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全记录第一卷－和战之间-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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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线之外，那便是战争。”
周恩来又补充说：“恢复交通之目的在避兔内战，而避免内战之惟一途径即是停止进兵。”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代表只得表示，同意停止进占，但不同意停止进兵。他们还要求周、王提出恢复交通，避免冲突问题提出书面提案。
周恩来答应，此事须待请示延安后再作答复。
商谈中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重划受降区问题。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即下令将全国划分为14个受降区，却一个不给已有超过百万兵力的中共抗日武装，太不公平，中国共产党当然不会答应。所以中共中央一直强烈要求重新划分受降区。只有公正、公平地重划受降区域，才能消除内战。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也多次提出过这一要求，但蒋介石方面就是不答应。《双十协定》第12条对这一问题写得也很含糊。协定记载：关于受降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这样的措词，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国民党也根本不给中共以参加受降工作的权利。于是，在《双十协定》之后的商谈中，周恩来、王若飞不能不再次提出要求。而国民党对此除再度拒绝外，根本不愿再谈。其结果是关于中共参加受降问题的商谈没有丝毫进展。
第三个问题是承认解放区。该问题难度较前更大，解决的希望更加渺茫。
还在毛泽东等赴重庆会谈期间，是否承认解放区或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就是国共双方争执的焦点之一。最后讨论情况写进了《双十协定》，但问题并未解决。《双十协定》第10条写道：“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
接下去，就是一大段记述，叙述了中共方面就此问题的方案和蒋方的答复。中共先后提出了四种解决方案，但国民党方面答复仅一句话：这些方案有碍于中央政令的统一，故不能同意。
谈来谈去，双方惟一达成的协议之点，是同意继续商谈下去。
在10月22日的商谈中，中共曾多次强烈地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主政权。王若飞说：关于解放区问题，我主张现在解放区的村、乡、县行政区，各级政府机构人员皆由民选产生，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承认加委。各边区政府（包括冀、热、察、鲁四省）维持现状，俟宪政实施后，再行依法改选。
与以前的方案相比，中共又作了很大的让步，暂时放弃了对承认边区和省一级政府的要求，提出先解决县以下民选政府的加委。对于此点，原重庆最高级别谈判中国民党方面曾表示可以考虑的，但是，这次商谈时，连这一点也收回了允诺，并拒绝了中共的方案，由此堵死了就解放区问题进行继续商谈的大门，这是蒋介石的一个阴谋。对此，周恩来和王若飞费尽口舌，据理力争，但国民党方面则死不松口。后来，周恩来在延安对这次谈判作了回顾，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回来后，我与若飞同志还同国民党谈了一个来月。我们用各种方法想使他们承认，但他们还是不承认，中心就是他们不愿中国人民得到一个民主的根据地。中国这样大的国家，革命不可能是平衡前进，中国的革命就是这样的走出来，起起伏伏，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发展。所以对中国人民来说，根据地什么都重要。武装固然重要，但武装毕竟是保持根据地的工具，武装脱离了根据地就无法生存。”蒋看清了这点，他也特别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他无论如何不承认。“
关于解放区问题，实际上成为了国共谈判中一个最为要害的问题。这不仅是导致两次重庆谈判流产的主要问题，也是导致国共两党最终破裂的基本因素。
为打开商谈的僵局，10月26日，中共代表草拟了一个书面提案。这个提案指出：（一）为坚决避免内战，迅速恢复交通起见，应停止进兵。进攻、进占；停止利用敌伪；在八条铁路线（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北段、渤海东段、津浦、胶济、北宁线段）上双方均不驻兵；政府方面如需向平津、青岛运兵，须经过相商。
（二）军事小组只能在上述问题之原则决定后，方能拟具办法，否则无权解决此事。
（三）如万一问题不能商得协议，中共方面不反对先开政治协商会议，但开会时，必须先行解决避免内战、恢复交通问题。
（四）在回延安前须向政府问明关于国民大会的意见。
之后，周恩来、王若飞将上述书面提案报告了延安。10月29日，中共中央复电周、王，同意所提提案。同时指示周恩来、王若飞：要国民党立即撤退各地区进攻我军之部队；政府不得委派人员；向各界说明，蒋介石已经发动了大规模内战《双十协定》成了废纸；蒋介石急于召开政协会议，在于让各方承认旧国大代表有效及筹备登极大典；蒋之所谓和平是骗人的。
10月30日、11月1 日、2 日，周恩来、王若飞先后三次约见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将上述书面方案给他们，并同他们就中共提出的4 点主张进行商谈。然而，国民党方面并无松动，故这3 天的谈判仍无进展。
此间，11月2 日，刘伯承在平汉线作战缴获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大批文件。这些文件被送到了延安，毛泽东看后十分义愤：蒋介石太阴险了。11月5 日，毛泽东致电重庆周恩来和王若飞，告知：邯郸战役缴获大批国民党文件、证明政府有全盘反共内战计划。请你们考虑，可否借此转弯，采取强硬态度，不要撤销原提四点，只说政府一面谈判，一面大举进攻，现并大举调兵，所谈尽是欺骗，我们不能信任；如欲取信，必须立即解决受降、伪军、自治三大问题。
11月7 日，周恩来、王若飞致电延安，提出了中共中央南方局贯彻中央门月5 日电示的意见。电报说：拟要求国民党政府负责向其所属部队命令，实行下列四事：（一）全面停战；（二）从解放区撤退；（三）从八条铁路线撤退；（四）取消各地“剿匪”命令，保证以后不再进攻。国方如不接受，我可以发表蒋之申筠元电、胡宗南养电，及我们的紧急提议，以明责任。这样既转了弯，且操主动，而对国内外宣传，也被我们抓着题目了。这是第一步。过两天，我们再提第二步全面解决问题，即：停战、撤兵、受降、解伪、驻兵、自治、交通等问题。
从周恩来、王若飞给中共中央的这个电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周、王在对蒋方谈判中的有理、有利、有节的谈判艺术。同时，毛泽东再电周恩来、王若飞，指出：目前的谈判，国民党方面全为缓兵之计，并无诚意解决问题，他们的一切布置，均在消灭共产党。赞成有方向的建议，加强宣传攻势，以“哀者”的态度出现，以利团结中间派。不要剑拔弩张，而要仁至义尽。我们对谈判的方针是在不束缚手足的条件下，可以保留伸缩余地。
第六章初次踏上黑土地
20．“经营东北”，刘少奇部署“分散”之策
彭真等是东北局最早进入黑土地的高级干部，然而，一到东北就发现情况并不乐观。作为中共第一代老党员，并具有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的彭真在抵达沈阳后立即召开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第一次会议。出席这一会议的有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李运昌、朱其文、段苏权等。在这次会议上彭真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全力争取东北”的指示，要大家放手接管城市，收集武器资材，猛烈扩大部队，建立人民政权。
彭真还对时局作了估计，他认为中共中央为了争取东北发动了津浦路中段战役和平汉战役等作战，牵制了全国抢夺抗战成果的国民党军，因此国民党短期内进不了关东。这正是东北发展的大好时机。遗憾的是东北局自己手里可掌握的兵力太少，除了李运昌、曾克林的冀热辽部队和周保中的少量抗联干部外，大批各解放区的部队和干部刚刚上路。面对重重困难，彭真等决心很大，一定要在短时间里开创新局面。
而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与“友人”取得协同是首要任务。彭真在伍修权陪同下首先拜访了苏联红军驻沈阳的指挥官。起初，苏军态度客气，甚至还将沈阳附近的一个储存有10万支枪的军火仓库告知彭真，并说可以移交八路军。但是随着调查的深人，我方发现东北的实际情况与原先所掌握的情况相差甚远。为此，彭真在9 月21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文日：（一）曾克林部原1500，现已发展到3。7 万，轻重机枪400 及相当数量的子弹。
（二）现在我看守下的较可靠的军械库只有七五山炮11门，迫击炮70门，六五子弹55万发，曾在延报告数不确。
（三）沈阳兵工厂仍在苏军看守下，传有步枪60万支，大炮6000门不确。究有多少正调查中。
（四）绥中飞机已被苏军搬走，沈阳南机场确有27架双引擎日本烂飞机，及十余个大零件库。但修理不可能。沈阳西机场有单引擎完整的战斗机70，但无点滴汽油，目前对我全无作用。备用运输车交涉尚无结果。
（五）已获得许多帮助，将来能否取得大批武器，还是个谜。
（六）在大城市如沈阳我受有相当限制，但仍有相当便利。在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基本上我们可以放手干。
东北工作是中共中央最为关注的工作之一。最初，中共中央和刘少奇的计划是独占东北。刘少奇曾设想在苏联的帮助下，在冀热辽地区屯集重兵，堵塞国民党军队从陆路进入东北的通道；在东面控制渤海湾一段，阻止国民党军从海上登陆，进而控制整个东北。但苏联的帮助因受外交条约限制而不能做到，国民党在美国直接帮助下，却大大加快了运兵到东北的速度。如此，刘少奇认为原有的“独占”设想难以实现。中共中央对于彭真的报告及时作了答复。9 月24日，中共中央电示如下：（一）目前对于你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迅速组织和接引山东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
（二）较集中的武装，应布置在靠近热河、外蒙。苏联、朝鲜的地区，以便生存发展和保持多量武器，尤其是重武器。（三）沈阳及其他城市的武器资料，应向乡村及热河运出。
这份电报是刘少奇起草的，刘少奇在这份电报中说出了关于分散的一些考虑。
9 月28日，刘少奇根据变化着的情况，主持修改独占东北的计划。提出：“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10月2 日，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部署上的改变，刘少奇再次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指示东北局：“军委前有一满洲军事部署电告你们，你们有何意见。这个部署的精神不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满洲门口，抵住蒋介石，而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背靠苏。蒙、朝鲜边境，以便立稳脚跟之后，再争取大城要道。而目前在大城要道除找取物资兵员外，主要是发动群众，进行民主运动。望你们注意这一方针，不使紊乱。”
这便是中共中央为东北局制定的最初的“分散”发展的方针。
当时，有些人对中共的这一部署不以为然。“彼认为满洲北部不成问题，主张我将主力布置在山海关15万人，沈阳为中心10万人，批评我未脱离游击战争概念（系指将主力布置在靠近苏蒙边境事）”。这种看法在东北党内也产生某些影响。10月9 日，刘少奇再电东北局，指出：“山东部队已大批运入东北，望即成立东满指挥机关，负责迅速开辟东满工作。部队必须迅速摆开分散，每县一连一排，迅速发展扩大，收编改造伪军伪警，在目前决不应集中部署，不要怕人家讥笑我未脱离游击概念，因我无飞机大炮，游击概念决不能脱离，否则将遭灭亡。在将来适当时机，部队即须集中整训和作战，但这是下一时期要做的。只有在目前高度分散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将来作战即使采取抵住蒋军进入东北方针，山海关至锦州一线以及沿海地带亦完全可能被蒋军占领，我不能在沿海到处抵住蒋军，我只有吸引蒋军深入内地一二百里之后，才能进行主力决战歼灭之，不可作到处防御的想法。”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分散”的指示，东北局认真地进行了一系列“分散”的布置。他们坚信抓军事建设在战争年代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