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的森林-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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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不是生的对立，而是它的一部分。
将它替换成文字就显得俗气多了，但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我所感受到的并不是文字，而是一种空气的凝块。死，它存在于文镇里面，存在于撞球台上面四个并排的红、白色球里。我们一边慢慢地将它吸进肺里，像是吸细小的灰尘一般，一边过活。
在那之前，我将死看成是一种和生完全迥异的东西。死，就是“总有一天，死会紧紧的箍住我们。但是反过来说，在死箍住我们之前，我们是不会被死箍住的”。我一直觉得这是最合乎逻辑的思考方式。生在这头，死在那头。而我是在这头，不是那头。
然而自从木漉自杀的那个晚上开始，我无法再把死（还有生）看得那么单纯了。死已不再是生的对立。死早已存在于我的体内，任你一再努力，你还是无法忘掉的。因为在五月的那个夜里箍住木漉的死，也同时箍住了我。
我就这样一面感受那空气的凝块，一面度过我十八岁那年的春天。但同时，我也努力不让自己变得深刻。我渐渐能意会到，深刻并不等于接近事实。不过，左思右想，死仍旧是一种深刻的事实。我便在这几乎令人窒息的矛盾中，来回地兜着圈子。如今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奇妙的日子。在生的正中央，一切事物都以死为中心，不停地旋转着。
第三章 黑暗中的裸体
重逢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六，直子果然打了电话过来。隔天我们便又约会了。应该可以说是约会吧？我想不出其他更适当的字眼。
和上回一样，我们在街上踱步，偶尔随意走进一家店里喝咖啡，之后又继续踱步，等到吃过晚饭后便互道再见。她还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但她似乎并不很在乎，我也就不怎么留意去听话、回话了。高与起来，我会谈谈彼此的生活或学校的事，但尽是些片断的话，没什么关联性。我们绝口不提过去。我们只不停地踱着步。幸亏东京还不算小，不管怎么走总是没有尽头。
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碰面，每个星期都这么踱着。她走在前头，我紧跟在后面。直子有各种不同形状的发夹，她总是夹住右边的头发，露出右耳。由于当时我始终是盯着她的背影走路，所以唯独这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腆时，直子常会动手去拨弄发夹，或是拿手帕揩嘴。当她想说话时，她也会拿手帕揩嘴。看着看着，我渐渐对直子有了好感。
当时她正在念武藏野的一所女子大学，这所大学以英语教育闻名，规模虽小，却整然有序。在她的住处附近，有一溪清流，我们时常在那儿散步。直子偶尔也会请我到她家里吃饭，虽说是孤男寡女的，但她似乎并不在意。屋里的摆设相当清爽，没有丝毫赘物。若不是窗边晾着长袜子，你绝料不到这是女孩子的房间。她的日子过得十分简单、质，仿佛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来往。这种生活态度和高中时代的她简直差得太远了。记忆中，她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身边也总是围绕着一大群朋友。看过她的房间之后，我知道她或许也和我一样，想离家到另一块陌生的土地去上大学，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
“我选这个学校念，是因为在这里绝不会碰上从前的同学。”直子笑着说。
“所以才选的。他们全到更派头的学校去了。你懂吗？”
而我和直子间的关系也渐渐地有了进步。我们彼此越来越能适应对方。当暑假结束，开学之后，直子便自然而然地、仿佛理所当然似的开始和我并肩走路了。我想直子大概已经把我看作她的朋友了。能和这么一个美丽的女孩走在一块儿，也让人觉得怪舒服的。碰面时，我们便漫无目的地在东京街头逛。上坡、过河、穿过铁道、四处闲逛。随想随走，没有任何目的地。只是不停地踱步。下雨便撑着伞走。
秋天一到，宿舍的院子里满地尽是榉木的落叶。穿上毛衣，还真有些换季的味道。因为穿坏了一双鞋子，我便又买了一双鞣皮的鞋子穿。
那时候我们究竟都聊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想来大概没谈过什么要紧的话罢！但一如以往，我们绝口不提过去。我们几乎完全不提木漉这个名字。我们的话仍旧不多，两人也习惯了在咖啡店中相对无语。
直子爱听“突击队”的笑话，我便时常说给她听。有一回，“突击队”和他班上的一位女同学（当然也是地理系的学生）约会，到了傍晚，他无津打采地回来。
这是六月的事情了。他问我：“喂……喂！渡边，你都和女……女孩聊些什么呀？”我记不得当时是怎么回答，总之，他根本就问错对象了。
到了七月，居然有人趁他不在时，将阿姆斯特丹运河的照片撕下，换上旧金山金门大桥的照片。只为了想知道他是不是可以一边盯着金门大桥，一边手滢，如此而已。我告诉他们说他还是弄得很舒服，于是有人又将它换成了冰山的照片。每换一次，“突击队”就困惑得不得了。
“究竟是谁干的好……好事？”他问道。
“不知道。唉！管他的。这些照片都很好看呀！不管是谁干的，都算不上什么坏事嘛！”我安慰他。
“话是不错，可是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呀！”他说。
每当我说起“突击队”，直子就笑个不停。由于直子很少笑，我便常说些“突击队”的事引她发笑，不过老实说，把他当作笑话来说，实在让人不怎么愉快。因为他不过是一个不算富裕的家庭中的三男。一个过于严肃的小孩而已。而这个小孩的平凡人生中的一个小小的梦，不过就是做地图而已。又有谁能拿它当笑话来讲？
话虽如此，但“突击队”的笑话早已成了宿舍的固定笑料之一，事到如今就算我想收回也收不回来了。再说，我也十分乐意见到直子能开怀她笑。因此，我还是继续把“突击队”的笑话说给大家听。
只有一回，直子曾问过我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子。我便对她说了从前交往过的女孩的事。我告诉她，对方是个好女孩，自己也很喜欢和她作爱，现在也时常会想起她，但不知为什么就是不曾动过情。我说自己心中仿佛有个硬壳，极少有人能打破它、闯进来，所以也无法顺顺当当地谈恋爱。
“你从来不曾爱过人吗？”直子问道。
“是呀！”我答道。
她便只问到这儿为止。
秋天一过，街上呼呼地吹起寒风。走在路上，直子偶而便会偎在我身上。透过厚厚的粗呢外套，我依稀能感受到她的气息。她有时勾住我的手，有时则把手放进我的外套口袋中，真冷的时候，她会紧紧地搂着我发抖。不过，事实上便仅止于此。她的这些动作并没有其他的意味。我则常常是把两手插进外套的口袋中，和往常一样地踱步。由于我和直子两人穿的都是胶鞋，走起路来几乎一点声音也没有。
不过，在踏着悬叶掉得满地的路上走时，总会发出蟋蟋嗦嗦的声音。一听见这种声音，我就觉得直子很教人同情。她所要的并不是我的臂膀，而是某个人的。她所要的也不是我的体温，而是某个人的。我觉着有些愧疚，为什么自己要是自己。
到了浓冬，她的眼睛仿佛比从前更透明了。那是一种教人无处藏躲的透明。常常，直子仿佛探索些什么似的凝视着我的眼时，我会觉得又寂寞又难受，一种古怪的心情。
我想，她大约是想要向我表达某种感觉罢，因为直子无法用言语将它顺畅地表达出来，不！在尚未转换成言语之前，她仍不能在津神上掌握它。所以便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了。她时常拨弄发夹，用手帕抹嘴、或没来由地凝视着我。我也常想，倘若可能的话，希望能够抱一抱直子，但总是犹豫了半天便作罢了。因为也许直子会因而受到伤害也未可知。因此我们仍照旧在东京街头闲荡，而直子也照旧在虚无飘渺中寻找适当的措词。每当直子打电话来，或是星期天早上出去约会，宿舍那伙人便老是嘲笑我。理所当然地，大伙儿都以为我交了女朋友了。我既没有说明，也觉得无此必要，只得由他们去了，可是傍晚一回去，一定有人会问一些无聊的问题，好比说：你们采什么姿势啦、她的可不可爱啦、她穿什么颜色的内裤等等，我总是随便搪塞两句就过去了。
如此这般，我从十八到十九。眼看着日升日落、旗升旗降。星期天一到，就和过世的朋友的恋人约会。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将来想做什么。在学校里我是读过克罗德（译注：PaulClaudel，一八六八一九五五年，法国诗人、剧作家）、拉辛（译注：一六三九一六九九年，法国剧作诗人）还有艾杰休亭（译注：一八九八一九四八年，俄国电影导演、电影理论家）等人的作品，但那些东西却丝毫无法打动我。而我在班上既未曾交上一个朋友，和宿舍那伙人也不过是泛泛之交罢了。再加上我总是一个人静静地看书，他们全以为我想当个作家。
其实我并不特别想当作家，我什么也不想当。
好几次，我都想把这种想法告诉直子，我总觉得她对我的想法应该能有某种程度的理解才是。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着实有些诡异，仿佛被她传染了不知如何措词的毛病一样。
一到星期六晚上，我便坐在有电话的大厅椅子上等直子的电话。星期六晚上大伙儿几乎全出去玩了，大厅里比平日鲜有人走动，显得冷冷清清。我总是一边盯着飘浮在这静谧的空间里闪闪发光的光粒子，一边努力试着探索自己。我究竟在追求些什么？而人们究竟希望我给他们什么？但我始终找不到一个像样的答案。我对着飘浮在空中的光粒子伸出手去，却什么也碰不到。
我经常看书，但不是那种看了很多书的蛀书虫，我只是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书多看几遍而已。当时我喜欢的作家有：卡波特（译注：TrumanCapote，一九二四一九八四年，美国小说家）、阿普戴克（译注：JohnUpdike，一九三二年生，美国小说家）、费杰罗（译注：ScottFitzgerald，一八九六一九四Ο年，美国小说家）和钱德勒（译注：RaymondChandler，一八八八一九五九年，美国侦探小说家）等人，可是在班上或宿舍里，我却不曾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他们喜欢看的是高桥和巳、大江健三郎和三岛由纪夫的作品，或是一些现代法国作家的小说。和他们既然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我便只得一个人默默地看我的书了。我反覆地看，有时便闭上眼睛，嗅嗅书的香气。只要嗅到香气，碰到书，我就觉得自己非常幸福。
十八岁那年，我最喜欢的书是阿普戴克的“半人半马的怪物”。但读过几次之后，渐渐地觉得乏味起来，后来这个位子便给费杰罗的“华丽的盖兹比”占走了。
而“华丽的盖兹比”在那之后便一直高踞不下。心情好的时候，我会使书架上怞出“华丽的盖兹比”，随手翻开一页就读他一阵，可就从来不曾失望过。书里没有一页是乏味的。我当时觉得这书实在好极了，便想要将它的好告诉大家。可惜我身边就是没有一个人看过这本书，就连想看的人都没有。因为时值一九六八年，在当时你若读史考特、费杰罗的作品，即使还不算是反动行为，也绝不会受到鼓励。
那时，我身边只有一个人看过“华丽的盖兹比”，我之所以和他熟稔起来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姓永泽，是东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比我高两届。我们住在同一栋宿舍里，本来只是点头之交而已。有一天我在餐厅的向阳处一边晒太阳，一边看“华丽的盖兹比”时，他突然在我身旁坐了下来，问我在看什么。我说是“华丽的盖兹比”。他又接着问好不好看。我说我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每次重看便觉得越来越好看。
“看过三次『华丽的盖兹比』的人应该就可以和我作朋友了。”他喃喃说道。而后我们就成了朋友，那是十月的事。
永泽这个男人，你越是了解他，就越是觉得怪。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我曾和许许多多的怪人初遇、熟识，或是错身而过，却从未见过一个比他更怪的。他是个我万万赶不上的蛀书虫，但原则上他只读那些死后满三十年以上的作家的作品。“我只能信任那类的书。”他说。
“倒不是说我不信任现代文学。我只是不想浪费宝贵的时间，去读那些尚未经过岁月洗礼的东西。人生苦短哪！”
“你喜欢哪些作家呢？”我问道。
“巴尔札克、但丁、约瑟夫。康拉德、狄更斯。”他立刻答道。
“都不是现代作家嘛！”
“所以我才读呀！如果你和别人读一样的东西，你的想法就只能和别人一样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