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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晚清七十年-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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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也就随之而来。以此为基础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宇宙观,也就囊括了世界。凡与这一宇宙观抵触的一切事事物物,不是「野蛮」(barbarian),就是「异端」(heresy或paganism)。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在这场疾风暴雨之下,这个地球就是「欧洲扩张主义」(European expansionism)的天下了。
也就在这场疾风暴雨之下,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英国的鸦片毒贩所冲开。那宗老弱无力而昏聩自大的「汉族中心主义」,就和来势汹汹而新兴的「欧洲中心主义」短兵相接了。
向「欧洲中心主义」逐步让位
众所周知的,中西文化一经接触,我们那经历两千年无劲敌的「汉族中心主义」就被摧枯拉朽了。因此一八四二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的不断让位史。——也就是由传统中国的社会模式,向现代欧洲的社会模式让位的「转型史」。
有许多现代史家,为顾全我民族的尊严(其实只是面子),乃把这段历史美其名曰「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其实「五四」以前的中国现代化运动与西化运动本是一个铜元的两面。「西化」就是「现代化」啊!
在这历时八十年的「西化」过程中,我们首先向西方让位的是以「船炮」开始的科技西化。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六)所说的「师夷之长技」之谓也。在这项科技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得最起劲,工作最有成绩,失败也最惨的,要算是李鸿章(一八二二~一九〇一)和他的「北洋海军」了。
可是纵在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一八九四)之前,通洋务、有学识、有眼光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看出科技现代化而没有政治现代化相配合是徒劳无功的。这群人中之佼佼者,要算是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和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了。但是张之洞毕竟是个做事谨慎而畏首畏尾的老官僚。他虽早已看出「西艺(科技)非要、西政为要」,他却不愿挺身而出,大力谋求政治改革。可是比张小二十一岁的康有为远在一八八八年就不顾一切,直接向皇帝写信,呼吁变法改制了。
早年的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虽然也是个改良派(reformist),但是早在戊戌变法前四年(一八九四),他就已经看出旧瓶不能装新酒。要搞政治改革,就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推翻满清专制,彻头彻尾,重新来过。
在清末这三位政改专家是一个比一个激烈的;一个比一个彻底的。也可说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让步,愈让愈多。到孙中山名下,简直就变成政治制度全盘西化,彻底转型了。
但是他们三位先哲却拖着一条共同的尾巴——他们都不愿和这个古老的「汉族中心主义」一刀两断;而偏要婆婆妈妈地来个藕断丝连。
张之洞搞的是「中学为体」,不必谈了。康有为鼓吹的分明是个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他却偏要搬出传统的「今文经学」作陪衬,以表示他所致力的「变法改制」,是「为往圣继绝学」,不是以夷变夏。
孙中山本是领导我们搞政治全盘西化的华盛顿,但是他老来也偏要自认是「承继文武周公的道统」。什么是文武周公的道统呢?三纲五常?君臣父子?男尊女卑?贵贱有别?士农工商?子分嫡庶?婚有妻妾?这样承继下去,哪还有什么「民国」呢?
凡此并不是表示我们老一辈的思想家的「思想」不彻底。天下并没有什么「彻底的思想家」;甚至没个一思便不再思的思想家。尤其是政治思想家,他们都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发言人。在上述三位老辈的时代里,我们的社会,我们「汉族中心主义」的宇宙观,对西方模式的让步还没有让到最后阶段。衰势文化对优势文化的让步,原是步步为营的,能不让就不让。它不被逼到山穷水尽、渣滓全销、无懈可击之时,它这个「对立面」只有被摧枯拉朽的份儿。它是作不出有效的反弹的。
「对立」、「统一」和「阶段性」
且套用一句黑格尔和恩格斯辩证法上的术语,一个「正」(统一,thesis)向一个「反」(对立面,antithesis)加压力,这个「反」只有到无懈可击之时,它才能发出有效的反弹,与「正」重行组合以产生一个「新的统一」(合,synthesis)来。
再举个最具体的例子。在清末提倡西学最为激进的思想家康有为,他本人便有妻妾六人。有妻有妾在「汉族中心主义」和孔孟道统之中,都是名正言顺的。但是在一个优势文化的「欧洲中心主义」挑战之下,这位新人物就是个行同禽兽的异端和蛮族了。孙中山后来便在这项西俗挑战之下让步到底。也只有让步到底,我们今日才能向爱滋横行的西方社会,在性道德和婚姻制度上,作出有效的反弹,而再来个东风压倒西风。——此是后话。
所以过去一百五十年我国的社会转型运动——不管你叫它「西化」也好,「现代化」也好——它都显示出清晰的「阶段性」,它从科技改革开始,进步到政治体制的改制;再从君主立宪的构想,通过「辛亥革命」落实到议会政府的实习。每一阶段都有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进步(也可说是对「欧洲中心主义」作更多更大的让步)。当然也有表面上或大或小的逆流,使人感觉到「民国不如大清」。
不过这些十年一变的小阶段都是过渡性的。既然是过渡性的,没有永恒或较长时期存在的属性,则每一阶段的发展就必然以失败结束。这也就说明了近一百五十年来,我国出了无数个「失败英雄」的基本原因。但是这种带有明显阶段性和进步性的失败,也正是成为引发和推动次一阶段发展的基因。如此生生不息,一阶段一阶段地向前推移。穷则变、变则通,终于推入其「最后阶段」,百川汇海,发展出一个百年,甚或千年不变的「定型」来。只有在那个「虽百世可知也」的「定型」形成以后,中国文明才能恢复它已失去的「优势」;才能有效地向现有的西方文明作「反弹」,而推动全人类的历史进入其「超西方时代」(The Post Western Era)。
笔者作此妄语,是否是「国学大师」式的自豪自信,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之最哉?非也。只是我们东方社会这次「转型」己转了一百五十年。一百五十年的经验已替我们累积足够的数据(data)。就根据既有的数据,把「过去」看清楚,一个社会科学家不需有太多的「数学矩阵分析」(mathematic matrical analysis)的训练,也可据以推算「未来」,用不着像陈抟(?~九八九)、邵雍(一〇一一~一〇七七)那样去寻找超自然的象数了。
从全盘西化到如何西化
要言之,我国近一百五十年的「西化」(现代化)过程里,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应该是个分水岭。五四之前我们的现代化运动的重点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被迫让位的问题。迨「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我们这个「让位」过程已在文化上一让到底——是所谓「打倒孔家店」也;是所谓「全盘西化」也。所以五四之后,已经不是应否西化的问题,而是如何西化和选择那样西化的问题了。「新文化运动」原是个「启蒙运动」,则继之而来的便是「启蒙后」的问题了。
「全盘西化」之初次提出是惊世骇俗、全国哗然的,但是它也是势如破竹,当者披靡。读者今日可能尚有不服的。但是阁下与我都不妨对镜自窥,你我除掉黑眼球、黄皮肤之外,我们上自网球帽,分装发;下及洋袜、皮鞋,我们身上还有哪一点没有「西化」?西化原是个生活方式。试问我们自早晨起床,刷牙漱口,上班上学,到晚上看电视、穿睡衣上床;除掉拿筷子吃饭之外,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还剩下几两?西化是个价值观念,是一种文化心态和教育内涵。读者试思,我们从九年国教到四年大学,我们学了一身本领,有几项本领是来自传统国故?有几项不是来自西方?我们连中国语文的教学,都彻底西化了。
朋友,吾日三省吾身——我们的生活和思想,至今还有几项没有西化?呜呼哀哉,我们都早已「全盘西化」了。只是其来者渐,我们都不知不觉罢了——这种全盘西化的过程,只是五四以后的一代,才心服口服的啊!但是站在五四这个分水岭上,左手承先、右手启后来推动这项全盘西化的「启蒙大师」,我们就不能不公推胡适为首了。
胡适的两大「突破」
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这一阶段中的贡献,盖可归纳之为两大「突破」:
第一,他突破了孔孟和儒家在「汉族中心主义」中所制造的瓶颈,而使「独崇儒术」恢复到先秦时代,群经与诸子平等的地位。这也就是把董仲舒以后,二千年来「被扭转的历史再扭转过来」。是一种文艺复古、文艺复原的文化运动。须知欧洲「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原义就是文艺冲开中世纪教会所制造的枷锁,而复希腊罗马之古啊!不破不立。现代的欧洲文明之崛起,「文艺复兴」实在是第一炮。胡适所领导的「中国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高唱「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在现代中国所发生的作用,也正是如此。
第二,胡适更进而突破了「汉族中心主义」这项自我束缚的民族文化的瓶颈,而代之以「欧洲中心主义」的宇宙观。要中国民族文化的领导地位干脆让给洋人,以夷变夏。这是一桩放开小我,提高理智,极其大胆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也是那原先发自十八世纪巴黎的欧洲启蒙运动之延续。欧洲的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末期,科学知识大跃进的结果。在新兴的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和人类学)光彩照耀之下,那原先的「造物主」(Creator)上帝的权威,整个动摇了。
可是上帝是今日所谓「西方文明」的总根;是白种民族安身立命不可一日或缺的精神源泉。上帝一旦不见了,则整个社会都要惶惶如丧家之狗,如何得了呢?所以他们在十八世纪这个所谓「理智时代」(The Age of Reason),要把上帝、大自然和人类文明中新近才被解放出来的「理智」(reason)作个适当的安排。三造和平共存,相安无事,一个史无前例、光彩辉煌的近代西方文明,就在历史上出现了。
胡适所领导的中国启蒙运动,也正是如此。它不是受科学发展的影响,而是受西方优势文明挑战的结果。在占绝对优势的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那至高无上的孔老夫子的权威,也整个动摇了。
孔二先生那个孔家老店,搞垄断贸易,已搞了两千多年,把我们消费者压惨了,所以胡适要率领红卫兵「打倒孔家店」。朋友,你纵使是国学大师,你说孔家店不该打倒?你纵是神学大师,在新兴的「进化论」的科学论证之前,你还要坚持「人是上帝造的」?
不破不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把孔家店打个稀巴烂,新的思想便无法生根。新的西方学理,就引不进来。
「胡老师,本位文化真的就一无是处?」他的不疑处有疑的学生不免要怀疑一下。
「哪个民族,能丢得掉他们的本位文化?」
真的,十八世纪的欧洲丢不掉「上帝」;二十世纪的中国能丢掉孔子?把孔家老店要不顾一切彻底的破坏掉?孙中山不也说过「破坏难于建设」吗?打倒孔家店,只是个反托拉斯的运动,并不是要毁灭孔子。
果然,旧文化、旧思想,落荒而去。
新文化、新思想,就随着新的文化传播工具(语体文)排山倒海而来!
去岁余访沈阳「帅府」,见壁上斗大金字,歌颂张少帅是「千古功臣」。这就是《汉书》上所说的「曲突徙薪者无恩泽;焦头烂额者为上客」的标准例子了。焦头烂额的张学良,怎能比得上曲突徒薪的胡适之呢?
若论共产主义在中国之兴起,「千古功臣」应该是毛泽东的老师胡适之啊!
水清无大鱼
可是胡适对他自己在文化发展上所作出的成绩,和历史发展中所负的责任,却一辈子也未弄清楚。他一会儿西化,一会儿现代化,一会儿又是世界化。说了数十年,说得不知所云。
记得四十年前,余尝把大陆上批胡之作,一篇篇地携往胡氏公寓,灯下与老师共读之,其乐融融。那些批胡之作虽多半都是「打差文章」,但亦不乏真知灼见的杰作。那时我尚年轻,遇有可诵者,我即以老师不牵鼻子之矛,以攻老师被牵鼻子之盾,和他认真辩难。适之先生为笔者所亲炙的最有容忍风度的前辈。但是他也是一位有七情六欲的老先生;我们师徒所见亦每有不同,而我学习的态度又十分认真——不被说服,即不愿苟同。所以有时老师也有几分恼火。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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