迫的结果,在那种人人自危的形势下,情有可原。这次她母女回来,改善家庭关系要紧,这些事已经过去,不能再怪她了。 
  过了一个星期,办公厅单主任派人把妻子和女儿从“走五七道路”的农村接回来了。据单主任说,他家原来的房子,被两个造反派占着,且一分为二(在中间修了一条墙),正撵他们搬家,院内那堵墙要拆掉,房子还要打扫修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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