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第5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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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叔文既以范希朝、韩泰主京西神策军，诸宦者尚未寤。会边上诸将各以状辞中尉，且言方属希朝。宦者始寤兵柄为叔文等所夺，乃大怒曰：“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密令其使归告诸将曰：“无以兵属人。”希朝至奉天，诸将无至者。韩泰驰归白之，叔文计无所出，唯曰：“奈何！奈何！”无几，其母病甚。丙辰，叔文盛具酒馔，与诸学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刘光琦等饮于翰林。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身任国事之故，不得亲医药，今将求假归侍。叔文比竭心力，不避危难，皆为朝廷之恩。一旦去归，百谤交至，谁肯见察以一言相助乎？”文珍随其语辄折之，叔文不能对，但引满相劝，酒数行而罢。丁巳，叔文以母丧去位。
秋，七月，丙子，加李师古检校侍中。
王叔文既有母丧，韦执谊益不用其语。叔文怒，与其党日夜谋起复，必先斩执谊而尽诛不附己者，闻者忷惧。自叔文归第，王伾失据，日诣宦官及杜佑请起叔文为相，且总北军；既不获，则请以为威远军使、平章事，又不得。其党皆忧悸不自保。是日，伾坐翰林中，疏三上，不报，知事不济，行且卧，至夜，忽叫曰：“伾中风矣！”明日，遂舆归不出。己丑，以仓部郎中、判度支案陈谏为河中少尹。伾、叔文之党至是始去。
癸巳，横海军节度使程怀信薨，以其子副使执恭为留后。
乙未，制以“积疢未复，其军国政事，权令皇太子纯句当。”时内外共疾王叔文党与专恣，上亦恶之。俱文珍等屡启上请令太子监国，上固厌倦万机，遂许之。又以太常卿杜黄裳为门下侍郎，左金吾大将军袁滋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旧臣，故引用之。又以郑珣瑜为吏部尚书，高郢为刑部尚书，并罢政事。太子见百官于东朝堂，百官拜贺。太子涕泣，不答拜。
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制敕称诰。”辛丑，太上皇徙居兴庆宫，诰改元永贞，立良娣王氏为太上皇后。后，宪宗之母也。
壬寅，贬王伾开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户。伾寻病死贬所。明年，赐叔文死。
乙巳，宪宗即位于宣政殿。
丙午，升平公主献女口五十。上曰：“上皇不受献，朕何敢违！”遂却之。庚戌，荆南献毛龟二，上曰：“联所宝惟贤。嘉禾、神芝，皆虚美耳，所以《春秋》不书祥瑞。自今凡有嘉瑞，但准令申有司，勿复以闻。及珍禽奇兽，皆毋得献。”
癸丑，西川节度使南康忠武王韦皋薨。皋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赋敛，丰贡献以结主恩，厚给赐以抚士卒。士卒婚嫁死丧，皆供其资费，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乐为之用，服南诏，摧吐蕃。幕僚岁久官崇者则为刺史，已复还幕府，终不使还朝，恐泄其所为故也。府库既实，时宽其民，三年一复租赋，蜀人服其智谋而畏其威，至今画像以为土神，家家祀之。支度副使刘辟自为留后。
郎州武陵、龙阳江涨，流万余家。
壬午，奉义节度使伊慎入朝。
辛卯，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明。全义败于溵水而还，不朝觐而去，上在籓邸，闻其事而恶之。全义惧，乃请入朝。
刘辟使诸将表求节钺，朝廷不许。己未，以袁滋为剑南东、西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
度支秦裴延龄所置别库，皆减正库之物别贮之。请并归正库，从之。
辛酉，遣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宣慰江、淮，行视租赋、榷税利害，因察官史否臧，百姓疾苦。
癸亥，以尚书左丞郑余庆同平章事。
九月，戊辰，礼仪使奏：“曾太皇太皇沈氏岁月滋深，迎访理绝。案晋庾蔚之议，寻求三年之外，俟中寿而服之。伏请以大行皇帝启攒宫日，皇帝帅百官举哀，即以其日为忌。”从之。
壬申，监修国史韦执谊奏，始令史官撰《日历》。
己卯，贬神策行军司马韩泰为抚州刺史，司封郎中韩晔为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为邵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为连州刺史。
冬，十月，丁酉，右仆射、同平章事贾耽薨。
戊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袁滋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征刘辟为给事中。
舒王谊薨。
太常议曾太皇太后谥曰睿真皇后。
山人罗令则自长安如普润，矫称太上皇诰，征兵于秦州刺史刘澭，且说澭以废立。澭执送长安，并其党杖杀之。
己酉，葬神武孝文皇帝于崇陵，庙号德宗。
十一月，己巳，祔睿真皇后、德宗皇帝主于太庙。礼仪使杜黄裳等议，以为：“国家法周制，太祖犹后稷，高祖犹文王，太宗犹武王，皆不迁。高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请迁主于西夹室。”从之。
壬申，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执谊为崖州司马。执谊以尝与王叔文异同，且杜黄裳婿，故独后贬。然叔文败，执谊亦自失形势，知祸且至，虽尚为相，常不自得，奄奄无气，闻人行声，辄惶悸失色，以至于贬。
戊寅，以韩全义为太子少保，致仕。
刘辟不受征，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强，不敢进。上怒，贬滋为吉州刺史。
复以右庶子武元衡为御史中丞。
朝议谓王叔文之党或自员外郎出为刺史，贬之太轻。己卯，再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又贬河中少尹陈谏为台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为连州司马，岳州刺史程异为郴州司马。
回鹘怀信可汗卒，遣鸿胪少卿孙杲临吊，册其嗣为腾里野合俱录毘伽可汗。
十二月，甲辰，加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同平章事。
以奉义节度使伊慎为右仆射。
己酉，以给事中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计故也。右谏议大夫韦丹上疏，以为：“今释辟不诛，则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两京耳。此外谁不为叛！”上善其言。壬子，以丹为东川节度使。丹，津之五世孙也。
辛酉，百官请上上皇尊号曰应乾圣寿太上皇，上尊号曰文武大圣孝德皇帝。上许上上皇尊号而自辞不受。
壬戌，以翰林学士郑纟因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以刑部郎中杜兼为苏州刺史。兼辞行，上书称李锜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留为吏部郎中。
卷第二百三十七
【唐纪五十三】 起柔兆阉茂，尽屠维赤奋若六月，凡三年有奇。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上之上元和元年（丙戌，公元八零六年）
春，正月，丙寅朔，上帅群臣诣兴庆宫上上皇尊号。
丁卯，赦天下，改元。
辛未，以鄂岳观察使韩皋为奉义节度使。癸酉，以奉义留后伊宥为安州刺史兼安州留后。宥，慎之子也。壬午，加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同平章事。
甲申，上皇崩于兴庆宫。
刘辟既得旌节，志益骄，求兼领三川，上不许。辟遂发兵围东川节度使李康于梓州，欲以同幕卢文若为东川节度使。推官莆田林蕴力谏辟举兵，辟怒，械系于狱，引出，将斩之，阴戒行刑者使不杀，但数砺刃于其颈，欲使屈服而赦之。蕴叱之曰：“竖子，当斩即斩，我颈岂汝砥石邪！”辟顾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黜为唐昌尉。上欲讨辟而重于用兵，公卿议者亦以为蜀险固难取，杜黄裳独曰：“辟狂戆书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愿陛下专以军事委之，勿置监军，辟必可擒。”上从之。翰林学士李吉甫亦劝上讨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将步骑五千为前军，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将步骑二千为次军，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同讨辟。时宿将名位素重者甚众，皆自谓当征蜀之选，及诏用崇文，皆大惊。
上与杜黄裳论及籓镇，黄裳曰：“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举纲纪，宜稍以法度裁制蕃镇，则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为然，于是始用兵讨蜀，以至威行两河，皆黄裳启之也。
高崇文屯长武城，练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时受诏，辰时即行，器械糗粮，一无所阙。甲午，崇文出斜谷，李元奕出骆谷，同趣梓州。崇文军至兴元，军士有食于逆旅，折人匕箸者，崇文斩之以徇。
刘辟陷梓州，执李康。二月，严砺拔剑州，斩其刺史文德昭。
奚王诲落可入朝。丁酉，以诲落可为饶乐郡王，遣归。
癸丑，加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同平章事。
戊午，上与宰相论：“自古帝王，或勤劳庶政，或端拱无为，互有得失，何为而可？”杜黄裳对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庙，下抚百姓四夷，夙夜忧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纪纲有叙，苟慎选天下贤才而委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刑，选用以公，赏刑以信，则谁不尽力，何求不获哉！明主劳于求人，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能无为而治者也。至于簿书狱市烦细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亲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书，魏明帝自按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无补于当时，取讥于后来，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劳也，所务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诚，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将以求理，不亦难乎！”上深然其言。
三月，丙寅，以神策京西行营节度使范希朝为右金吾大将军。
高崇文引兵自阆州趣梓州，刘辟将邢泚引兵遁去，崇文入屯梓州。辟归李康于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败军失守，斩之。丙子，严砺奏克梓州。丁丑，制削夺刘辟官爵。
初，韩全义入朝，以其甥杨惠琳知夏绥留后。杜黄裳以全义出征无功，骄蹇不逊，直令致仕，以右骁卫将军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表称“将士逼臣为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严绶表请讨之。诏河东、天德军合击惠琳，绶遣牙将阿跌光进及弟光颜将兵赴之，光进本出河曲步落稽，兄弟在河东军皆以勇敢闻。辛巳，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斩惠琳，传首京师。东川节度使韦丹至汉中，表言“高崇文客军远斗，无所资。若与梓州，缀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丁酉，以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
潘孟阳所至，专事游宴，从仆三百人，多纳贿赂。上闻之，甲辰，以孟阳为大理卿，罢其度支、盐铁转运副使。
丙午，策试制举之士，于是校书郎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校书郎下邽白居易、前进士萧俛、沈传师出焉。郁，及之子；俛，华之孙；传师，既济之子也。
杜佑请解财赋之职，仍举兵部侍郎、度支使、盐铁转运副使李巽自代。丁未，加佑司徒，罢其盐铁转运使，以巽为度支、盐铁转运使。自刘晏之后，居财赋之职者，莫能继之。巽掌使一年，征课所入，类晏之多，明年过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缗。
戊申，加陇右经略使、秦州刺史刘澭保义军节度使。
辛酉，以元稹为右拾遗，独孤郁为左拾遗，白居易为盩厔尉、集贤校理，萧俛为右拾遗，沈传师为校书郎。
稹上疏论谏职，以为：“昔太宗以王珪、魏征为谏官，宴游寝食未尝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议大政，必遣谏官一人随之，以参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谏官，大不得豫召见，次不得参时政，排行就列，朝谒而已。近年以来，正牙不奏事，庶官罢巡对，谏官能举职者，独诰命有不便则上封事耳。君臣之际，讽谕于未形，筹画于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况于既行之诰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书收丝纶之诏，诚亦难矣。愿陛下时于延英召对，使尽所怀，岂可置于其位而屏弃疏贱之哉！”顷之，复上疏，以为：“理乱之始，必有萌象。开直言，广视听，理之萌也；甘谄谀，蔽近习，乱之象也。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主苟受而赏之，则君子乐行其道，竞为忠谠；小人亦贪其利，不为回邪矣。如是，则上下之志通，幽远之情达，欲无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则君子卷怀括囊以保其身，小人阿意迎合以窃其位矣。如是，则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无乱得乎！昔太宗初即政，孙伏伽以小事谏，太宗喜，厚赏之。故当是时，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尝以触忌讳为忧也。太宗岂好逆意而恶从欲哉？诚以顺适之快小，而危亡之祸大故也。陛下践祚，今已周岁，夫闻有受伏伽之赏者。臣等备位谏列，旷日弥年，不得召见，每就列位，屏气鞠躬，不敢仰视，又安暇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